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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取向的异同及存在的争议

时间:2022-03-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前者传达信息意图,后者体现言者的交际意图,语言的客观性与真值条件和信息结构相关联,而语言的主观性与交际意图及对这种意图的显性编码相关联。两种取向都认为将来时标记be going to为主观性表达。可见,与认知取向不同,语用取向更关注主观性意义的形成过程,即意义的主观化过程。
两大取向的异同及存在的争议_汉语副词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研究

一、对主观性的理解及研究范式的差异

(一)认知语法取向

认知语法取向认为语言的“主观性”与对特定概念内容的识解视角有关,就语言表达而言,如果注意力只聚焦于台上被表达实体而未涉及台下表达主体(言者及听者等),或者说未引发言语场景/言语事件,则该表达呈现出最大限度的客观性;相反,如果表达主体也经历一个隐性概念化过程且其本身并没有被概念化为客体的一部分,则该表达呈现出最大限度的主观性。 但更多时候,语言表达在客观极和主观极之间调整,如图2-3(a)和图2-3(b)所示。 以英语中across为例进行说明:

图2-3 语言的主/客观性与识解方式(视角位置)的关系

(4a)Vanessa jumped across the table.(凡妮莎跳过桌子。)

(4b)Vanessa is sitting across the table from Veronica.(凡妮莎对着维罗妮卡坐在桌子那面。)

(4c)Vanessa is sitting across the table from me.(凡妮莎对着我坐在桌子那面。)

(4d)Vanessa is sitting across the table.(凡妮莎坐在桌子对面。)

(Langacker 1990:17-20)

上述例(4)中,a客观性最强,d主观性最强,从a到d主观性依次增强。a中“across”标示了主语Vanessa的真实移动而未引发言语事件。b中主语Vanessa是静止的,并未进行任何位移,“across”引发了一个“言语事件”,言者以参照点Veronica为起点,以主语 Vanessa为终点,经历了一个心理位移(mental scanning)。c与b的不同在于心理位移的参照点是言者自身,也就是说言者将自身概念化为客体的一部分。d中心理位移的参照点同样是言者自身,但这一参照点在台下,是隐性的,因此,d比c主观化更强。

(二)语义语用取向

语义语用取向从话语和语言项目的选择角度界定主观性,认为言语交际中,言者选择的不仅是交际内容,而且是如何表达交际内容,如什么成分充当句法主语,是否需要话题化,现在时还是过去时等。 前者传达信息意图,后者体现言者的交际意图,语言的客观性与真值条件和信息结构相关联,而语言的主观性与交际意图及对这种意图的显性编码相关联。

客观性和主观性是一个连续统,最客观的表达式具有如下特征:①表达式是客观陈述,涉及最低限度的言 听双方的推理;②事件结构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在表层结构得到体现;③词汇项对言者视角的关注程度最低;④量原则(Q-heuristic)凸显。 相反,最主观的表达式则涉及最大限度的言 听双方的推理,体现出如下特征:①显性的空间、时间指示语;②言者态度包括对命题的知情态的显性标记;③言者对所言内容的组织与调控(如语篇结构)的显性标记;④关系原则(R-heuristic)凸显。[1]

总之,该取向的研究是基于交际互动的,认为主观性是言者态度在话语编码中的显化,包括对话语或者命题的态度的显化和对话语结构及话语指示功能的态度的显化,具体体现在言者对话语主题或话题、时、体、人称的选择,话语情态、话语标记、话语连接词的选择等。

(三)两种取向的区别

两种取向的理论框架不同,因此对相关语言现象的分析角度也就不同。 认知取向是从概念主体(ground)的介入程度及介入方式角度研究语言的主观性,而语用取向则是从具体语境中以言者为中心的意义是否被显性编码的角度考察语言的主观性。 因此,前者主要探讨句法结构形式、词汇项的句法位置与概念识解方式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着重考察词汇项/结构项在特定语境中产生的推理意义是否被编码。

以两种取向对将来时标记be going to的分析为例来说明。 两种取向都认为将来时标记be going to为主观性表达。 但分析角度和方法不同。 例如:

(5)An earthquake is going to destroy that town.(有一场地震将摧毁这座城市。)

认知取向将例(5)看作是一个预言事件,这样整个事件就是在时间域里而不是空间域里发生。 但并不是主语“地震”通过某时间路径(go引发的)然后摧毁城市,因为地震(射体)和摧毁城市(界标事件)是同延的(coextensive),因此,go引发的是言者的心理扫描过程,其目的是定位不定式to后的界标事件。 也就是说,上述例(5)中将来时标记be going to的意义是凸显了这样一种关系:即将射体参与界标的过程定位于以言说时间为参照点开始的心理位移路径的末端,如图2-4所示。

图2-4 将来时标记be going to识解图

语义语用取向则认为例(5)的主观性体现在将言者对事件可能性的承诺的显性编码。 编码过程涉及转喻和语用重新分析,首先,在一定句法环境中,句中主语与be going to后目的从句的关系更为密切,句中宾语是目的从句的附加语,句中be going to结构被动降级,与之相应,其表示将来的语境推理意义被临时提升。例如:

(6)This unhappysoul was going to be brought into hell…

像上述例(6)中,be going to表示将来时间的推理意义是临时会话含义,直到像下例(7)中,go表示运动的意义与语境(sat upon)不相容,表示将来时间的意义就成为be going to的一般会话含义,例如:

(7)The council sat upon it,and were going to order a search of all the houses about the town.

当go的运动及方向义与句中主语或动词完全不相容,如句中主语是无生命名词或者句中动词是心理动词时,be going to完全演变成将来时标记,如上述例(5)。 这一演变既是be going to的主观化过程,又是其语法化过程。 可见,与认知取向不同,语用取向更关注主观性意义的形成过程,即意义的主观化过程。

二、对主观化的认识及研究范式的差异

(一)共时主观化

Langacker对主观化的界定是以言语场景是否参与射体 界标的关系作为语言主观化研究的基点。

射体与界标在语言中表征为句法主语和句法宾语,Langacker认为射体与界标的选择不会因主观化或言语事件中的语法化而改变,同时射体的角色地位也不会改变。 也就是说无论是客观表达还是主观表达,无论主观化程度如何,主语表征射体的角色地位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射体与界标之间的关系在客观轴上,则主语既标示了射体的角色,又是位移的真正实施者;如果射体与界标之间的关系调整到主观轴上,则主语仅起到标记射体角色的作用而未实施位移,位移的真正实施者变成了概念化的主体即言者本身,也就是所谓的“言者主语”。 如上述例(4)中,a中主语Vanessa既标示了射体的角色,又是位移的真正实施者,因而是客观性识解;b-d中主语Vanessa只起到标记射体角色的作用而未实施位移,因而都是主观性识解。 而从a到d随着“across”主观化程度不同,其参与句子的句法组织形式也不同,也就是说,随着概念化主体与被概念化实体之间的关系的调整,作为概念化表征的语言的结构形式或组织形式也会作出相应调整。 可见,此取向主要是从共时变异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主观化的。

语言表达中,言语场景通常作用于名词性短语(nominals)或限定小句(noun phrases),前者体现在冠词、指示词、量化词及一些修饰限定结构的选择,后者体现在时、体、情态等方面。 认知取向从对客观情景的识解类型角度研究上述领域中语言的主观化现象,其核心是“概念结构”包括概念主体(或称为“意识的隐性轨迹”或“透视点”)和概念客体之间的关系,该取向关注事件结构和与之相关的论元结构的形成过程,如概念主体与句法主语的接口等问题。 因此,认知取向对主观化的研究更能体现Benveniste对语言主观性的认识[2]。 当然,Langacker也赞同主观化是语义延伸的一种重要类型,是从词汇项发展为语法项的重要因素。 (Langacker 1990:5)如上述例(7)中go由动作动词发展为将来时标记。

(二)历时主观化

语用取向以新格莱斯语用学和话语分析为基础从“语义 语用”互动角度探析言者的主观信念和态度在话语中显化的过程。 此派主要探讨情态、指称、话语标记、以言行事等领域的主观化,认为主观化是语义演变的主要类型。

在Traugott看来,虽然很难预言每一个意义主观性演变发生的具体时刻和具体语境,但语义主观化是一种强烈的倾向。 呈现出如下演变趋势:

趋向1:意义基于对外部情景的描述〉意义基于对内部(评价/感知/认知)情景的描述;

趋向2:意义基于对外部/内部情景的描述〉意义基于篇章功能和元语立场;

趋向3:意义越来越基于言者对命题的主观信念或态度。

具体演变过程中,上述三个趋向可能会重叠。 其中趋向1包括从具体意义到抽象意义的演变,从物理意义到精神意义的演变。 趋向2不仅指词汇项/结构项发展出连接意义,还包括向元语功能的演变,即意义指向语言自身,如言内动词以言行事的意义、副词发展出话语标记功能等。 换句话说,这里的篇章功能既包括概念性连接,也包括程序性连接,前者如英语中“while”由时间名词演变为表示时间的连接词进一步演变为让步连接词。 例如:

(8a)Mary read while Bill sang.(时间连接词)

(8b)Mary liked oysterswhile Bill hated them.(让步连接词)

后者如英语中“so”由表示原因的连接词演变为话语标记。 例如:

(9a)She left so she could get to Johnson's talk on time.

(9b)So,our speaker tonight is Bella Johnson.

趋向3是主导趋向,涉及言者的“自我-定位”。 不管是体现言者的认知情态(如标量副词even、让步连词while)还是体现言者对所言内容的组织与调控(如话语标记so等),都体现了言者的“自我”,从这个视角而言,主观化是言者认知过程的索引

总之,语义语用取向认为主观化过程是言 听者交际互动中产生的语用意义被重新分析为编码意义的过程;主观化与交际过程中言者的联想和转喻有关,是言者态度的显化过程,包括言者对命题真实性的态度的显化(如probably,I hear等)和论辩中修辞立场的显化(如in fact,indeed等)。

三、二者在主观化形式鉴定方面的争议

认知取向和语用取向都同意主观化是语义问题,但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两者在主观化的形式鉴别方面存在差异。

认知派认为语言表征中言语事件介入的程度不同,介入的方式不同,相应的句法配列方式也不同;此取向注重将对词汇项或结构项的主观性意义的解读与其句法表征(位置、句序等)及其功能(包括语篇功能)结合起来研究。 如英语中形容词可以作前置修饰语,后置修饰语或表语,同一形容词居于这三个位置上时,其主观化程度是不同的,这反映了言者的不同识解角度。 另外,该取向还研究句子补足结构、否定结构及特殊句式如WH-移位的主观化问题。

语用取向认为主观化是语义演变的强烈倾向,并着力于考察能引发词汇项/结构项主观化的外围环境及言 听双方的交际互动,无可否认,单纯的语义-语用考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他们也力图探寻能够鉴别主观化演变轨迹的语言环境。此取向对主观化的形式探寻主要集中在主语人称、及物性、语义敏感极等方面。 但考察多基于个案。 以施为动词promise为例说明两种取向在探讨主观化及其形式鉴别方面的差异。

Langacker(1990)认为promise具有施为性用法的原因在于言语场景本身被置于台上并成为限定小句,此时言语场景与侧面(profile)一致,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不对称被消除,言者 听者互动的内容被指定为施为小句(图2-5)。 例如:

图2-5 施为动词promise识解图

(10)I promise you that it will never happen again.

而Verhagen(1995)进一步分析了promise在第三人称主语句中的施为用法与名词主语或形式主语句中的评价用法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的主观化程度更高。 他认为前者是主语在台上且作为以言行事行为的参照点,而后者则体现了概念者对主语的评价。 体现在句子结构方式上就是前者的promise表示了一个独立的概念(动作/过程),构建了一个“及物性事件图式”(transitive-event-schema)结构;而后者并未构建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与后面的补足语结合在一起形成整个句子的述语,整个句子是“主题 述题”结构。 例如:

(11)He promised to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X→ Y→ Z

(12)The debate promises to be exciting.

X→ Y

上述例(11)中,动词promise和主语直接关联,整个句子的意义从左到右依次展开,而例(12)中,主语没有承担承诺的角色,而是系表结构的主题。

与认知派重在分析promise主观化程度引起句子结构方式的改变不同,语用派则从历时角度考察其由一般动词到施为动词再到其他用法的语义演变,并认为由于语境不同,promise经历了两条不同的主观化路径。

Promise起源于拉丁语,最早只是空间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后来在宗教语境中表示“发誓”的意义。 但常用于第三人称过去时。 当其使用语境泛化至第一人称现在时时,它就有可能被用作施为动词,体现言者将被言世界与所言内容匹配的权威性,如例(10)。 在施为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认知插入语I promise you,体现言者对所言内容的确信程度,同时也反映出言者意识到听者对其所言内容的怀疑。 因此,认知插入语I promise you的形成同时涉及交互主观化过程。 在第三人称主语语境中,promise由后面加NP宾语(如you)的及物动词泛化为后加be (come)动词不定式。 而当其主语也泛化至无生命名词时,它引申出“预兆/预期”的意义,这一新意义是未来导向的,言者认为命题事件很可能在将来发生,体现言者对未来的信念。 在这一语境中,promise的主语降级为主题,而其本身则提升为一个认知动词,如例(12)promise的语义演变过程如图2-6所示。

图2-6 promise的语义主观化过程

由于语用取向的考察多基于个案,且各自关联因素也不同,因此,这些基于多变量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这些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参考性,能推广到多大范围领域还有待确定,并且这些结论跨结构和跨语言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如具体哪个人称与主观化关系更密切,及物性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主观化等都需进一步研究。 但该取向在词汇/结构项的句法位置与主观化的关系方面似乎达成共识,即主观化程度越高,位置越靠外围。 一般说来,VO语言中,主观化程度越高的词汇/结构项越靠左,OV语言则相反。 但到底是主观化程度高引发位置外移还是位置外移引发主观化程度高,值得进一步讨论。 正如Traugott(2010:61)所言对主观化语境的更全面理解最终可能从对搭配的研究中得出,这里的搭配既包括对局部配列的研究,也包括对语言中的大量分布语境的考察。[3]

四、二者在交互主观性(化)界定上的分歧

Langacker认为语言的主观化涉及语言的意义和句法形式的变化。Verhagen认为主观化不仅涉及语言的意义和形式的改变,还涉及语言表达功能的变化,他将语言的主观化研究扩展至话语领域,并进一步提出交互主观性(化);他认为交互主观性(化)涉及概念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在语言使用中产生的。Langacker为了解释主观化引入“言语场景”的概念,言语场景包括概念主体及其认知语境。 而Verhagen则认为言语场景本质上是“公共场景”,包括两个概念主体及它们之间的共享知识。 言语事件中第一主体负责话语组织,第二主体则以特定的方式解读话语,在典型的面对面交谈中,这两个角色是由言者和听者充当的,见图2-3(c)。

Verhagen认为语言使用与人类具有能与他人进行认知协调的基本能力密切相关,而交互主观性就是人类的这种认知协调能力在语言交际中的反映。 话语交际过程就是概念主体之间通过话语对一些概念客体进行认知协调。 认知协调能力对言者而言,就是试图影响别人的想法、态度甚至是行为;对听者而言,就是认识到言者所施影响并决定接受与否。 因此,语言运用绝不仅仅是信息交换(informative),还包括交际双方的言辩(argumentative),即在信息层之上还有修辞层。 宽泛地说,言语交际就是第一个概念主体邀请第二个概念主体共同对概念客体进行概念化,并进而更新公共场景。Verhagen将研究视角从主客体之间扩展至主体之间,即从主观性走向交互主观性。 交互主观性概念的引入可以对语义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如双重否定、限定补足结构和话语连接等进行重新解释。

语用取向则将交互主观性界定为言者用明确的语言形式表达对听者“自我”的关注。 虽然他们同样认为交互主观性是人际的,源于言 听双方的交际互动,言者对听者的关注包括关注听者对言谈内容的态度,以便交际顺利进行这一认知意义方面,但是在语用取向看来,语言的交互主观性更多、更重要的则是体现在社会意义方面,即对听者“自我形象”或“面子”的关注。 因此,语用取向认为最具交互主观性的表达具有如下特征:显性的社会指示语;能体现言者对听者关注的显性标记,如模糊限制语、礼貌标记和尊称等;R原则凸显。 从历时来看,交互主观性意义产生于主观性意义,这是因为主观性意义是言者对语用中产生意义的重新编码,体现了言者对言语内容的观点与态度及对言语事件的调控,而言者对言语事件的调控也可能体现在对言语事件参与者的关注。 言者将体现这种关注的意义重新编码,就产生了交互主观性意义,编码过程就是交互主观化,因此,交互主观化是主观化的进一步发展并从属于主观化。

综上分析,两种取向似乎都承认交互主观性以主观性为前提并蕴含主观性,并且两种取向对交互主观性的界定中都包含言者对听者的关注,但认知取向强调言听双方在公共场景下的认知协调;而语用取向则更关注言听双方的情感及社交表达的需要,因此,对相关语言现象的分析也不同。[4]请看下例:

(13)A:Do you think our son will pass his courses this term?

B:Well,he passed them in the autumn term.

两种取向都同意上述对话是连贯的,但分析方法不同。 认知取向认为上述语篇的连贯性是通过言听双方的交互主观性实现的。 具体来说,B的话语引发了双方的共享知识模型,激起听者推理出结论——如果通过了一次考试,那很有可能通过另外一次类似的考试,因此,B的回答是连贯的,原则上是积极的。 交际中,听者不将话语作为识解客体概念化方式的指令,而是作为一个参与推理并得出结论的指令,即交谈对象不仅是关注客体,而是理解言者的“暗示”,双方成功建立认知协调。

语用派则将上述语篇连贯的原因归功于标记词well,当交际的一方不知如何应对,或者给不了明确答案,或者提供不了所需求的信息时,就用限定语(qualifier) well引起连贯(Jucker 1997:94)。 值得注意的是,在Traugott看来,上例中well的功能主要还是体现言者立场,而只有在其作为面子威胁的缓和语(face-threat mitigator)时,它才是完全基于听者的,是真正交互主观性的。

尽管两种取向对交互主观性(化)的界定不同,但都承认交互主观性(化)蕴含主观性(化),在这一点上他们与Nuyts(2001,2005)的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

五、主观化与语法化

Langacker认为主观化和语法化关系密切,主观化常发生在语法化中,语法化要素借此由其词汇源演变而来。 认知语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所有的语法单位都有某种概念输入,因此,词汇项和语法项之间是一个连续统,某个元素一旦开始语法化,就会继续沿着这一连续统演变,而不是离散地从一个成分跳到另一个。 演变过程涉及语义弱化,并常常伴随语音缩减,语义弱化与语法化既不相排斥又无明显差异,它们常与表达的规约化相伴产生。 认知取向重在探讨主观化与语法化的一致性,而未注意到两者的区别,更未将两者作出区分。

虽然Traugott是第一个将主观化与语法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但她坚持主观化和语法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过程。 她认为语法化中的主观化是语言中一个能表现言者对所言内容的信念与态度的可识别的语法成分的发展,这是一个梯度现象,即一些最初表达具体、词汇和客观意义的形式或结构,因在局部句法环境中的反复使用而渐增了抽象的、语用的意义,逐渐具有了人际的、基于言者的功能(Traugott 1995:32)。 虽然主观化也包括词汇意义的演变,但Traugott认为主观化更可能发生在语法化而不是词汇化中,[5]这很可能是因为语法化的定义涉及言者视角,例如:论元结构(谁对谁做什么),时(命题与言说时间或另一命题的时制关系如何),体(观察点位置继续与否),情态和语气(情况是否与言者信念相关),人称和指示(被识解实体相同与否),组织结构(哪部分被充当主题或焦点),连接和话语标记(话语是如何彼此连接的)。

从共时来看,语法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组织信息的手段,这些手段由不同程度的粒化(granularity)组成,即“词组或词—非黏着成分—黏着成分”(Bybee, Perkins&Pagliuca 1994:40)。 从历时来看这些粒化成分的形成过程很可能是“词组或词〉非黏着成分〉黏着成分”(Givôn 1985)。 其演化过程可以描述为词或词组由于频繁在特定的高度受限的局部语境中的使用而被重新分析为具有新的句法功能和形态功能,并且,语法化一旦开始可能会出现再度语法化(Hopper&Traugott 1993,Lehmann 1985,Heine et al.1991)。 相应的,语法化趋势还可以描述为“词汇/结构〉语法化项目〉再度语法化项目”。 而主观化是言者为了达成交际目的,不断地从表达具体、客观意义的词汇领域征收(recruited)新的意义,[6]并且从言者或言语事件角度来识解而形成新形式的过程(Lehmann 1985, Blakemore 1990)。 因此,主观化可能涉及各个领域的语法化。 比如,从动词结构演化而来的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s)、连接词(connective)、立场副词(Stance adverbs)、程度副词/修饰词(degree modifiers)等。

尽管主观化涉及语法化的各个领域,但语法化不蕴含主观化。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语法化都涉及同等程度的主观化,有些语法化过程可能涉及很少或根本不涉及主观化Traugott(2010:40)。 认为主观化更可能发生在初次语法化阶段(从词汇/结构项到语法项),而不是二次语法化阶段。 这是因为在初次语法化的语义化和语法元素重新分析之前,通常都涉及特定语境中语用推理的强化或固化;而进一步语法化常涉及自动化的结构发展(特别是在曲折形式中)。[7]也就是所选择越少,主观化发生的可能性越小。 或者可以说如果词素真的是强制性的,那么任何“格莱斯原则”都不起作用(Dahl2004:44)。 其次,因为语法化涉及语义、句法、形态甚至语音等各方互动,因此去语法化的例证比较容易发现,如从附缀形式重新回到自由形式等;而主观化则只涉及语义与功能的演变,因此是否存在真正的去主观化现象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甚至还存在一些形式上去语法化而主观化却增强的例证,如Matsumoto's(1988)的研究。 不仅语法化不蕴含主观化,主观化也不蕴含语法化,例如言语行为动词以言行事用法的产生;日语中一些早期具有冒犯意味的词汇项发展出礼貌用法等都是语义(交互)主观化演变,却没有涉及语法化过程。

六、小结

尽管理论基础和研究着力点不同,主观化的两种取向也有相通之处。 首先,两者都认为主观化程度越高,相应地语言表达形式就越少:认知取向认为主观化是“语言要素基于特定的结构目的而系统地发展成为相对较小的对照性成员”(Langacker 1990:16);语用取向认为最具主观性的表达是R原则凸显。 从这点上看,尽管两种取向对语言主观性(化)的具体解释不同,但是在看待一个语言形式/现象是否已经主观化这一点上是相通的。 其次,两种取向的研究领域,研究的语言现象有相似相同之处:两种取向的研究领域都涉及情态、连接、修饰语和限定语等,甚至从不同角度解释同一语言现象,如情态动词must、提升结构be going to、话语标记well、施为动词promise等,认知取向重在共时解释,语用取向重在历时考察,两者相互促进。 主观化和语法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过程,前者重在概念语义的变化,后者侧重结构形式的发展,但语言是意义和形式的结合体,两者必有交叉。

[1] 关于Horn的Q原则和R原则参见本书第188页。

[2] Benveniste(1958/1971)提出了“句子主语”(syntactic subject/sujet d’énoncé)和“言者主语”(speaking subject/sujet d’énonciation)的区分。

[3] De Smet&Verstraete(2006)曾尝试用句法标准来鉴定主观性等级。 他们将两种取向融合在一起,以言者参与话语的不同方式将主观性界定为语用主观性和语义主观性两个梯度,前者指言者的概念化过程,后者又分为描述言者内在的概念主观性(以态度形容词为例)和显示言者位置的人际主观性(以因果连词为例)。 这种界定的适用程度和范围都需要进一步考察。

[4] 其他对交互主观性的研究还包括Nuyts(2001,2005)和Fitzmaurice(2004)。 前者将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分别界定为“言者提出对所言内容负完全责任”和“言者表明将与更多人(包括听者)分享所言内容”,这种界定一方面模糊了交互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对交互主观性与主观性关系的理解也与两种取向不同;后者认为在交互主观性之后还有一步“互动性”——从对听者的关注转向保持交际顺利进行,但因为没有新的编码意义形成,所以“互动性”的界定还是单纯语用的。

[5] 简言之,语法化涉及表达语法功能的项目的发展,而词汇化涉及包含具体内容意义的项目的发展(Brinton&Traugott2005:144-145)。

[6] 这种征收(recruited)绝不是任意的,首先要具备让形式的原义和推理义能够并存的特定上下文语境。

[7] 这一说法的普遍性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印欧语中,语法化发展到最后阶段,许多虚化成分往往成为形态成分;而汉语的情况却复杂得多,汉语中很多虚词进一步语法化过程中,主观化都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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