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经济伦理的异同

中国经济伦理和西方经济伦理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来看，尽管和西方经济伦理的时代背景、社会性质不同，内容、发展也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经济发展都要与一定的道德伦理相结合；从中国现代市场伦理来看，同西方经济伦理在具体内容上有不少相似之处，特别是那些升华为国际经济伦理的道德成分。

但是，中西方经济观念的基点是有差别的，这就决定了中西方在经济伦理上的差异。

1.内陆农耕经济与海洋商贸经济

以内陆农耕为主要经济形态的中国，有着“大一统”集权政体悠久统治的历史，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形成了整体本位的民族传统意识，以集权主义、整体主义、平均主义为特征。经济问题主要是国家财政，富国富民，重在分配，却“讳言财利”。农耕民族往往将收获物以及财富和利益等，视为一个在不同利益集团间分配的“常数”，其核心是“此盈必彼虚”，国富必民贫，你利必我弊，如此等等。这样的思维逻辑，其消极方面蕴积为传统中的“内耗”、“窝里斗”等“劣根性”的一面。直到今天，“常数观念”都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人的作为与追求主要是“把饼分均”。从历史上农民的“均贫富”要求，到统治者的“均分”理念，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族经济意识或潜意识，要求的主要是“结果均等”，形成人们惯于吃“大锅饭”、不习惯竞争的传统心理，酿就出泯灭个性的“树大招风”、“棒打出头鸟”、“削高就低，优化淘汰”等习惯意识。如三国魏人李康的《运命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尽管这些并不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方面。

西方则多海洋商贸经济，政治上各国分立；《罗马法》保护私产，“文艺复兴”倡导人本主义，个人自由、人格崇高的理念，形成个体本位和自由民主的精神；经济上则以个人财富家计管理为基础，因而重在财富的来源即生产和交换过程，要求“机会均等”。经济理念以个人私利的追求促进公益的发展，“利己即利社会”，人们视财富、利益等为可通过努力创造和争取的“变量”，关键是“把饼做大”，从而孕育了开拓、冒险、竞争、“你行我要比你更行”、“有钱光荣”等民族意识。于是有新航路的开拓、美洲的发现等等，同时也积淀了武力征服、强权掠夺、弱肉强食的野蛮与侵略性的一面。

2.自由平等思想与自我心性修炼

西方文化崇尚基督教精神，基督教教义阐明的平等学说影响思想意识和经济伦理；以“原罪意识”的宗教精神为核心，延及“世俗禁欲主义”，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主张禁欲、勤俭和积蓄等等，促进了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个人敬业的“天职观念”，到勤劳、节俭的生活准则，无不体现这样的精神。“文艺复兴”将“人”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下解放出来，尊重人性与人的尊严，也包括了人的贪欲和获利的权利。这一方面驱动了人的创造力，追求财富与幸福的努力，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积存下自私自利、尔虞我诈、道德沦丧的种种可能，必须以强有力的法制与道德来制约，法制传统与宗教精神成为西方经济的规范机制。

中国则有着人文或人本主义的文化传统，但这种“人本”，更多的是指个人的心性修炼、文化素养，而不是自由平等的精神。经济伦理以淳俗、忠君、养性为特征，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无促进经济形态演进的功能。宗教观念并非以儒学为普遍主义形态，反倒是对佛教的“三世因果”、“善恶报应”及“轮回”之说的惧戒，以及对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规戒”、“灾祸”等等的敬服。“节俭”、“勤勉”等也并非仅仅是儒家的主张。“重义轻利”何尝不是过于“重利”的约束要求或专用来制约百姓而非官家的道德伦理？“重本抑末”又有哪朝哪代真正重视农民、抑制商业？重视的不过是政权赖以生存的赋税兵源，抑制的不外是商人致富后风俗“不淳”或与政府争夺商业利润，而以官府专工商之利罢了。即使儒学处于“独尊”地位的汉武帝时期，所尊者不过儒“术”，所用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均系大工商业者以之来“抑末”，所行亦即法家主张的官营禁榷。司马迁一语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这就是“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3.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

中国有集权干预经济的历史传统，经济规律不能正常起作用；人们习惯计划指令，不习惯市场调节和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也是产品经济的特征。产品经济靠行政命令与习俗约束，商品经济则要求法制原则与伦理建构。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很早，但传统市场不能实现“制度创新”，也没有健全行之有效的法制系统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伦理体系；西方则以市场经济为近代以来的主要经济形态，经济理论多以自由经济为主旨，即使强调政府调控如凯恩斯主义，也重在政府的经济职能而非主张用行政手段“统死”经济。

4.经济伦理观的差异

上述差异决定了中西方经济伦理观上的差异，集中表现为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法制与道德建设方面。市场经济要求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和公正公平的竞争原则，但市场发挥自律功能纠正自身弊病是有条件的，于是法制与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双翼，而不是附加部分。尤其在市场发育还不健全的时期，法制的作用举足轻重，道德伦理的功能更是不能丧失。市场通过竞争机制能够创造高效率，但利益驱动的竞争需要法制与道德来制约，法制制约“犯规”的经济行为，道德则从经济行为主体──人的自我约束上防范和制约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与德治，西方发达国家对此有深刻认识，特别是西方的法律体系因此而比较完善，形影的经济伦理思想也具有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由于法制建设起步较迟，特别是对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伦理建设不予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的信用缺失，伦理滑坡，严重地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

当然，尽管西方有与市场经济基本匹配的市场伦理，但并非完美无缺，也有诸多弊端，西方市场经济建设中不乏沉重的道德伦理代价就是明证。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伦理缺失，也不是对中国市场伦理状况予以绝对否定，而是针对其不完善而言的。应当清楚，经济伦理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概念，其本身就是经济的组成部分，任何经济行为都是人的活动，经济伦理直接支配人的经济行为，即行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是受一定的利益驱动与伦理观念制约的。经济不仅受经济规律的规范，也是由人来调控的。人作为经济的主体，物质财富是人的活动物化的表现形式；经济行为本身就是由具体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消费偏好、行为规范、模式选择、投资意向等等，无不是经济思想和伦理观念支配下的人的经济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弊病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毋宁说是私利的获取与社会公德的冲突而形成的制度性弊端，是源于伦理方面的弊端。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或多或少论及了这一问题。他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效率来源于市场机制所实现的生产要素配置优化，而配置优化有赖于要素的自由流通，要素的自由流通是以利润率的平均化为前提的，而利润率的平均化正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因而经济增长和发展应当有其伦理价值目标，经济伦理为经济发展所不可回避，必须重视经济伦理。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经济伦理日渐重视，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特别是通过对西方经济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分析，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冲突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即所谓“人人关系”，而且直接冲击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也就是“天人关系”，带来人性、情感需求与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于是，经济伦理、生态伦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等课题日益成为中国学界的操作要项和学术热点。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扶贫助学、泽惠乡里、脱贫致富、慷慨解囊、捐献赈灾等“义举”多有出现；但中国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处于转型期的市场规范还不健全，分配不公、道德沦丧、见利忘义、有法不依、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假公济私、造假贩假、偷税漏税，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奢侈腐败、拜金主义等问题也都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