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研究综述

国外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研究综述

曹树金¹　司徒俊峰²

(1.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2.中山大学图书馆)

【摘　要】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是当今建设电子政府的重要任务。围绕着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理念、因素、机制、法律和技术，国外学者和机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本文对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综合论述，概括了国外相关研究进展，以供国内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政府　信息资源共享　国外　综述

Overview of Foreign Research 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Cao Shujin　Situ Junfeng

(1.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SUN SAT-SEN University; 2.Library of SUN S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building E-government recently.A round the concepts，factors，mechanisms，laws and technologie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foreign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This article collects，collates and summaries the foreign relative studies and shows the progress of foreign research inorder to offer domestic researchers for reference.

【Keywords】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foreign overview

1　引言

信息资源共享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1976年美国图书馆学家Kent对“信息资源共享”的概念进行阐述，认为“信息资源共享”实际是互惠，参与的成员首先要拥有可以共享的信息资源，并有共享资源的愿望和可行的实施方案^［1］。

近年来随着电子政务的蓬勃发展，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成为电子政务和信息资源共享研究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它既涉及信息资源共享的理论模式，又涉及政府行政机构的组织、管理、法律、技术方面的研究，是一个交叉研究领域。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是国家权力机关与政府之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共同使用政府信息资源的一种机制^［2］。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是建立在各政府部门、社会、企业等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开发、聚集、共享和互补信息资源，从而节约社会成本、整合资源、避免重复建设，使政府信息资源在全社会中发挥最大效用。

最早的政府信息资源研究和实践起源于美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文档和记录公开政策。国外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研究起步比较早，累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较多，成果丰硕。

2　共享理念研究

在一些国家，政府资源共享理念深入民心。从1985年起，美国政府陆续颁布实施了《美国联邦信息资源管理政策》(1985)、《电子信息收集的政策指南》(1987)、《公共信息准则》(1990)、《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1993)等一系列政策计划，美国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共享的战略地位逐渐确立。另外，美国、英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一站式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广泛应用显示了共享理念得到民众的接受和响应。民主、服务、沟通是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理念的核心。

2.1　民主理念

在国外，政府信息资源共享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民主权利，越来越被国外政府接受和认同。Pesachowitz(1992)指出政府部门有义务实现政府信息共享，以使公民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3］。2001年在意大利召开第三次电子政府全球论坛讨论^［4］的主题是把电子政府作为实现民主和发展的工具之一。会议讨论到电子政府的信息共享能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Hilton和Stephen(2006)提出电子民主的概念，认为政府提供电子信息共享，是实现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5］。2008年5月美国政府发布的《促进自由和民主的报告》中提到需要促进提高政府信息共享水平，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6］。

2.2　服务理念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是一种服务，国外学者的研究和国外政府的实践都表明它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

Dawes(1996)提出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计划，该计划能够帮助实现重要的公共利益——提高生产力、改善决策方式和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他通过对政府管理者的态度和意愿的调查研究表明，8/10的政府管理者认同政府信息适度共享是非常有益的^［7］。

Akilesh和Sudha(2003)认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可以为顾客(公民、企业)提供一站式的优质服务^［8］。

Noura等(2008)认为信息资源共享是电子政府的一种服务手段。服务是电子政府共享信息的目的，信息共享的主要内容就是要确保服务的经济、效率、责任、可存取、平等、参与、透明、回应和完整^［9］。

2005年英国政府政制事务部提出的无缝公共服务的集成方案中提出，随着公共服务的发展，需要更广泛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10］。

美国政府还将信息共享作为帮助弱势人群的一种手段。2006年美国政府政制事务办公室发布信息共享宣言，承诺政府实现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共享信息，以实现多机构合作服务。各机构共享的弱势群体信息，联合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例如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就业服务、医疗服务等。信息事务部长凯瑟琳·阿什顿说：各机构通过信息共享掌握贫困群体正确信息后，能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优质服务。^［11］

2.3　沟通理念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有助于政府和民众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Akilesh和Sudha(2003)认为需要加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来促进政府机构之间的流水线式的沟通^［12］。Kim Nam-Seok对韩国政府信息共享系统实施进行总结，指出信息共享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公关策略^［13］。

基于信息共享的政府机构间的沟通机制还关系到国家安全、灾难预警等。Roberts(2004)分析“9·11”恐怖袭击事件原因指出，信息共享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各职能部门间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是难以有效发现和阻止各种袭击发生的主要原因^［14］。但到2008年，Gorman研究指出政府到目前为止仍未针对反恐需要制定可行的信息共享计划和目标^［15］。2004年亚洲印度洋海啸后，Martin(2007)研究认为各国缺乏迅速信息共享机制，导致海啸造成巨大人员伤亡，他提出建立紧急预警的跨国政府信息共享机制，以应对突发的自然灾害^［1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政府特别面向青少年和儿童提供政府信息共享指南^［17］，内容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计划，儿童信托基金，文化、体育、戏剧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框架、福利和儿童保护等，从小培养青少年共享政府信息的理念。

3　影响因素研究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影响因素的研究占很大比例，他们采用理论探讨、案例分析、实地调查、实证研究等方法，对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信念、意愿、信息素养和组织形式等内部因素与社会的政治环境、民主进程、经济发展、信息安全、信息技术和用户信息行为等的外部因素相结合进行深入的探讨。

3.1　内部因素

Dawes(1996)对政府管理者的态度和看法的调查表明，有8/10的人认为政府信息适度共享将非常有益。他也关注到政府管理者的自身专业、政府工作流程和组织体制风险等影响信息共享的因素^［18］。

Francis(2003)对肯塔基州地方政府机构参与美国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NSDI)建设的情况进行研究后，指出政府机构间的信任是数据共享的关键问题，在信任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机构才愿意参与NSDI建设^［19］。

Kauhanen-Simanainen(2005)认为有信息素养的政府能够广泛和有效共享信息。政府基于民主的原则有责任和义务实施信息共享服务。政府综合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检索、信息理解、信息组织、信息生产、分配评估以及信息共享的流程和技能。Kauhanen-Simanainen从几个问题评估政府的信息素养：政府对信息环境的认识如何?政府的信息共享是否便捷，实用和容易理解?作者认为芬兰政府在这几方面做得不错。最后作者强调信息的可用性、组织体系以及知识分享是提高政府信息素养的新任务^［20］。

Luna-Reyesa等(2007)研究指出组织间的相互信任与组织体制是跨组织信息共享的重要因素。现存的组织体制、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的差异以及信任机制不完善，阻碍了组织间的信息共享。他对墨西哥联邦政府的信息共享案例进行了分析。^［21］

3.2　外部因素

Yildiz(2007)认为电子政府的信息共享涉及政治环境因素、信息分类因素以及主流公共管理等因素^［22］。Pardo(2007)认为电子政府信息共享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组织间信息集成^［23］。

Sharma(2007)在分析新加坡和印度的案例后指出缺乏技术和资金是电子政府实践信息共享的两个最大障碍^［24］。

Liu等(2005)对“9·11”袭击事件和政府机构信息交流现状进行调查后认为，各联邦政府机构在信息共享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在于现有的信息共享安全技术和协议不能为政府机构提供足够的信心——相互共享信息而不必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25］。

Janssen(2009)通过一个仿真模型模拟信息共享服务后得出：服务的实施安排是政府信息共享服务能否成功的关键^［26］。

3.3　综合因素分析

国外研究普遍认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系统整合的角度对政府信息共享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在研究中国外学者常常借鉴组织学理论、理性行为理论、社会学理论、技术实践等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Barua等(1996)在分析内部组织因素和外部技术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再造组织中信息共享行为^［27］。

Kolekofski，Jr等(2002)通过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共享的效率和效果存在不足。他们根据理性行为理论(TRA)建立模型，试图从信息共享工作人员的信念和态度两个因素分析对信息共享的影响。他们在多个大型政府组织中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尽管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声称支持信息共享，但是共享往往不能使他们得到好处。他们证实工作人员的信念和态度对信息共享的效率和效果有重要影响，其复杂性甚至超过了他们最初的考虑^［28］。

Drake等(2004)从参与共享人员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角色角度来研究政府信息共享的影响因素。他们在三个公共机构内中选取了三种不同文化背景成员(科学家、政治家和公务员)，研究他们在四种信息共享过程(社会、选举、技术和组织)中的信息共享行为。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之间误解和不信任是信息共享的最大障碍^［29］。

Fedorowicz等(2006)研究了CapWIN协作网络，网络中参与者能共享跨辖区和职能范围的信息。他探讨了外部技术因素和内部组织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协作网络中参与者共享信息^［30］。

Noura等(2008)提出了一个政府信息共享发展的核心框架，包括两个基本因素：政府的意愿和民主化水平。该框架概念上理顺了电子政府信息共享的内部动力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实践上给政府决策者制定政策提供一个可行的参考框架^［31］。

Azad(2008)分析了在电子政府框架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中不同的动力因素：第一阶段——差异框架阶段，发展动力源于政府和外部环境因素;第二阶段——框架适应阶段，动力源于公民的内在需求;第三阶段——框架稳定阶段，公民的需求、政府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是推动电子政府可持续发展的动力^［32］。

3.4　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国外学者对因素分析的常用研究方法。国外学者运用实证的方法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深度研究。

RubaiiBarrett(2008)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政府为残疾人提供信息共享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政治、行政和经济等。其中政府的党派控制、财政能力和国家财政措施是实证模型的基础。另外，经过实证研究后得出国家自身的技术支持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33］。

2007年，Mutshewa对在博茨瓦纳环境规划者的信息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信息政策应该侧重于几个因素：信息技术的发展，组织和存储的标准，信息的转换和传播以及信息质量的评估。同时研究也指出信息提供者的诚信和意愿是信息共享重要的输入部分。^［34］

Fan等(2007)研究了政府机构参与跨机构信息共享的影响因素。他们通过实证研究方法采集了经济和金融信息共享数据样本。研究表明，法律/政策环境，项目负责机构，领导的支持，资讯科技的能力，共享流程和组织层次对跨机构参与信息共享重大影响。^［35］

Akbulut在其博士论文中着重研究了州和地方政府参与电子信息共享的影响因素^［36］。他调查发现，虽然电子信息共享有可能帮助政府机构提高生产率和性能，提高决策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但是公民仍然没有从地方和国家机构信息共享中得到什么可用的资料。他结合信息共享的相关文献，创新性引入扩散理论、临界质量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理论基础，提出地方政府参与全国电子信息共享将取决于：电子信息共享的特点、机构特征和环境特征，并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来进行论证。该研究首先收集和分析地方执法机构的调查数据，并测试研究框架(如图1)和假设。然后收集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电子信息共享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电子信息共享的特点，机构特点和环境特点，以及其他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地方电子信息机构参加共享活动。该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比较全面地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活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初步提供了一套吸引地方政府信息机构参与共享活动的政策。

图1　Akbulut的实证研究模型

Kim等(2004)对影响电子政府知识共享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以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信息技术三个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如图2)，他们调查了韩国政府雇员之间的知识交流活动，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组织文化、结构和信息技术都会对韩国政府雇员之间知识共享能力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发现意味着需要通过促进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交流能力、改善知识共享的奖励制度以及加强最终用户的信息技术支持等方法，提高知识共享能力^［37］。

图2　Kim等提出的电子政府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4　共享机制和模式

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的“重塑政府”运动首先拉开了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研究的序幕。随着政府体制、理念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信息共享机制和模式已有显著的发展。国外学者主要从组织机制、信任机制、合作模式、托管模式等方面探讨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运作模式。

4.1　组织机制

“重塑政府”是国外对政府信息共享的组织机制研究的开始，并成为对组织机制研究的主流思想。1992年David Osborne和Ted Garbler出版的《政府再造》提出政府信息共享需要对政府架构体制进行重新组织;DouglasHolmes提出把Web作为推动器，鼓励推进政府团队化管理改革并以此改善对公民的信息共享机制^［38］。

Barua等(1996)提出再造组织中信息共享行为：垂直决策权需要下放到下层组织中，横向的业务流程需要把众多独立任务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组织架构。他认为再造组织中信息共享行为需要涉及组织前景、社会导向、信息需求公平性以及沟通能力等。他采用博弈理论，基于经济基础和利益导向机制，提出一个程序化的信息共享行为模式。^［39］

Roberts在研究“9·11”事件后认为，各国政府以前坚持采用源控制(ORCON)的模式与别国政府共享信息。但是这与信息权利(RTI)中大部分的法规相抵触，甚至会损害政府的问责制。一个解决办法是从组织机制上，酌情下放共享信息的权力。^［40］

日本的研究学者白井均和城野敬子等提出以IT技术改革政府组织机制，创建新型电子政府。他们还重点讨论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机制^［41］。

4.2　信任机制和隐私保护机制

国外学者相当重视信息共享的信任机制研究。他们普遍认为信任是双方的：信息提供者对信息获取者的信任，他们有信心信息共享不会给他们带来坏处;信息获取者对信息提供者的信任，他们确信获得信息的真实性。

韩国政府在实施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的过程中强调要建立信任机制来解决技术上的困难^［42］。Luna Reyes等(2007)研究了墨西哥联邦政府的信息共享信任机制后指出组织间的相互信任是跨组织信息共享的重要因素^［43］。

Liu(2005)在文章中指出现有以信任为基础的信息共享在很多文献中有研究，但现有信任模型是以属性认证为基础，不能有效的支持政府机构的信息共享。他提出一种创新的以利益为基础的信任机制^［44］。

Harvey开发的地方政府地理信息基础设施加入了信任机制来确保信息共享有效^［45］。

对信任机制的研究，国外学者还扩展到隐私保护机制。Miller.David Aaron在其博士论文The Mechanism Design Approach to Optimality in Repeated Gameswith Private Information中，专门研究了对隐私信息共享机制如何进行设计^［46］。2006年，美国政府政制事务办公室发布的信息共享宣言中重点提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保留公众的信任，并确保技术不仅用于公共服务的转变，而且也保护个人”。^［47］

4.3　合作模式

改革自身的组织体制，可以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但是实施信息共享还需要有经济、技术、环境等方面因素的支持。政府为尽快实现信息共享，有必要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国外学者对这种合作模式做了探讨。

Sharma(2007)通过分析新加坡和印度的案例，提出电子政务信息共享的实践是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他认为缺乏技术和资金是电子政府实践的两个最大障碍。实行公私伙伴关系(PPP)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改善电子政府的资金链和分担技术风险和回报，实现电子政府的可持续发展。他还分析了亚洲四个实施PPP的成功案例，强调实施的步骤是实现PPP的关键^［48］。

2002年美国政府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更公开透明的政府。但William认为完全依靠互联网进行信息共享，在未来5年到10年内也不可能实现;他们认为必须依靠系统集成商对政府内部信息系统进行有机的集成和整合^［49］。

Fedorowicz(2006)研究了CapWIN的协作网络共享模式(见图3)。该模式是一个多机构协同工作的星形网络，网络的中心是一个跨组织系统(IOS)，该系统是一个信息共享平台，提供如Soap、Web Services、LDAP、数据转换等服务，提供共享信息目录体系，提供数据共享的接口，各参与机构都能通过IOS方便共享彼此的信息。但是，他认为在技术环境、组织体系方面仍需改进^［50］。

图3　CapWIN的IT架构

4.4　托管模式

在国外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模式中，托管模式是最重要的实施模式。政府机构将共享的信息委托给专业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管理，让这些专业机构为民众提供专业的信息共享服务。实质上这是一种信息中介模式。档案馆、图书馆是托管模式中最早的受托者。其中由于图书馆的开放性和服务性，使得图书馆成为政府信息共享托管模式的最主要受托者。在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等许多国家，图书馆成为政府信息共享的主要实施者。

对于政府来说，托管制度帮助它们省钱、省时、省力，每个政府部门不必单独为用户提供文献，转而由托管文献机构集中地提供信息服务，通过政府的一次分发，文献可以被多次利用。对于托管文献信息机构(图书馆)，它主动获取政府信息资源，并运用图书馆的专业知识进行保存、组织、整理，为民众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专业便捷的服务。对于政府文献的使用者来说，由于有了托管文献机构，他们可以获得一站式的信息服务。

美国国会于1813年建立了联邦托管图书馆制度(FDLP)，旨在确保美国公众便利获取政府信息。在1978年通过的公共法95-261规定下，许多图书馆已成为指定的政府信息托管图书馆，肩负起为公民提供政府信息的服务，如南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51］。

华盛顿大学的罗伟(2008)总结了联邦托管图书馆的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选存和保管政府出版物;帮助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提供咨询服务;培训民众使用政府信息，以帮助更多的人充分地利用政府信息^［52］。

1994年新泽西州的联邦托管图书馆使用电子公告板系统(BBS)，用于显示公开联邦文档的名单。用户可以选择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子公告的形式来获取共享政府信息^［53］。

Turock和Henderson(1996)讨论了FDLP，提出了一种新的政府信息获取和传播统一模型。他们提出两个初步建议：重新思考联邦政府对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责任;联邦政府、州和地方图书馆合作重建FDLP^［54］。

Hoduski和Bernadine(2004)通过对近10年的FDLP实施情况研究，认为FDLP实施政府信息共享，作为主要参与者的图书馆应该关注的是：①图书馆如何收集、保存、永久使用政府信息;②美国政府印刷局的建议收集什么信息;③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支持^［55］。

随着政府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电子化)，图书馆进行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有更高的要求。Chakraborty(2008)指出以数字图书馆为中心，能实现搜寻、整理、维护和共享政府信息资源，实现政府知识管理战略^［56］。Rossmann(2006)提出图书馆作为政府信息共享的服务提供者，馆员们需要文本形式和电子形式的政府信息。文章还强调需要对馆员进行培训，提高馆员知识和技能，才能实现信息共享^［57］。

在俄罗斯，托管制度也在政府信息共享中有重要作用。Andreeva和Francis认为政府信息资源可以与图书馆资源进行整合，更好地服务于公众。他们以俄罗斯议会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方案为例，讨论了在政府信息共享中图书馆的作用、公众获取行为、政府文件存档，咨询服务、馆际互借、出版书目索引等。他们最后提供图书馆进行政府信息共享的经验：①信息组织(即统一收集、分类、编目、索引);②广泛和有效的公共需求;③法律支持下获得电子化政府信息;④图书管理员之间必须共享信息以及他们的专业知识;⑤立法允许利用政府信息进行公共服务^［58］。

5　法律政策研究

在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法律政策方面，美国处于领先地位。通过制定一系列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来保障公众获取政府信息：1966年《信息自由法》及修正案、1972年《咨询委员会法》、1974年《隐私法》、1976年《阳光下的政府法》;1996年《电子信息自由法》。

其他一些国家也制定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相关法律法规：瑞典在1766年通过《新闻自由法》(1949年修改);芬兰在1951年通过《文件公开法》;丹麦在1970年通过《行政管理文件法》，其中包括公众对政府文件的使用权利;法国1978年通过《使用政府信息法》;荷兰1978年通过《使用官方信息法》;澳大利亚1982年通过《信息自由法》;加拿大1982年通过《使用信息法》;新西兰1983年通过《官方信息法》;希腊1986年通过《使用信息法》;爱尔兰1997年通过《信息自由法》;英国也于2000年11月通过《信息自由法》。

由此可见，法律政策一直是国外政府信息共享的重要保障。对法律政策的研究也是国外学者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们强调以法制政策来保障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建立、完善和持续发展。

1991年5月在所罗门举行的第一次马里兰州公共获取会议，参会专家认同在公众对政府信息需求日益增加的环境下，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共享是维护公民民主权利的义务。会议提出要为各联邦部门与民众共享政府信息提供综合的法律规范^［59］。

美国的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劳利·温厄姆(Laurie Windham)、乔·萨姆塞等对网络环境中的信息规则、商务规则、信息政策等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60］。zdemirci探讨了土耳其政府信息管理工作中如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众知情权^［61］。

Oliva(2005)指出信息共享面临的严重挑战大多数是非技术问题，其中法律约束是首要问题。他提出国会应该考虑通过一系列的法律，以保障在政府信息共享过程中不会因为信息传输的意外导致信息过时或遗漏而承担法律责任^［62］。

Charles(2004)认为目前美国信息自由法案执行的时候缺乏协调，新闻记者及信息共享组织常常被指涉密。他呼吁国家信息自由联盟(NFOIC)的成员团结起来，讨论合作战略，分享共同的关切，在信息自由法案(FOI)的框架下建立与政府部门协调沟通的法律机制^［63］。

Relyea1(2009)研究指出政府机构对FOI的执行有抵触情绪，国会有必要对FOI的执行进行积极监督并对FOI进行适当修订^［64］。

然而，国外学者们除了关心政府信息共享的法律保障外，他们还关注在隐私、保密等法律的限制下，政府信息共享的法律风险。

英国政府政制事务部指出信息共享的政策框架需要考虑信息共享与其他已制定的法律关系，以及共享信息带来的风险^［65］。Medaris等讨论了家庭教育和青少年保护的信息共享问题。所有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的信息共享都必须受到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FERPA)的限制^［66］。

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政府信息共享与隐私保密法律的关系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Gellman(2002)指出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制定政府跨部门共享信息的政策和法律，但是这涉及保障个人隐私权益不受到侵害^［67］。Relyea1(2004)指出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不足是“9·11”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68］。2002年修订的国土安全法把反恐信息共享的责任赋予国防部，但这造成在信息共享过程中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指示的混淆，信息共享具有不确定性。

Feinberg(2004)对“后9·11时代”的联邦政府信息政策进行研究，他指出一方面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在加强信息保密工作。政府的信息法律政策应着重考虑在隐私保密和信息共享之间取得合理平衡^［69］。

6　应用系统研究

国外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不只停留于理论研究上，许多学者还采用新技术构建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系统。

1990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图书馆信息服务人员实施了政府信息共享项目(GISP)，创建一个用户友好、功能强大的美国联邦政府信息系统。GISP提供对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光盘的互联网接入，在线提供1982—1996年多个关于人口、经济的数据库。网站有图形界面和纯文本菜单两种显示，提供表单搜索、区域浏览和内容浏览三种查阅方式，并生成详细的统计报告^［70］。

1990年Kovacs开发了Gov-L系统。它通过电子邮件技术，帮助图书馆员及对政府信息感兴趣的人获取政府共享信息^［71］。

Bajaj和Ram(2003)提出IAIS(机构间信息共享)模型。在IAIS模型中，使用XML标准来定义信息的存储结构、信息访问权限、信息共享范围以及信息的维护策略等。IAIS实现了政府机构之间非结构化信息的共享^［72］。

Liu等(2005)开发了一个电子政务共享系统，该系统包括一个信任参考模型及一套信息共享协议。模型整合集成信息共享的政策和信任协商机制，并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交错关系。参考模型和协议使用XML标准进行共享信息描述，使用Web Services技术提供共享发布服务，实现与企业参考模型架构完全兼容，可以直接集成到现有的电子政务系统^［73］。

Golubchik等人开发出一种新数据安全转移服务系统——Bistro，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中信息收集和信息发布技术进行了实用化的创新研究^［74］。

地理信息系统是政府信息共享的一个应用较广的领域。Geymen等人开发了一个城市信息系统软件接口，使其可以实现数据共享和数据动态更新，该接口的源程序称为DEVKBS V.1.0，是基于ArcView 3.X中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的，使用ArcView的Avenue语言和Visual Basic 6.0编写。该程序接口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使用灵活、方便，能适应各种系统环境^［75］。Francisco等开发了一个城镇地理信息系统，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和多用户参与数据维护^［76］。

政府信息系统共享的安全性也是技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问题。Shane研究利用信息安全技术构建信息共享安全框架，在信息共享的环境下保护国防机密信息不受黑客攻击和盗取^［77］。Agrawa等制定了私有数据库共享协议，包括数据交换协议和对等连接协议。该协议保障私有数据库在信息共享过程中的数据安全。他们同时提供了该协议的应用程序接口(API)，现有的政府信息系统可以方便地内置该协议与私有数据库进行共享^［78］。

近年来研究者还尝试将语义网络、Mash-up、Ajax等新技术应用到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中。Chen等建立了一个水质检测信息共享原型系统，能整合联邦和各州的水质监测数据，为民众及政府机构提供共享服务。该系统最大的优势源于检索数据使用了语义整合技术。初步的用户反馈数据表明，语义技术提高了共享数据质量^［79］。Taylor以Wikimapia作为例子，尝试用混搭(Mash-up)技术，建立政府机构、私营机构以及个人的信息共享空间^［80］。

Janssen等(2009)开发了一个信息共享服务仿真模型模拟信息服务的安排实施过程，并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验证，以支持政府部门信息共享服务决策以及评估共享服务的影响。仿真模型系统模拟分析显示，信息共享服务可能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但是服务的实施安排决定了服务的效率，高服务水平往往以效率为代价^［81］。

总的来看，国外研究者善于利用新技术改进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系统。其研究重点是在应用技术的实践，而且研究领域大多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保障与维护机制密切相关。

7　结语

国外学者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研究起步早、范围广、层次深、成果硕。在共享理念上，民主、服务和沟通的理念成为学者们的研究核心;在因素分析上，国外学者把信念、信任、意愿、组织形式、信息素养等的内部因素与政治环境、民主进程、经济、技术等的外部因素相结合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共享机制上，组织机制、信任机制、合作机制和托管机制是国外研究的热点;在法律政策上，国外学者们提出法律法规的制定应在保障信息共享与隐私保护和信息保密之间取得合理平衡;在应用技术上，他们善于利用新技术改进和开发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系统，而且技术研究的领域大多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保障与维护机制密切相关。

另外，国外学者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从系统整体的角度进行全面研究(如因素综合分析)，大量采用实证的方法，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如组织管理学、TRA理论等)，注重技术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

【注释】

［1］Kent，Allen.TheGoals of Resource Sharing in Libraries［C］//Allen Kent，Thomas J.Galvin.Library Resource Sharing：Proceeding of the 1976 Conference on Resource Sharing in Libraries，Pittburgh，Pennsylvania.New York：Marcel Dekker，Inc.1977：17-18.

［2］王学东，商宪丽.信息资源管理发展分析(一)［M］//胡昌平等.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488-501.

［3］Pesachowitz，Alvin.Interagency Conference on Public Access［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1992，9(2)：187-198.

［4］OECO Public Management Committee.E-government for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EB/OL］.［2009-11-21］.http://www.oecd.org/dataoecd/61/51/1900167.pdf.

［5］Hilton，Stephen.Developing Local E-democracy in Bristol：From Information to Consultation to Participation and Beyond.Aslib Proceedings［J］.New Information Perspectives，2006，58(5)：41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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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树金，男，1962年生。现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标引与编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社科情报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委。主要从事情报检索语言、信息组织、网络信息管理、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近十项，发表论文80余篇。

司徒俊峰，男，1980年生，中山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部助理馆员，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