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学位大同小异

首先应该指出，称科举制度为学位制度不够严密。科举制度是一种古代的文官考试制度、高等教育考试制度，也是一种学位考试制度^[4]，但不能直接称科举制为学位制度，我们只能称其中的科名为一种学位制度。科名是指进士、举人、秀才等科举名位或科举功名、科第名称。中国的科名从层次分级、终身性到标明一定的文化水平、分科设立等方面看，都与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学位制度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科名是一种学位可以说是“形神兼备”，16世纪以来那么多的西方人会将秀才、举人、进士看作学位，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从层级方面来看，科名与西方学位正好相同。中世纪欧洲大学中，最初只有博士一级学位，而唐宋时期只有进士或明经等一级科名。发展到近代，欧美各国通行的是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制，而明清时期西方人来华时，他们所看到的科举制也演变为进士、举人、秀才三级的科名了。另一类似之处是，秀才一级不能任官，到举人一级就获得了任职的资格，这与欧洲近代以前大学中规定只有硕士以上级才能任教职是一样的。因此早先欧洲也称硕士为Licentiate，意为领有开业证书的人，19世纪以前不少西方人便将举人译为Licentiate。

科名之所以具有学位性质，还有一重要原因是科名仅为任职资格，并非实际官位，我在相关论著中曾专门谈到这一点，但这一要点却被否定“科举学位说”者刻意回避。科名与官职是两码事，它既不是官位，也不是爵位，获得科名者具有一种非官非民的身份。考取科名只是获得了一种资格，在多数朝代还须参加任职考试才能入仕。著名教育家韩愈年轻时参加四次科举考试后，好不容易才获得了进士科名，但后来连续三次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未能被录用，多年处于有“学位”无工作的待业状态。明清时期进士要经过朝考或翰林院散馆考试才能任职，举人也要等待挑选补充官阙或教职的机会，有的人获得举人、进士科名后长期等待官职空缺未能入仕。

应举者读书—考试—及第的目的多数是为了获得官职，就像现代人读书—考试—获得学位的目的多数是为了就业或取得一个更好的职位一样。然而，如同现代有个别人攻读学位纯粹是为了求取一种荣誉而没有功利的目的，科举时代也有一些人博取科名只是为了获得学术文化活动的有利条件，中举后长期居于乡间，有的人应举仅仅是为了追求科名的荣誉而不是为了当官，尤其是一些70岁以上的高龄考生。这充分体现出科名代表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一种学术头衔，与西方学位相同。

学位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不可剥夺性。科举时代士人一旦中举及第，其举人进士名号将伴随终身，不可分离。“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既然举人、进士是一个人才学水平的标志，便具有终身不可移易的特点。官职可以升降，职称可能随职业的改变而变动，但只要不是发现其获得学位过程中有作伪行为，代表一个人学术经历和水平的学位与科名则是不可褫夺的，即使其日后触犯法律处以重刑也是如此。获得进士、举人等高级科名是很荣耀的经历，任何时候填写履历都可以加上此头衔。就像现代人喜欢将博士头衔展示出来一样，近代以前科第出身者也念念不忘自己的科名。甚至在科举废后，进士还是一个光荣的头衔，如蔡元培在1923年写自己的简历时，即将“一八九二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作为第一个履历^[5]。因此，中国科名与西方学位不仅貌似而且神似。

至于说科名授予权的归属问题，既然法国等国有由政府授予的国家博士，则由政府授予或由学校授予并不是区别是否学位的依据。现代中国的学位虽然一般由高校授予，但也是由国家统一制定学位条例和证书。另外，谁都不能否认当今通过自学考试本科段考试后获得的学士学位，而自学考试便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考试制度和教育形式。而且，秀才是生员的俗称，所谓生员，即府、州、县学的学生，获得秀才头衔与学校密切相关。所以说，科名授予权主要归属政府并不能否定科名的学位性质。

授予数额的多寡和考试内容的同异也非学位制度的本质特征。现代学位制度也不是都没有限额。比如现代中国每年的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考试，都有录取人数的限制。1977、1978年都有近600万人参加高考，但录取率仅有4.8%和6.8%，竞争同样十分激烈。而考上本科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后来都获得了学士学位。明清时录取的进士和举人数额在当时也不算少，西方来华人士就曾惊叹中国的进士、举人人数大大超过欧洲国家的博士、硕士人数。顾炎武说明末秀才不下50万人，数量不可谓不多。高考按省划分数线定额录取，也与科举时代按地区或省份分配中额如出一辙。科举名位与西方学位相比是有某些区别，但只是小异，而两者从性质到形式总的说来却是大同。

正是因为秀才、举人、进士等科名与学士、硕士、博士极其相似，所以当时的西方人才会普遍将两者互译。曾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关系的美国人丁韪良（Martin），1877年在美国教育部发表的《中国教育》一文中指出，因为科名与产生于西方的文科学位的差异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换用其他名词来翻译肯定会引起概念混乱^[6]。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王云五曾在《“博士”考》一文中说：“余童年读广学会出版之美国李佳白及林乐知等著作，无不自署为美国进士，则以进士视为Doctor之当然译名也。”^[7]李佳白和林乐知都是曾在西方大学获得过博士学位的美国人。中国古代“博士”一词通常为官职名称，是指教授专门学问的官员或人才，并没有任何学位性质。在清朝末年，要使人明白西方的Doctor一词，只能将其译为进士。

然而，中国的科名毕竟不是西方的学位。尽管两者极其相似，但并不是说完全相同。产生于不同文化土壤的东西方学位自然会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科名较具政治色彩，与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受政治的强大制约是中国社会和教育的一贯特点，何况科举本身就兼具文官考试与教育考试性质，因此科名由政府授予顺理成章。至于说考试内容不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古代中国科举的考试内容不同于中世纪的欧洲的大学，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不考计算机知识，当代欧美大学也不像中世纪大学一样非修习神学不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而且，若非要说考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才算学位的话，我们也可以举出强有力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