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政策会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因此政府将其作为贸易政策制定的目标。不管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还是最佳关税理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亦或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存在条件下的新贸易理论，其根本目标都是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其特征是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最大化、均衡、稳定偏好等数学工具，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以及通过制度外生、“经济人”、完全信息等一系列严格假定把复杂的人类经济活动抽象和概括为现有资源约束下的求极值问题，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完美的形式和严谨的结构为贸易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和理论工具的基础，成为能够在黑板上自由演绎的“黑板经济学”。众多主流经济学家在新古典框架内积极探索，收获颇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贸易理论和实践的认识。
但是主流理论在解释贸易政策形成存在先天的缺陷。一方面，贸易政策不可能按照符合理想的经济运行规律来制定。仅仅从经济本原性得出的贸易政策在实际中存在目标与效果的背离，贸易政策的成功实现需要严格的条件。Staiger和Tabellini模型(1987)[11]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对于一国政府来说是次优选择和动态不一致的。除非劳动力的流动是没有成本的，且收入分配最初是平均的，否则最优和动态一致[12]的贸易政策将完全抵消价格变动的关税或补贴措施。而且实现帕累托最优效率的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基于严格的假设条件:贸易政策决策的全民公决制，决策的多数同意原则，只对唯一的政策进行投票，信息完全，没有投票成本，无收入再分配成本，生产要素的存量一定且在部门间自由流动，社会中个人的偏好完全相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规模收益不变。[13]主流经济学排除了经济之外的一切“干扰”因素，如政治约束、不确定性及信息问题，制度外生等，它不考虑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使以“效率”为导向的贸易政策陷入了自由贸易“悖论”。要追求效率，就应该实行自由贸易，就是不施加任何干预的自由放任，就不用贸易政策进行干预;而要实行贸易干预政策，就是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的“次优”选择，就不能实现既定的效率诉求。贸易干预政策对自由贸易的偏离已经使得这种研究范式对现实越来越不具有解释力。因此，仅从经济的角度、从效率的角度对贸易政策进行考察是片面的，它将使我们在对贸易政策的整体把握上陷入困境，不能成功探究贸易政策的实质，不能正确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从而无法正确揭示贸易政策的一般规律。
一个国家或政府制定贸易政策虽然主要表现为追求经济福利最大化，但它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贸易政策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它又是如何形成的，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等还取决于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贸易政策具有利益再分配的性质，在制定和调整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人们之间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必然会改变博弈各方利益分配的格局，从而表现出贸易政策本身的政治性质。贸易政策的制定是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的统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贸易政策是科学、客观解释国际贸易现实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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