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含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词语。提到“科举”二字，许多人想到范进、孔乙己，有的人想到苏轼、文天祥，有的人想到落后、刻板，有的人想到公平、客观。
在科举时代，科举、科第在人们心目中是十分神圣而崇高的名称，因此有“科第之美”的说法。由于科举选拔出大量的人才，人们对科举出身者十分敬重，因此科举时代流行着“科名以人重，人亦以科名重”的格言。这是在科举选拔了大量人才所以显得重要，人们因而高度敬重科举，科名与人两者之间长期良性互动之后形成的说法。“天与之，人贵之”。科名阶层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敬重，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多数人确有真才实学，“举人、附生之所以贵于世者，谓其以诗书自致”[20]。他们不是靠关系，不是靠血统，不是靠溜须拍马，不是靠跑官买官而爬上高位，而是通过自身十年寒窗刻苦学习，不畏激烈的竞争，靠自己的才学，经过层层考试脱颖而出，走上仕途，为政一方，取得政绩，因而能够赢得人们的尊重。顾颉刚曾说：“忆当幼年，科举未废，得之者则亲族皆欢，失之者则仆婢亦叹，人我一心，宛然为士人之第二生命。又当事业之兴废，争讼之裁断，胥赖科甲中人一言以为定，故凡欲于社会有所建树者，必勉力挣得出身，而后足以见重于人。此何以故？曰：人民对于科举制有信仰，故对于其所取之士给以同等之信仰尔。”[21]
在绝大多数韩国人和越南人眼中，科举是他们国家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选拔制度。“科甲中来名不朽”，这是越南河内孔庙中一方石碑上的文字。而从隋唐到明清，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著名学者也都是进士出身。宋末、金末、元末、明末都出现众多视死如归的死节进士，说明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往往具有精忠报国的精神。说科举选拔的多是庸才，实在是颠倒黑白的想当然，根本不顾历史事实。如果那些进士精英在九泉之下知道到这一点，大概都会深感委屈：现代人居然会如此否定一个当时对他们那么重要的一项制度，将现代人的观点强加到古人头上。
中国人对科举的误会到底有多深？到底还要让科举精英们沉冤多久？我们再也不能动不动就以西化后的现代的尺子，去度量中国古代的历史。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传统，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古代的事物，往往观察到的尽是落后、黑暗。如果像过去那样否定孔子连同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关重大的儒学，否定科举及其选拔出来的百十万举人和进士，中国历史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大概给人的印象便只有阶级斗争和“吃人”的历史。但是，从隋唐到明清，我们民族历史上灿烂的文化成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进士等精英人物的贡献。要总结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科举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制度。
对本身是进士出身且曾经主管科举或参与过科举改革的白居易、苏轼、欧阳修、林则徐等历史人物，对柳宗元、韩愈、狄仁杰、包拯、史可法、张之洞等进士出身的历史人物，如果还要一切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那么这些人及第从政后当然也属于统治阶层，也就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而如果我们将这些人视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优秀人才或精英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那么科举的选拔功能便值得肯定。
过去，我们既说古代中国社会如何黑暗落后，同时又说中国古代文明如何灿烂辉煌，既说科举制度如何罪恶腐朽，又说韩柳欧苏等文化巨人如何精彩了得。否定科举制的选拔功能，将与肯定韩柳欧苏等文化巨人产生明显的矛盾。罪恶的制度能够选拔出政治和文化的巨人吗？难道只有论证科举的罪恶才能彰显现代人才推举制度合理吗？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美国人对自己并不久远的历史向来津津乐道，中国人对科举历史就一定要否定才行吗？能不能多一点尊重？我们不要自我看轻了历史，看轻了民族的传统。
有些论者说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人才，没有科举照样可以产生人才。比照当代，这就像说“文革”中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也产生人才一样。不错，推荐上大学也有一些人才，但赛马比相马选出的人才总是更多，恢复高考后通过高考选拔上大学者，总体水平要比工农兵大学生更高更整齐。现在，各地民众越来越热衷于纪念科举名人，他们才不管对科举制的漫骂和批判，不管将贬损科举的理论说教，自动自发地保护科举文物、建立纪念进士和举人出身的先贤的场馆。凭着对家族祖先中的优秀分子和当地先贤的尊敬，人们自然会怀念历史上的进士和举人。因为从隋唐到明清，各地著名人物多数都是科举出身者，这是无法改变也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和历史事实。
胡适说过，“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22]。胡适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却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这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23]。
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在谈到唐代科举制度时指出：“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钱穆还具体解释了科举考试多方面的优点：“此项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预备之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上限制，使贫民亦有出身。又间接助成国内风俗教化之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之团结与巩固。……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新陈代谢，绝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政治权开放，民间因按年考试之刺激，而文艺、学术普遍发展。……全国除王室有较永久地位以外，国家政权全部公开与民众。……各地域按名额获得其进士参政权，而历年全国各地士子群集中央会试，对于传播国家意识，交换地方情感，熔铸一体，更为有力。”[24]钱穆十分充分地肯定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可以说是为科举正名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国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注重以考试来进行公平竞争的社会。公平、公正、公开是非常现代的理念，也是大家不断追求的目标。而科举制度实际上早就在实践着这些原则和精神了。“至公”是一个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概念。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科举制度往往与“至公”这一理念联系在一起，而且多数时候使用“至公”一词也与科举相关联。大概是因为科举时代人们都说科举考试很公平，现代人们总习惯于要找出科举制实质上的不公平之处。科举确实无法达到实质上的公平或绝对的公平，但你还能举出古代社会任何其他比科举更公平的制度吗？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等精神，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25]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为科举正名。在民族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逐渐走出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逐渐被还原真相。人们日益认识到，虽然有其局限和弊端，但在古代社会，科举制能够不按血统和身份，排除人情和关系的困扰，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根据一个人的才学来决定其参政权，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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