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说是非

中国报业史的作者们，论述国内报业兴起，往往夸古以饰今，无限上延报纸的起源，事涉荒诞，人莫我信。且勿论《宫门抄》、《邸报》之非中国报纸之祖先，即使晚近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兴办了一些以“报”命名的印刷品，以及中国人起而自办了大量的印刷物，或称作“报”，或叫作其他名称，其实质并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报纸（新闻纸），而更多类同于今天称作杂志的事物。中国之有报纸，远较西方历史为短。历史短，年轻势盛，生命力强，照说，报纸的寿命应该长了。事实相反，中国报纸多短命。试看，民国几十年间，开张大吉与关门落锁的报纸，真是此起彼落，不可胜数，看起来热闹非凡，却多没有是太太平平，寿终正寝的。其中因缘，诚然多端，寻其根蒂，则是百年历史变化急剧，社会动荡激烈，时代思潮起伏剧变，有以致之。于是，世纪两越，回眸历史，在这动荡的一百多年里，一张民间报纸，能够维持十几二十年的生命，已属少见。求其能登百年，真是绝无仅有。有之，那就是一九〇二年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今日大陆，北京《大公报》被消灭于“文革”大劫，然在香港特区尚有《大公报》在，统系相承，血缘与共，度此将临的百年之庆，非是冥诞，实有幸焉。

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的报纸，值得大书特书，值得举杯为庆。《大公报》以一张民间报纸，开创草莱，一九二六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收买股权，接办《大公报》，顺应潮流，锐意改革，几经风雨，立足不败，终于走进历史的辉煌。回溯已往，尽管因缘错综，百端多绪，然承传历史，办报宗旨明确，且愈磨而其志愈厉，实为纲领。

尝言：中国近世报业之兴起，与西方进入商业社会而报纸繁兴有一大不同，即：中国自晚清以来，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报纸（包括杂志型），非纯属商业性行为，有识的报业前驱，皆以报纸为文人论政的工具，而投身于从长远看是致力于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躬行实践中。梁启超一生素志，是启迪民志，作育新民，以求得“具有共和国国民之资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报中为中人说法”，可见他着眼于广大的中等知识分子，“新民体”文章通俗易懂，用心良苦。梁启超办的报刊，从《时务报》到《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无一不是作为文人论政的工具，其为文也，笔端常带感情，因为他对中国政治的去取深具感情。宗旨明确，主张有定，文字精辟，论晚清文人论政最具成绩的报刊，当首推梁启超之所为。

和梁启超同时前后，革新分子参与报刊发为言论，也都出于文人论政。如章太炎前期参加《时务报》，后为《苏报》写文章，皆属文人论政；再后东渡日本，主持《民报》，《民报》虽是同盟会机关刊物，作者为文，于党见之外，亦有文人论政成分。文人论政最具典型，厥为苏报。章士钊主《苏报》笔政后，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文，文人磨墨，昌言革命，终成一九〇三年癸卯大狱。蔡元培之主《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报》），蔡元培、张元济之主《外交报》，陈独秀、章士钊之主《国民日日报》，皆不脱文人论政本色。民元以后，梁启超门下三少年黄远庸、张君劢、蓝公武崛起，所办《少年中国》周刊，以文人之笔，议论政事，风行一时。厥后张、蓝改业从政，黄远庸以其锋芒毕见之笔，在南北各报指斥时政，捐党见而持公议，虽对孙中山、袁世凯，亦指其失，正是文人论政本色。陈寅恪先生诗云：“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盖有感而发，与顾炎武“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从两面立论。而当清末民初，书生报国，文人论政，倒是自由度较大。这段时期，以文人论政创立的报刊的作用，不可低估。

《大公报》之崛起，一本文人论政，承袭旧风，屡有发扬。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之始，标举四不主义为宗旨，曰不党，不为一党之见；曰不卖，不卖于私人或集团，不向外界取一分经济援助；曰不私，非一私之言论，取国民之公意；曰不盲，一本既定立场，不盲从于众。此四者，实得文人论政宗旨之精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由此得保障。《大公报》本此初衷，几十年间坚执以赴，筚露蓝缕，以启山林，历经艰辛，终于赢得中国人民的拥护，成就其辉煌。毛泽东对访问延安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蒋介石每天必看《大公报》，而不满于国民党党报。国共两相对立，而其领袖同致好感于“不党”之《大公报》，颇堪寻味。反过来，两党也有对《大公报》口诛笔伐之时，好感也罢，笔伐也罢，这是正常现象。《大公报》历史之辉煌，表现于抗日战争的重庆时期，一九四一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破天荒地颁发荣誉奖章给中国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力疾出席庆典致辞，谓《大公报》成绩之取得，归因于在商业社会中保持了文人论政本色。斯言也，可视为对《大公报》的论定。《大公报》最盛时期，同时有重庆、上海、天津、香港四馆（武汉只抗战初期以为入川之过渡，桂林馆于湘桂撤退时停止），以一财不大气不粗的民间报纸，而能成此规模，亦中国报业史上所仅见。今之青年，多不了解昔日《大公报》为何物，有两本书，周雨的《大公报史》和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可作参证。

如果用简单的语言加以归结，文人论政不是标语口号，是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间，容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大公报》人诚然政治见解各异，而在报社内部则兼容并包熔于一炉，有其公是公非，一切唯人民利益是从。时代进化，历史进步，《大公报》之可贵处，乃在与时俱进而不媚时，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保持独立精神。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公报》以一个老字号，而膺维新之命，无论从言论的开阔，版面的改革，以至文字的革新，学术的探讨，都日新又新，良有以也。

公元一九四九年，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文人论政亦随旧时代而消逝，《大公报》不再有昔日的辉煌。此是自然之理，事物变化之迹，不可得而言焉，亦不宜得而言焉。天津《大公报》易名为《进步日报》出版，重庆《大公报》变而为《重庆日报》，上海《大公报》虽仍旧规，实无以膺新命，一九五三年初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成天津《大公报》，以后再迁北京，至“文革”之难而寿终非正寝，剩下一个香港《大公报》延其命脉。当其时也，大公报人亦用自己的手去推倒《大公报》赖以立基的文人论政之根。此亦自然之理，事物变化之迹，不可得而言焉，亦不宜得而言焉。

照说，昔日《大公报》已成历史（香港《大公报》除外），对于文人论政的最后一家报纸——《大公报》之是是非非，应该留待历史学家去研究评论，而勿须立足现实加以评说。事实不然，多年以来，评点《大公报》之文屡见，且各执其说，互不相下。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小骂大帮忙”说与“非小骂而是大骂”说。小骂大帮忙者指《大公报》对国民党政权只不过是小骂，不伤筋骨，而在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则是大帮忙。持此说者，可以举出例证，以张其词。反对的论者，同样也是举出例证，证明《大公报》对国民党政权屡有大骂，并遭国民党政府多次严厉惩处。这样的争论，事实上都能成立，两造便成相持不下。其实，《大公报》既倡文人论政，以其所见，是其是，非其非，必与小骂大帮忙或非小骂而是大骂均无关涉，须得就事论事，而不管所骂所批评的对象是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原则，文人论政办报，亦求秉此以求。更重要的是，议论《大公报》，是议论历史上的《大公报》，是研究历史。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要纳入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去考虑去论断，脱离了历史的背景，甚而以今天的政策或所要求于今日报纸者，去作论断，去要求一个历史上的报纸，不是唯物史观，是反科学的。这样，也就不能从历史中求史识。几年来，关于《大公报》是非的讨论，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从反面提醒和要求我们如何去对待历史，研究历史，通过历史的研究，也许会头脑清醒一些。

乐见此集之成，喜为之序如上。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二日盛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