在专门问题上对国事的主张

这个主要涉及以下3个方面：一是呼吁各党派合作,谋求解决国共之争；二是建议改进政治制度；三是设想国家统一与和平建国之方法。

（1）在呼吁政党合作方面：章伯钧《立即召开政治会议》（第3期）主张召开国事协议会,以民主统一为原则,谋政治之解决。钱端升《论中国政治的前途》（第5期）提出打开政治僵局的两点主张,即反动派参加政权,建立联合政府式的政权、组织政治解决委员会。沈若谷《我们为什么主张联合政府》（第14期）指出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都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因为这是解决一党专政最妥当的办法。文章认为“只有联合政府才能团结全国一切政治力量,团结全国人民,保障国内的和平和统一,只有联合政府才能实行为人民所需要的民主政策,并且筹备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确立民主的宪法而永奠民主新中国之基。”[17]

（2）在改进政治制度方面：秦柳方《当前农村民治问题》（第4期）主张为了实现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的改善,应实施农村民治改革,废除保甲制度,给予农民身体、言论、信仰及结社自由,建立直接普选的基层政治,推动农民自由建立各种职业性团体,在经济上实行田赋统一累进征收、二五减租和低利贷款制度[18]。黄道庸《现行地方民选制度平议》（第10期）建议政府在推行地方民选要以确能给人民以组织自由,批评自由与选择政府的自由为前提[19]。第32期何思敬《中国要责任政府制》就为什么中国要实行责任政府制做出了回答,认为责任政府制最符合中国在一党专政下的国情。实施这一制度是为了将集中在一个“党”手里的权力交给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各党派和无党派联合政权,是为了有一个向人民和议会完全负责的政府来保障民主国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20]。香汀《论地方自治》提出要在地方上从县到省允许人民有真正的自治权。第18期张絅伯《政协决议是中国的大宪章》反对国民大会的召开,要求落实政协决议,由包括中共、民主党派在内的各党派和社会进步人士共同起草和制定宪法。第20期陆怡《保甲制度要不得》主张为了建设民主的新中国,落后的封建保甲制度必须废除。

（3）在倡导和平统一方面：邓初民《对于今天时局的认识》（第10期）指出在内战仍在进行的时局下,就是要履行在国共商谈纪要双方已经签字同意的条款,即应该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彻底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的平等合法等。总之,一切问题都须用政治方法,和平方法解决,其根本原则是尊重人民意见,用民主方式解决[21]。第11期章伯钧《关于和平建国方案》对和平建国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和平建国可以分3步走。首先是要清除和平的障碍,停止内战,订立全国停战协定,确立民主施政纲领；其次,为有真正之和平统一,要由政协会议确立改组政府之具体步骤,以为正本清源之计；之后,在政协决议基础上建立全国裁军会议,逐渐走上军队国家化的途径,并建立“国家建设计划总会”等国家建设机构[22]。第13期梁漱溟《中国统一在何处求？》指出：“中国的统一必于团结求之,团结必于确定国是国策,发动建国运动中求之。”[23]第42期方非《民主的中国与和平的中国》认为民主求之于和平,没有和平的中国便没有民主的中国,民主的中国求之于和平的方式来争取,求之于政治上的议会斗争而非军事上的战争[24]。第2年第4期刘移山《辟无条件和平》对社会名流学者主张的无条件和平主张进行了批评,认为国民党好战分子进行内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为了要巩固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反动统治。如果一味为了和平退让,只会让好战分子得寸进尺,只有更加加强了好战分子对武力的信心。其指出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暂时的妥协的和平,只能造成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25]主张要求和平必须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那就是要能够使中国对外取得民族独立对内取得民主自由,即必须坚持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协定和坚持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第2年第6期邓初民《争取全面的和平只有走政协的路》提出了相似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