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

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_银发中国: 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一)国家层面“共建、共融、共享”的制度文化建设

老年人是小康社会的共建者，是和谐社会的共融者，更是福利社会的共享者。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5]

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对尚不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有限众所周知，不少农村人口仍处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我国老龄问题的重心和难点在农村。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2000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为9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9.8%;2009年底，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11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11.3%。此外，还有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人。预计到2045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比例将超过22%。由于农村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农村老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待遇较低，农村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

农村老龄化的养老—照料的双重危机已经爆发。人口流动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赡养责任人口”的大量流失增大了应对难度。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例的同时提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了农村老年人与儿女分居比例和空巢比例。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但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86年的1.86扩大到2010年的3.23，农村人口更是典型的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需要提前从战略上应对。人口结构具有强大的惯性，将长时期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应对老龄化必须留出提前量，在战略上未雨绸缪。

首先，要巩固传统家庭养老制度。以生育率的适度回升重建农村家庭养老制度，加强家庭养老功能。生育政策和养老政策密不可分，从政策上改变“限制性生育”为“鼓励性生育”是负责的也是有远见的。国家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强调了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作为子女赡养人有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抚慰，照顾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义务。但生育的独子化、家庭的小型化以及人口的流动都导致农村家庭养老—照料功能的严重弱化。很多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父母将面临老难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多重挑战。

放开生育管制、鼓励两胎生育有助于缓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考虑到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以及中国已经多年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两个事实，中国的人口新政非大智慧大勇气不可为，恐怕不能局限于普遍允许二胎，而且需要探索引进生育的社会成本部分替代生育的家庭成本的机制，降低农村家庭内部生养孩子的压力，提振平均的生育水平，遏制少子化和人口亏损的态势，恢复生育的自然生态和人口生产的活力，提高农村家庭自我养老的保障能力，缓解2030年以后老龄化高峰到来之际的养老大危机。双子生育主导下的适度老龄化，将通过提升和保障年轻人口的养老支持力，从源头上遏制老龄化危机的深化。

其次，要对接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实现养老公平与效益的双赢。构建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有效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切入点。构建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仅是保障和改善老年农民生活的需要，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需要，已然成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虽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但是城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明显强于农村，为此要强化国家对农民的“福利养老责任”，对接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和落实农村老年福利制度，保障农民国民养老福利待遇。

重点是建立和完善低收入老人的高龄津贴制度，困难老人的养老补贴制度，失独老人的社会(机构)养老制度，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补贴制度，而且要注意制度的衔接，使之体系化，避免碎片化、重叠化和低效化。民政部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每年都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被概括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到“十三五”期间，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越来越迫切。社区为老服务的覆盖率在城市要达到100%，在农村要达到50%，任务艰巨。为此，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投入，同时扩大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如果说“未富先老”命题的核心价值主张是，提醒我们面临的挑战的巨大性以及未雨绸缪加快社会财富创造和养老资源积累的紧迫性，那么“边富边老”的新命题则提出了关怀老年、财富共享、和谐共生的重要主张。事实上，各级政府也是这么实践的，如离退休金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旧命题还是新命题，都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两大问题。它们各有各的依归，各有各的价值，却完全可以统一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三大战略中。

“未富先老”提醒我们要做大财富蛋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命题与主张公平地切分蛋糕的“边富边老”共享观是相辅相成的。最应该警惕的是，我们不能从“未富先老”这种严峻的事实中读出为政府不作为辩护的遁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共享不能忘记对农村老年人的关怀和反哺。农村老龄化超前于城镇，造成农村养老负担比城镇更大。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镇，引发农村老龄化、少儿化、女性化“三化”并存，农村老年人不但要自我养老，还要担负隔代抚育重任，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而养老保险、低保、新型合作医疗等制度建设与城镇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从事物的内在联系来看，两大命题分别关注的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一是经济效益问题，二是社会公平问题。我们要做两篇文章，在蛋糕做大之后，要锦上添花，保障老年人公平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和机会;在蛋糕不够大的时候，则要保障老年人基本的生活条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做法就是有力的证明。归根结底，养老保障水平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养老保障方式要与人口老龄化的阶段和老年人口的特点相适应。把握住这两个互相适应来设计和运作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使人口的结构变化与社会财富的创造、累积和分配达到和谐、适应、共生的良性状态。

“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点是维系住老年人个体和外部世界建设性的平衡关系或者说良性的互动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老年人的价值实现最大化——从“老有所为”到“老有所用”进而到“老有所成”。与此同时，使整个社会在生产性老龄化的推动下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际之间的公平和公正以及人口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全面的协调发展。在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框架里，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自然的生态，而且是社会的生态甚至心态的秩序。积极的老年文化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内在力量。

政府是第一责任主体，政府需要肩负起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伦理建设的三大责任。

政府有责任了解老年人和家庭的需求及其变化，进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快速的人口转变背景下，全球社会正在从核心家庭的老年照护转向专业机构的老年照护。政府要努力打造有强大公共财政支持、有强大质量监督体系、家庭化、有品质的老年护理体系。机构养老不仅仅是养老地点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有养老服务品质的保障，因为它更专业。社会化养老供不应求，由此提出了一个加快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任务。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我们既要面对“未富先老”的事实，同时也要在“边富边老”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契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近年中央为退休长者提高退休金水平的报道常入眼帘。老年人过去是贡献者，现在理应是共享者，现在各地各级政府为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都可以理解为老年社会福利的发展，都体现了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宗旨。

共建、共融、共享是构筑和谐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原则。老年人的再就业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年轻人竞争不过老年人，说明老年人依然有价值可以创造，或者说有些岗位是适合老年人的，老年人就业有拾遗补阙的作用。鼓励老年人的再社会化和社会参与，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就可以收获“人口转型红利”或者说“老年人口红利”。政府要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全社会都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再就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大批健康老年人处在赋闲状况。老年人再就业有利于社会发展，即使有与年轻人争饭碗现象也符合市场法则。

当然，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还包括文化建设、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很多长期的任务。特别是对“无后老人”要给予特别的关爱和帮助，满足他们可能卑微却迫切的要求，共建一个老年友好的国家、人道和谐的社会。

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需要有基础性考虑、全局性设计和长远性安排。概括而言，我们需要秉持“积极应对，化弊为利;提前应对，有备而老;科学应对，对症下药;全面应对，统筹治理”的态度取向来构筑具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如果我们在全社会能准备好四大应对的态度，并在诸多方面做好准备，就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确保老人安享晚年以及社会和谐发展两大目标。

正确对待人口老龄化，我们应该树立的“科学老龄观”是辨证的: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挑战的严峻性、后果的严重性、话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要坚持以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和回应。水木清华有一句箴言:行甚于言。“积极应对、化弊为利”的主张意味着我们不能悲观失望，而是需要直面挑战，积极回应，不消极等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可能转化为无法化解的巨大压力，也可能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古典经济学认为，需求引致生产，消费促进生产，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巨大的为老服务市场需求昭示着巨大的老龄产业的发展空间。老龄化社会的商机无限。根据估计，我国未来养老市场潜力可能达到数万亿元人民币，帮助创造数千万个就业岗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老年人口并不完全是依赖性人口，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可以为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人口红利包括了非常重要的“老年人口红利”。事实上，很多老年人还在继续为家庭、为成年儿女、为社会发展作出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老年人不是负担、包袱和问题的代名词。在理念上，那种把老年人当作负担和包袱的观点是片面而且有害的，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会加大负面作用。因为，老年人口的存在一定会表现出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是正是负，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一群体，这就要求社会高度重视老年人的正面作用，并将负面作用想方设法进行转化。老年人口红利的实质，是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财富。

“老年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老年价值”的再发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改变了社会上对老年群体过于消极的评价，重塑了老年人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一是有助于老年人正面认识自身价值，做暮年烈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二是对社会来说，积极老龄化也就是“产出性老龄化”，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提醒决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要重视老年人的尊严、价值和参与，关注行为层面的“老有所为”，更要关注心理层面的“老有所用”以及价值层面的“老有所成”。

从生命历程的观点出发，成功的老龄化一定是有准备、有储备的老龄化。^[6]无论是准老年人、家庭、社会和政府都需要为重度老龄化的到来做好准备。概括来说，我们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其一是思想准备。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悄然无声却一步紧似一步。中国的人口每日每时都在推进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且高龄化问题、重度老龄化问题必将更加突出。国际社会提出了很多理论与主张，著名的有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健康、参与、保障三大原则等。老龄化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准备好。严峻的事实提醒我们，需要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但程度有高低，规模有大小。基础养老设施、服务体系、养老制度包括生育储备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时不我待，我们需要尽可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从容应对。

其二是健康准备。发展以人为本，人以健康为本。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况，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我们要从全生命历程的观点出发推进“健康老龄化”，准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要为生命老年期的到来做好能力储备工作。^[7]长寿不等于健康。^[8]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年度报告中曾经指出:“单纯寿命的增加而不是生命质量的提高，是没有价值的，即健康寿命比寿命更重要。”身心健康构成了活动能力的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了健康意识、健康行为和健康产出。我们要倡导中青年人口“储蓄健康，应对老龄”。健康准备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理性选择和科学建设。

其三是生育准备。家庭养老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养老方式之一，我们需要维护和光大这个优良的传统。“4—2—1”家庭结构问题将困扰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中国的人口政策因为缺乏人口的战略储备而给未来预留了巨大的社会隐忧。破解未来的养老问题，需要提前做好政策调整和相关的制度安排。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应该朝适度生育、优化人口的方向努力，尊重天赋人权、提倡性别平等、鼓励普遍二胎，同时允许多胎。中国需要适度生育和人口振兴战略，尽快实施性别平等、城乡统筹、生育不少于两胎的长远政策，这是缓解重度老龄化冲击的治本之策。

其四是家庭准备。中国先贤教导我们的祖先:父母在，不远游。这是流行于农业社会家庭的养老文化。传统文化往往有其核心价值，这就是古今不变的对父母的敬爱。在少子高龄化和独子老龄化时代，“父母在，不远游”出现了新的含义。家庭需要提前作出战略性的居住安排。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日本、新加坡等地成功地实践过“端过一碗汤去不凉”的居住安排模式，其特点是分而不离、分而不疏。长久以来，西方社会为了两代人各自的私密空间倡导和实践过“有距离的亲密”(Intimacy but at a distance);中国为了应对高龄时代的照料危机，我们认为需要及早提倡“便于照料的距离”，即最好能与父母保持一个相对近的居住距离。例如，虽然分开居住却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便于照顾晚年的父母，以尽人子之责。

家庭实际上是一个亲属网络，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今社会，网络家庭日趋普遍，更需要建设好子家庭和母家庭的关系。^[9]在应对父母高龄化、儿女老龄化的挑战过程中，家庭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单位，只有力量凝聚而不是分散的家庭才可能在高龄化的冲击下经受住考验。

其五是物质准备。物质储备意味着老龄社会要有物质基础，老年人要有经济基础。现在多投资点社会基础设施，就是为未来的重度老龄化减压。今天的年轻人就是今后的老年人，所以一些社会活动设施的投资表面上看用得人少，今后用得人却多。为未来社会的预先投资，实际上是为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经济学家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是在为未来储蓄。特别是建筑和公共设施应该考虑便于老年人的行动和出入，一个有老年关怀的社会环境是无障碍的。中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阶段，但并非所有政府部门都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成功的、幸福的老龄社会，为此，提出“老龄友好”“老龄关怀”理念十分必要。这种老龄理念需要全社会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及早转化为政府的作为，才可能真正做到提前应对，有备而老。

其六是文化准备。建设和谐的老龄社会、实现和谐有保障的老龄化是我国的战略方向。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孝道正面临着重要的变革，其演变方向引起了关注。^[10]出路何在?我们需要继续倡导血亲孝，同时发展仁道孝，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建构坚强和谐的代际关系，探索“文化养老”的新路径。^[11]例如，除了已经有的源自西方的父亲节、母亲节和我国传统的敬老节、重阳节外，还可以向国际社会学习设立“祖父母节”。好的节日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标识和文化灯塔，可以起到引导人心、强化伦理、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

成功老龄化的文化储备要以尊老、敬老、安老为核心的文化取向，发扬光大孝道文化和养生文化，通过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建设好和谐的身心关系、人际关系(代际关系和代内关系)和天人关系，就一定可以持续实现成功老龄化和幸福老龄化的目标。例如，自2010年始，我国由民政部统一施行高龄养老津贴制度，全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享受高龄津贴，就是制度层面的重要准备。

(二)社区层面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无论是单位、集体还是社区组织，都是老年人另一个“家”。他们直接面对老年人和家庭，是需求与服务的桥梁，其主要职责是帮扶、关怀和服务。中国需要培育无数个老年友好的组织并形成致密的体系。居家养老不能没有社区为老服务。社区组织在组织居家养老服务商、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居家养老，是中国目前采用的主要养老模式。很多老人感叹:子女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因此，只能解决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父母的紧急问题，难以承担长期照料老人的重任，只是在一定时期(如需要高额医疗费用)提供支持。200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指出:“加快为老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是保障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不断改善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支持环境。同时，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指出，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和生活节奏加快，中青年一代正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照护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通过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来解决。

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养老方式的选择已日趋多元化，呈现出个人养老、家庭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等多种模式并行的状况。在此基础之上，一种以强调社区服务为主，结合个人与家庭养老的新型养老方式，即社区居家养老，赢得了众多市民的欢迎。所谓社区居家养老，是指老人住在家庭里，在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由社区承担养老工作或托老服务，如社区办老年饭桌、送餐上门、家庭病床、料理家务和“急救铃”等。在收费方面则以福利为主，根据老人的生活条件适当交一定的费用，对于生活十分困难的老人则实行无偿服务。

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可以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住所和环境中，政府可以不必花过多的资金建设集中的养老机构和设施，只是这种模式要求老年人所生活的社区提供各种上门服务，如为老年人提供购物、清扫、护理等日常的生活照料。

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当前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现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努力实现积极老龄化，创办积极老龄化养老机构。为老年群体的老有所为提供广阔的天地和施展才华的舞台。为了做到老有所为，就要挖掘老年人的潜能，使其转变为社会有用的资源。他们具有宝贵的才能和经验，能够融入社会，力所能及地参加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教育、体育等活动。

老有所为是积极老龄化的核心，老年人在进入老年后老有所为的时间越长，不仅能减轻社会和家庭对老有所养的负担，而且能够继续为社会作贡献。例如，福建省福州市遵循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服务方式多样化和服务队伍专业化与志愿者相结合原则，试办积极老龄化养老机构。采用民办公助方式，引入民间资本进行运作。政府划拨土地(山地、坡地、滩涂等)2000亩，民间筹资5000万元，按国际三A级标准设计，首期建成500张床位，总床位1000张的规模养老机构。该养老机构分设住宿膳食区、娱乐体育区、文化艺术区、医疗保健区、科研教育区、种植果蔬区、养殖动物区、工艺制作区等，力争将其建成我国功能最完善、项目最齐全、标准最规范、服务最周到的积极老龄化养老机构的示范点，为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老有所乐提供综合整体配套设施和服务，构建和谐的老龄社会和老年社区。该养老机构采用会员制方式接纳各界老年群体参加，并向全社会吸收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各行业能工巧匠，担任各“老有所为”项目的带头人，以充分发挥老有所为的作用。老年人可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参加管理或者生产。

老年人并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在创造自己的生活。“同伴互助养老”的探索是积极有益的。在实际生活中，早有一种男女搭伴的养老方式，就是不结婚但住在一起的养老方式，求的是异性老人之间的情感慰藉和生活照应。河南省荥阳市等地推出孤寡老人组成“类家庭”的做法则是同性别的，是一种“同伴互助养老”。这是一种政府公益建房、老人自愿结合、同伴生活互相帮助的养老方式。简单说，就是大伙儿合住有个伴，平时可互相照应，而且大家都不太孤单。“同伴互助养老”在各地都有一定成效，笔者在湖北省调研时也遇到过“类家庭”这样的养老组合。小分散、大集中的做法可以使效率和效益双赢。这种来自实践的探索，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来有效解决养老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

孤寡老人组成“类家庭”的做法能否成功取决于:(1)老人自己能否做到自愿、自主、自理;(2)老人之间能否做到互信、互助、互惠;(3)政府帮助、地理适中、个人结合等因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结合。这种就近安置、集中养老的方式，既节省资金又满足了很多老人不愿离家的心愿，还为老人们的精神交流创造了条件，是养老方式上的一个有效探索。首先是多功能性特点，多方面都照顾到了，方方面面都站得住脚。其次“类家庭”的名字也透出玄机，说明了老年人对家的渴望，对家的依赖，对家的亲近。家人是人际心理距离最短的群体，因为是利益共同体。没有家就创造一个“家”，这正是“同伴养老”或“抢团养老”的亮点。

总之，只要老人高兴，就是一件好事。但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因为毕竟是“类家庭”而不是真家庭。这些矛盾需要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一些老人合适的办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老人。今后能不能扩展到其他老人，需要考虑这些老人的意愿和特点。一般来说，这种“同伴养老”适用于低年龄的、合群的、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根据荥阳市的探索，这是一种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方式，在养老的照料功能上类似于家庭的互助养老，在养老的财政支持上则是社会的补贴养老。这种养老方式今后可能遭遇的一个挑战是随着同伴老人的年龄增大，互助的能力下降而养老的照料需求上升，那么依靠老年群体自身的力量将难以支持高龄化的需要，也就说需要相对专业的照料了，“同伴互助养老”可能难以为继。政府需要适当考虑老年人口年龄和功能因素对养老方式的不同要求。

老年人的社团组织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老年人需要在松散但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的组织中获得友谊、社会支持和自我肯定。在一个积极向上的老龄社会里，老年人群必然会成为积极的生活主体，他们会主动寻找生活的意义和老年的价值。老年人的社团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发的，另一种是有组织的。老年人成立联谊会，可以在一个社团的影响下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的目标。老年人的个体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老年群体的力量绝对是不容忽视也是不应当忽视的。老年人团体容易互相影响并且对社会产生影响。在社团的发展中，老年人容易产生趋同性的价值观并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

在社区文化的建设过程中，老年人社团的积极发展已经起到相当良性的示范效应。我们已经看到老年人社团发展的端倪，兴利除弊是必须考虑的价值取向。老年人发展就是要保持和发展人类的社会性，让老年人融入社会而不是与社会相隔绝，并且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参与中获得欢乐、健康和价值。老年人融入社会既可以是在同代人中进行，也可以穿透代际之间的隔阂实现良性互动。

社区是老年人的家，居家养老成为许多老年人晚年居住安排的现实选择。所以，社区在驱除老年孤独方面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全国各地的大小社区都需要加强精神赡养功能。譬如，提供老年活动场地和项目，提倡新的五个“老有”——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开展老年交游活动、亲情陪护活动，等等。在天地人和的和谐格局中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实现个体层面的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进而实现社会总体的幸福老龄化。

(三)个体层面有准备的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国家、社区和个人(家庭)共同实施的大战略，不仅要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我们每个人在中青年期和准老年期也应作出积极的回应。“健康储蓄”和“态度准备”是有准备的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前提。流行观点认为，老龄问题与老年人和老年期有关，这固然不错，但生命历程的事实表明，老龄问题不仅仅与老年人和老年期有关。

从整个生命历程出发，本项研究观察到了两种老龄化:(1)老年期的显性老龄化，最重要的是年龄标识和退休认定。60岁或者65岁一般被认定为老年的年龄起点，或者以退休作为事实上的进入老年的标志，包括了低龄阶段的积极老龄化和高龄阶段的依赖老龄化。(2)前老年期的隐性老龄化。前老年期的漏损和老年期的丧失共同构成了老年期的终极挑战。从隐性漏损到显性丧失，逐步放大了老龄化对个体、家庭和国家的挑战。老龄化是一个过程，考虑了时间这个维度，我们就不能仅仅考虑老年期的丧失。

无论是隐性漏损还是显性丧失，都涉及健康资源、生育资源、收入资源、社会资源和态度资源等几个方面。积累资源，防范风险，是从整个生命历程出发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思路。我们的口号是:“积极老龄化，从年轻开始。”在生活方式的层面上，就是要管住嘴、净化胃、善待心、迈动腿和愉悦神。理念决定行动，态度决定一切。笔者从个体的层面提出“有准备的老龄化”，就是主张要在全体国民中倡导健康储蓄和资源积累，以应对老年期的老年风险。老年人的战略应对需要有一个时间上的提前量，最好在前老年期就做好应对准备，主要是积累养老资源以应对老年的不时之需，包括健康资源、经济资源、人际资源。健康、经济和人脉是老年人应对老龄化挑战最重要的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是老年人的养老本钱，笔者称之为“老本积累战略”。例如，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意义在于前老年期的健康投资，在于全生命周期的推进。

“健康储蓄”是指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建设身心健康、储备健康存量，以应对老年期健康丧失的挑战。老年期的健康与前老年期的健康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将视角延伸到前老年期，放在整个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框架来讨论“健康老龄化”命题是必要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些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初始危险，在童年早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国内外研究都强调年龄因素的重要性，包括年龄与老年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年龄与老年人痴呆病、糖尿病的关系，以及年龄在老年人的心理认知和身体活动中的显著影响等在神经医学分析和病理分析中的作用和地位。大量的年龄研究结果表明，现实老年人口健康长寿不仅仅和现实的老年阶段社会经济状态有关，也与老年人口幼年时期、成年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生活特征有密切关系。因此，在生命各个阶段进行干预，创建支持性的优良环境和促进健康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健康老龄化是我们的目标。健康老龄化是1982年维也纳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的新概念;2002年马德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将“促进老年人健康”再度确立为全球社会的政治目标之一。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病理性老龄化现象。我国很多地区调查显示，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根据2000年中国城乡一次性抽样调查，我国老年人自认为健康的比例大约是50%。根据北京市老年病医疗中心2000年对北京城乡地区抽样调查，老年人各种慢性病的患病率达到74%左右，有两种以上疾病的老年人比例从1992年的35.3%上升到1997年的41.9%。1997年调查发现，老年人中存在对生活有明显影响的残疾(视力、听力、躯体功能等障碍)率是25.2%，5%的老年人日常生活完全需要依赖他人照料，而且随年龄增高依赖率也增高。

伴随着现代化和人口老龄化，疾病模式正在从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为主向慢性非传染病为主转变。流行病学转变是指伴随现代化进程所发生的疾病和死因模式的变化过程以及后果。这其中就有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为一般地老龄人口慢性病的患病率要高于年轻人群，所以老龄人口规模和比例的上升会引起慢性病的增多。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的医疗负担和普遍的生活质量问题。不少老年人医疗存在困难，社会要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根据2000年中国城乡一次性抽样调查，城市老人62.3%享受国家规定的公费医疗。农村有不少老年人贫病交加。

健康老龄化要求整个生命历程的“健康储蓄”，要求良好的生活方式。健康是金子，但开掘金子的钥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可喜的是，老年体育人口在增多。2002年11月，在海南三亚召开的首届世界养生科学大会，主题是:科学、健康、长寿、和谐与共享，提出了“养生产业”的新概念。

“态度准备”就是积极的老龄化态度，顺应岁月变迁，把握生命航向，再创人生意义。我们需要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所构筑起来的“成功老龄化”的战略框架里找寻“老年孤独”问题的出路，简单说就是要倡导老年人以及老年群体积极的“精神自养”和家庭、社会两个层面“精神赡养”的结合。“健康自立、有所作为”应该成为积极的自我养老文化的两个基本点。文化建设需要人口载体，所以积极的自我养老需要在更多的老年人中获得文化认同。享受孤独是为了宁静致远，消解孤独是因为老有所乐。尽量减少孤独对老年健康的伤害，尽量提升闲暇时间对老年人生的价值。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笔者提出老年发展理论的初衷是要赋予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以积极的内涵。“爱”是老年发展的原动力。乐天知命、喜接盛年、人间有情、心中有爱、阳光暮年。乐龄的潜力在前老年。从老龄到乐龄，这是一次美妙的变革。乐龄的提法更新了年龄文化，一扫老年阶段的“文化灰霾”。“乐龄”的提法创造了积极快乐的年龄文化，也是老年人积极的年龄定位和老年感受。帮助老年人快乐无忧地度过老年，已成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职责。发现乐龄之美:余暇、悠闲、活跃。乐龄不仅是一种文化追求，而且是一种人口界定，并非所有老年人都是乐龄人口。中国需要推动积极的老年文化建设，乐龄的说法使老年人穿上了一件亮丽的“文化衫”。就乐龄文化达成社会共识，倡导活跃乐龄、成功乐龄的老年主张，使社会各界对人口老龄化抱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注释】

[1]笔者认为，比诸老年人口抚养比的说法，老年人口赡养比的概念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答记者问相关报道。

[3]《日本副首相麻生称社保增加问题在于不生孩子》，中文国际—中国日报网2014年12月8日。

[4]侯佳伟、黄四林、辛子强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78—97页。

[5]穆光宗:《论“和谐老龄化”》，《光明日报》2007年4月3日。

[6]穆光宗:《从“未备先老”到“有备而老”》，《中国社会工作》2010年第7期。

[7]中国老年学学会:《实现健康老龄化》，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年版。

[8]王梅:《活得长≠活得健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9]［澳］哈尔·肯迪格等:《世界家庭养老探析》，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学学会:《中国的养老之路》，中国劳动出版社1998年版。

[10]中国老年学学会:《中华孝文化专辑》，五洲文明出版社2004年版;陈功:《社会变迁中的养老和孝观念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

[11]穆光宗:《“文化养老”之我见》，《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6月上半月刊(总第1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