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环境主义与郊区乡村环境治理

一、何谓生活环境主义

在环境治理中，有几种主要的理论或主义盛行。一是自然环境主义。自然环境主义以生态学为理论依据，以保护自然、恢复自然原始状态为最重要目标。不管这种保护和恢复是否真正对当地人有利，也不管当地人是否有这种意愿。其具体做法就是将某地圈起来，划为“自然保护区”，禁止人类的出入和活动，将人和自然完全隔离。另一种是现代科技主义。现代科技主义崇拜现代技术的力量，完全依赖科技治理受到破坏的环境。而不管这种“科学的”治理方式会不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系统带来新的问题。不论是自然环境主义还是现代科技主义，都完全忽视了当地人的本土经验和生活知识，没有考虑当地人的意愿和生活系统。甚至剥夺当地人的生存权利，使当地人失去生活的来源和依靠。

生活环境主义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日本社会学家鸟越皓之、嘉田由纪子等提出的一种环境社会学理论。所谓生活环境主义，是指在理解和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生活者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环境的态度。具体而言：（1）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关注人的行为和社会结构，因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以及他身边的社会结构不动，环境问题就得不到解决。（2）需要了解生活者的历史、生活的知识以及生活中积累的经验。生活者更加了解当地的环境状况和风土人情，生活者的视角在处理环境问题时更有深度。（3）政策的制定需要尊重居民要求发展的选择，并在当地居民的生活是否可以维续的基础上，考虑如何进行环境保护。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利用资源，实现人与环境的共生。

众所周知，日本在飞速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也遭遇了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197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学家开始着手从事环境问题的相关调查和理论研究。1990年代起，环境社会学已为日本社会学界所熟知。在1990年代日本社会学家创立了环境社会学学会，有了自己固定的研究领域以及特定的方法论。可以说日本环境社会学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19 80年代，在日本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滋贺县琵琶湖进行环境综合开发时产生了保护与利用的争议。日本学者鸟越皓之、嘉田由纪子等通过对琵琶湖水环境调查，以及对琵琶湖的河流、渔业、农业等问题进行多方面的调查，于1984年出版了有关琵琶湖的环境报告书，阐述了生活环境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生活环境主义比较适合分析考察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对中国、日本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是有效的。但是对北美、以及澳大利业等人口密度较低的国家却不一定适用。此外，生活环境主义模式由于吸收了中国经世致用的哲学观，并以韩国和日本实学作为其哲学基础，在东亚各国和地区比较容易被理解1。

二、乡村环境危机：以上海岑仆村为例

早在2007年国家环保局等八部委局《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就已经指出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国农村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一些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到目前为止，这种局面并没有改观2。

岑仆村坐落在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离上海市中心60公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地理位置独特，村东与淀山湖村为界，村西毗邻金泽镇金姚村，村南有小葑漾擦肩而过，村北濒临上海最大的自然湖——淀山湖。村区域内河港纵横，星棋罗布，水陆交通便捷。岑仆村总面积3548亩，水面积955亩，其中精养池塘534亩，耕地面积1037亩。村内总户数356户，村居民人口数1039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岑仆村是一个纯农业村落，村民主要靠种植和打鱼为生。农作物以水稻、油菜、食用菌等为主，养殖业以鱼、青虾、罗氏沼虾、蟹等为主。在农业生产中农民是不使用农药化肥的。改革开放以后，如同许多中国农村一样，岑仆村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因为村民在种植过程中对化肥、农药的不合理使用，致使土壤土质恶化，河流受到污染，生态多样性遭到破坏，环境质量下降。特别是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不仅使村里的土地慢慢变得盐碱化和板结化，而且一到下雨天气，土地里残留的农药化肥还会顺着地表径流到河里，污染着村里的河流。同时，由于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也造成了环境污染。据当地村民说，在河水还是很清澈的时候，河水是孩子们重要的嬉戏场所，孩子们经常到河边游玩、垂钓，当地的居民也经常在河里淘米洗菜、洗衣服。为了保持河水的干净度，村民会自觉的清理留下的菜叶等垃圾。如今，河水只是村民刷拖把、洗脏鞋子和丢垃圾的场所。

因为水源地保护区的特殊性，岑仆村工业和养殖业发展受到限制，年轻人难以寻找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城市寻求生存发展的新途径。留在村里的只剩下年迈的老人，一如既往的固守在这片土地上。如今，岑仆村的土地都被村集体收回，再发包给愿意种地的人。现今留在村里种地的都是50～60岁的老人。这些老人大部分都在帮外来租地的“老板”种地。

三、欣耕工坊的生态实践

环境NGO是环境保护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倡导环境保护、提高全社会环境意识、开展社会监督、推动发展绿色经济、维护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欣耕工坊——一家致力于改善中国贫困地区状况，并不断地为弱势人群提供生产及就业机会的社会企业，近年来开始关注乡村环境污染、乡村空心化、留守儿童与老人等问题，希望通过探索新形态的农产品经营模式，改变农民生活境遇、改进乡村生态环境，重新建立人们与土地和河流的联系。从2012年开始，欣耕工坊选择岑仆村开始了他们的生态实践。

1 . 改进农业种植

在农业种植方面：（1）发展生态有机农业。欣耕工坊从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入手，从源头引导村民改变生产方式。他们租种了一块被农药化肥严重污染，很多年没有人耕种的盐碱化、板结化严重的低洼地，开始土壤治理和有机农业试验。在农作物种植上，采用泡沫砖种菜法隔离污染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种植了草莓、葡萄、无花果、及各类时令蔬菜。还运用间作套种的方式，充分利用农田面积，增加单位产量。同时，在菜地里养蜜蜂，制约农民使用农药化肥。为增加低洼地的高度，在农田四周挖掘生态沟渠，降低地下水位，进而实现雨季蓄水、旱季补水，同时为农田害虫的天敌动物（青蛙、蜻蜓等）以及水生动物（鱼、泥鳅等）提供生长空间。这些动物的粪便则为农田增加肥力。在此基础上，欣耕还积极探索可持续循环型生产模式，尝试了鱼菜共生新型复合种植方法，将水产养殖与蔬菜种植两种原本不同的种植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实现科学的协同共生，从而达成养鱼不换水而无水质忧患，种菜不施肥而正常成长的生态共生效应。（2）恢复传统生产方式。欣耕工坊在自己的试验田采用了“鸭田共作”的传统稻作农耕方式。“鸭田共作”本是一种古老的自然农耕法，主要是水稻种植和家禽养殖结合在一起。在稻田中养鸭，利用鸭旺盛的杂食性，吃掉稻田中的杂草和害虫，同时利用鸭不间断的活动刺激水稻生长，产生中耕浑水效果。鸭的粪便可以作为肥料。这样稻和鸭构成一个相互依赖、共同生长的复合生态农业体系，抑制了农民使用化肥和农药，从而在有限的稻田空间生产出无公害的大米和田鸭。（3）咖啡渣种植。稻作农耕曾是岑仆村村民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在传统稻作农耕的生产活动中，岑仆村村民使用农家肥、秸秆回收、挖河泥肥田等方式提高产量。欣耕工坊在生态种植上除了利用秸秆、动物粪便、厨余堆肥还田之外，还积极探索寻找新型无污染肥料，创新使用城市中废弃的垃圾——咖啡渣作为土壤的活化剂和肥料，用咖啡渣堆肥代替农药化肥。欣耕工坊在当地开展村民培训，请生态学硕士教当地农民将咖啡渣发酵腐熟之后，做改良土壤的有机肥。引导村民与欣耕一起进行生态农业种植。

2 . 农产品加工与传统工艺复兴

欣耕工坊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生态种植，而是希望通过生态种植，在改善当地环境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让年轻人回到乡村。欣耕工坊采取的办法一是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在加工过程中坚持无污染、无添加剂原则，保证所加工的产品是纯有机产品。在产品设计上，让整个产品体现出浓浓的乡土风情，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二是建立农产品直销，与社区合作，每周给社区居民配菜，同时，将新鲜蔬菜运到市区摊位点销售。三是创立农业品牌昕坊，以品牌的形式打响农产品的知名度。

另外，欣耕工坊自来到岑仆村，便开始认真了解这里的历史与文化，并于2014年组织当地留守妇女，开设手工作坊。手工作坊主要生产两类产品：一是传统村味美食，二是手工艺品。传统村味美食的制作，是根据当地村民的生活习俗，制作具有乡土气息的节令食物，如花糕、八宝饭、青团、粽子等。村味美食的取材全部来源于农场的食材，米粉、饭团等的染色皆用天然的蔬菜汁，有机安全、无污染。手工艺品的编制，是通过挖掘当地人的手艺特长，利用废弃的稻草、玉米苞叶编制座垫、杯垫、笔筒等，在编制的过程中请专业设计者指导，结合本地特色和现代审美，将编制品打造成具有审美趣味的艺术品。

3 . 开展自然教育

欣耕工坊开展的自然教育包括：（1）小村民夏令营。2014年暑期，欣耕工坊组织当地适龄儿童开展了“小小村民夏令营”。在夏令营期间，欣耕工坊带领小村民发起了“自然戏剧工作坊”“夜访萤火虫”等活动。以自然为主题，通过小村民的观察和发现，描绘自己看到的家乡，认识家乡的环境问题，提高孩子们的环境意识。并让他们在亲近、感受、聆听自然与土地中，建立对家乡的依恋之情和使命感，期盼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能够热爱农村，经营农村，维系农村的生活、环境、生产。（2）米故事馆。2015年5月，欣耕工坊启动“米故事馆项目”。米故事馆是利用当地居民闲置的房屋，结合美学、空间和产业打造的。米故事馆主要以图片和实物形式展览当地人的米食智慧，以此形成村庄对外的窗口。米故事馆内的前期资料收集主要由外来游客、欣耕工作人员以及村志愿者采访当地居民来完成。这样不仅增强城市人对农村的关注和了解，也有助于欣耕工坊对村落的进一步认识。（3）生态旅游。欣耕的生态旅游活动分为两类，一类为欣耕自己组织，通过微信、微博等线上平台发布活动招募信息，活动参与者通过线上报名参与活动。另一种是与企业签订长期协议，企业租赁农场的一部分田地进行耕种，平时由欣耕的工作人员代为照管，每逢周末，企业员工可通过公司工会报名参与农作物的耕种和采摘，田地的产出作为公司福利给公司员工。除了耕种和采摘之外，欣耕也会根据公司的要求开展一些活动。活动包括草木染、自然笔记、传统食物等。活动对象为白领及其子女。活动时间为周六或周日的白天。上午为农作体验，主要是种植或采摘农作物，午餐由农场提供，为有机餐。下午进行主题活动，根据主题不同，活动场地不定，如果是自然笔记等，则在室外，如果是草木染和传统食物的主题，则在欣耕的活动室进行。通过生态旅游，让城市居民走入乡村，在游戏和玩乐中了解自然知识，体验农作辛苦，体会乡村的重要价值，唤起人们对乡村的热爱之情以及对农村社区的认同。

四、改变与影响

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保护乡村自然环境，是新农村建设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早在世纪之初，党中央就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具体要求。在“十八大”之后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中央又提出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欣耕工坊不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从当地人的利益出发，以让“当地居民过上充分利用自然的生活”为追求，通过尊重、挖掘并激活当地人的智慧和经验，将现代生态种植技术与传统农法相结合，发展生态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振兴地方经济，增进村民收益，改善生态环境，以及结合当地文化传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重塑乡村魅力，促进城乡共荣共生，从而吸引外流人口回到土地，回到社区，回到自然生活，进而谋求社区的全面发展，阻止传统村落日益凋敝空心化的步伐，其行动实践可以说是生活环境主义的具体落实，并为新农村建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具体而言：（1）引导村民自觉走上绿色生产道路。欣耕工坊的生态种植，是在伴随着村民的不理解和疑惑中展开的。因为多年来在村民中已经形成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庄稼就没法生长的意识。欣耕工坊通过建立生态农场，证明了生态种植是可行的，是有更大的经济效益的。如鸭田共作所收割的稻谷并没有减产，反而价格高于市场价，还收获了生态、无公害鸭肉，可谓一举两得。稻鱼共生不仅能提高水稻与田鱼的产量，还有效的保护了水田的生态系统。当地部分村民在欣耕工坊的带动下，开始放弃农药化肥使用，并将种植小麦、芝麻，卖给欣耕工坊做深加工。（2）重塑乡村生活体系。首先，在经过两年多的生态种植后，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恢复。“慢慢的蚯蚓回来了，青蛙开唱了，蜘蛛在稻田了办起了编织展览……银发农夫们忆起了多年前伴随自己长大的农田”。其次，村落的传统智慧和文化被肯定。如传统食物、传统手工艺，通过文化创意，被制作成精致的艺术品，在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也给村民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活意识。再次，很多对农村、对农业失去了希望和盼头，离乡背井的村民开始关注生养自己的村庄，重新认村庄的价值。人与乡村的关系也在悄悄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3）增进城乡互动。城市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欣耕工坊通过开展“生态文化扶贫项目”，吸引城市人下乡，不仅给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农村的收入，也增加了城乡间的互信程度。

欣耕工坊的生态实践是有成效的，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1）欣耕工坊将重心放在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城市居民的乡村探访活动上，过于重视城市居民的生态教育，相对忽视了当地村民的生态教育。从调查来看，能够改变从前错误环境认知的，都是在欣耕工坊帮忙种地的农民，其他村民受到的影响较少。（2）社区融入有待加强。现今，越来越多的中国环境NGO从宣传、流动、松散的组织形态中走出，开始扎根社区，配合国家新农村建设，更加务实的从事环境改善和农村改造工作。但是，一个外来的环境NGO要想改变一地的环境，首先就要做好社区融入，如果一个社区始终把组织当做外来人看的话，就不会认同组织的理念与实践。欣耕工坊已经在岑仆村驻扎了三年，但仍有很多村民把他们当作外来户看待。（3）欣耕工坊在能力建设和经验积累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欣耕工坊在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联络社区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方面仍需努力。特别是农民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民“天然”在场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应该是农村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3。欣耕工坊应思考如何与当地政府、村委会发展关系，搭建桥梁，发挥村民主体性作用，调动村民参与环境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力，与其协同完成乡村环境的治理。

注释

1 鸟越皓之《日本的环境社会学与生活环境主义》，《学海》，2011（3），54

2 王晓毅《农村发展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2），58

3 韩喜平《农村环境治理不能让农民靠边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