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参与的实现形式
再好的理念和理想，要发生作用和实效，都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实现形式和落实机制，政治参与的理念同样涉及实现机制和形式问题。政治参与的实现形式主要是指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它是实现政治参与目的的行为通道，依靠这个通道，新社会阶层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输送到党政决策体系中，使“自知”的政治意愿转变为“他知”的政治诉求。
实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其政治参与的形式，是在民主宪政的政治架构下，在自由竞争性选举制度、多党竞争制度、普选议会制度和组党结社自由、利益集团压力等制度空间中进行的参与。对西方的政治参与形式，塞缪尔·P·亨廷顿和琼·M·纳尔逊划分为选举活动、院外活动、组织活动、接触参与、暴力参与五种形式；[5]阿尔蒙德则从利益集团的视角把政治参与形式分为非正规的、非社团性的、机构性的、社团性的，又可以根据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渠道而分为两种，其一是合法的接近渠道，如个人联系、精英人物代理、政党、立法机构、内阁和政府行政机构、抗议示威和其他非暴力抗议；其二是强制性的接近渠道，如罢工和阻挠、暴力；[6]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则在《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中，从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可接受性视角，将公民参与划分为以获得公民信息为目标的公民参与，以强化公民对政策理解为目标的公民参与，以促进公民与公共管理机构合作关系为目标的公民参与。[7]
由于政治原则和制度架构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形式并不能完全适应当代中国。中国的政治参与形式，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体制下，基于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原则，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制度空间中进行的政治参与，其实现形式和机制主要有以下五种：
1.选举参与。中国公民的选举参与，主要涉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以及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
2.接触参与。中国公民的接触参与大致可以有十三种参与渠道：接触上级领导，单位内部解决，接触人大代表，接触政协委员，依靠人民团体，依靠民间组织，依靠熟人网络，依靠法律途径，上访，向媒体反映，游行，罢工罢课，个人暴力式抗争。这十三种接触参与方式又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单位内部解决方式，是民众最可能采取的方式；第二个层级是依靠法律途径，是民众较可能采取的方式；第三个层级是接触上级领导、接触人大代表、上访三种，是民众可能采取的方式；第四个层级是接触政协委员、依靠人民团体、依靠民间组织、依靠熟人网络、向媒体反映、游行、罢工罢课、个人暴力式抗争八种方式，基本上是民众较少采取的方式。
3.政策参与。政策参与是公民和公民组织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参与。根据调查，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意愿还不是很强，至少有50%的人缺少自主参与的意识，参与情况尤其是网络的政策参与并不是很理想，只有1/3的人有可能参与政策讨论，政策参与的满意度不高。
4.组织型参与。组织型参与是除了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外的其他组织参与形式，包括共产党员的政治参与、村民自治中的村民参与、城市社区居民自治中的居民参与、基层工会组织中的工人参与、基层妇女组织中的妇女参与等。
5.参与冷漠。参与冷漠即政治参与行为的缺乏。中国民众的参与冷漠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对选举的冷漠、对领导人更换的冷漠、对政府行为的冷漠、对改革的冷漠、对政策的冷漠、对接触性参与方式的冷漠、对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的冷漠、对基础群众自治和人民团体的冷漠。[8]
（二）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现代社会政治参与会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制度、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国家，由于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不同，其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是不同的，政治参与会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一个国家内，政治参与采取的形式以及成熟度等也同这些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公民群体中，政治参与的态度和积极性也是不同的。综合起来看，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宏观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转型或变革、公民的社会地位等。
人们普遍相信，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差别，在于政治参与的规模和程度。这也就意味着，伴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政治参与也会不断扩大，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自主性参与的比例也越大。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程度、收入及职业地位高的人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就越大；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各种组织和团体成倍地增加以及大量的人参加社会团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群体之间造成某种紧张关系，利益矛盾最终引向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和促进政治扩大其职能，政府行动范围越大，受影响的个人和团体就越多，使他们感到政府与自己的关系密切，因而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影响政府的决策；社会经济的发展通常是通过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来实现的。因此，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日趋重要，个人逐渐形成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这种认同在理论上表现为公民权的概念、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发展中形成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都促使公民卷入政治活动，以支持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相互促进，两者存在正相关系。
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或急剧变革的时期也会加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欲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社会变革时期，保守的社会制度的地位受到威胁，促使其出台更加激进的制度，以维持其地位，这有可能会伤害到普通民众的利益；二是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在很长时间里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政治企望，而新制度获得合法性的过程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三是在社会过渡期出现的新社会阶层，由于其社会地位较低，通过现有的政治途径难以满足其要求，他们会有强烈参政愿望。另外，当一个国家遇到重大的政治事件时，往往也会导致政治参与的急剧增加。例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21世纪初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运动中，都使政治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但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经济发展都一定会带来政治参与的扩大。在构成社会环境的诸要素中，如教育、职业、收入、年龄、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和居住地等，都与政治参与有联系。一般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获得高职位和高收入阶层的成员、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和宗教团体、男性公民等，较多地参与政治活动。所以，公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实际地位，也对政治参与具有深刻的影响。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在政治参与的内容和层次上也存在着差异。如在我国，对村民而言，他们最热心的是直接选举村委会干部；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最感兴趣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现有财产并把企业做大做强；对退休人员则把关注的热点放在了国家养老政策的变化上等。总之，参与活动与社会环境中的可变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稳定，这主要视政治文化而定。
2.制度因素
一个国家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直接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一般认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公民参与热情与态度的政治变量主要有政治平等与民主、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
第一，法制条件下的政治平等和民主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础。在某些社会，自由是有的，却不一定存在政治平等和政治民主，最典型的就是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社会。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人无选举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利，就连香港的立法局也不过是港督的一个咨询机关。
第二，在对政治参与有影响的所有政治变量中，政党的影响是最大的。政党制度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或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有关政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政党执掌、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权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政党是适应公民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产生和兴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如果主要党派规模巨大且组织松散，没有有效的组织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会阻碍广泛的政治参与活动。只有获得公民广泛认同的执政党和政党制度，才有可能提高政治参与水平。
第三，选举制度是公民行使政治参与权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选举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生国家各级代表机关和某些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方法、组织和程序的总和。公民根据法定的选举制度，通过直接选举或者间接选举的方式，选择民意代表或者国家公职人员。从政治过程看，选举是选民采取的旨在使当权者能对其决策负责的一种手段，通过定期选举中的投票，公民可以向决策者公开表达政治意愿。
第四，健全的社会监督制度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监督制度是保证现代国家正常运转的关键环节和手段，是防止公共权力腐败的有力武器，也是社会利益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机制。一般来说，社会监督机制都与公民政治参与存在一定的关系，社会监督机制越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程度越高。
3.政治心理因素
政治参与行为是个体所处环境和心理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政治心理变量是指来自个体的性格特征和知识结构。个性特征和知识结构通过对报酬的估量，对选择的判断，政治效能感和对结局的满意感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由此造成对政治参与的影响。[9]行为主义认为，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在一定心理动机的驱使下展开的。从政治参与的动机方面来分析，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因素包括：第一，公民的政治效应意识。参与者自身对参与效能感的评价至关重要，如果政治主体觉得他的参与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体验，就会倾向于更多的参与；相反，如果政治主体觉得自己参与不参与没有区别，就会倾向于减少参与。有些人缺乏“政治效能感”，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对政治不甚了解，不能有效改变政治过程和结果，自然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第二，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及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赖感和支持程度。有些人认为介入政治的成本太高，参与政治要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利益相比得不偿失。有些人认为现存制度、政党、候选人没有提供真正的可供选择的机会，参不参与无所谓。第三，公民对参与目标的定位以及参与价值的追求是影响政治参与的另一个因素。如果参与者把参与目标定得太高，而实际条件又难以满足他的要求，那么就会影响其对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使其最终对政治价值产生怀疑。相反，如果目标定得太低，轻易便能够实现，又容易使参与者盲目自信，最终会使其对政治价值的目标定位和目标追求产生偏差。最后，影响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还和参与者的年龄结构、知识水平、参与技巧等因素有关。参与个体的这些差异对参与行为的认知、参与方式偏好、参与效果的接纳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对于以上因素，达尔将其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重视可以得到的报酬”；二是“认为选择是重要的”；三是“相信自己能够帮助改变结局”；四是“相信如果自己不行动，结局将不会满意”；五是“拥有关于当前问题的知识和技能”；六是“只要克服较少的障碍便可行动”。[10]由此可见，驱使人们政治参与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心理取向来自于社会现实，是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地位、政治制度的综合反映。
（三）政治参与的地位与作用
政治参与是随着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推进和民主化演进而逐步扩展和深化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政治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真正的政治文明。有序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1.政治参与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政治与经济、社会互动共进的过程，适应现代化发展趋势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改革的启动，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快速提升。广大人民在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人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不断增强，必然要求对政治事务和国家活动的介入和参与，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正是适应了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趋势，同时也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和保证。
2.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规定
中国的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理应包括政治的现代化，而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和基础性工程。扩大有序合法的政治参与，不仅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落实了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也不断扩大和充实着执政党和国家的民众基础。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质量，亦可表明政治现代化和民主成熟的水平和质量。
3.政治参与是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和公民权利的有效方式
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权在民，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也应体现在政治、法律、文化生活中，政治参与是政治领域人民主权和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实现，也是其经济、社会权利在政治生活中的延伸和扩展，政治参与是公民权利的制度化实现方式。
4.政治参与是实现民主治理的要素和动力
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和利益多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急需政治管理和社会管理方式的调整和转变。从高度统一、集中管制的统治方式，转变到党政主导、社会协调、公民参与的民主治理方式，决定着未来中国现代化的质量和社会的和谐程度。广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是党政系统民主治理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推进其民主治理的制度构建和水平提升的强大动力，有利于党政系统的民主运作、正确决策和高效执行。
5.政治参与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扩展和深化；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具体利益上的纠纷和矛盾，这就要求有政治性和公共性的制度化化解机制，要求有序的政治参与。人民群众在平等参与和平等表达的基础上，通过与党政部门的平等对话和协商等，实现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化解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途径，有利于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人民的满意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6.政治参与能为公民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和公民素质的提高，广大公民越来越希望直接参与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基层社会的管理，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从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政治参与是公民激发政治热情的主要动力。通过政治参与提高公民对政治事务的了解和理性的判断能力，可以形成和改变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思想，从而激发政治责任感，增强民主观念和民主能力。可见，政治参与特别是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提高公民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素养，进而提高社会的政治文明水平的有效途径。
当然，政治参与的负面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可能造成国家政治体系的不稳定，只有有序的政治参与，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总之，政治参与是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既能带来民主扩展的收益，也能导致政治混乱的风险。关键之点在政治参与扩大中平衡协调问题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直面风险和问题，重在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唯此才能保证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提升，才是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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