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上读到王芃生先生逝世的消息为之黯然。我们早就担心的事，竟然证实了！
我以严肃尊敬的哀悼心情，提笔写“文人王芃生先生”七个字。
芃生与我认识不久，而言笑相契。在重庆乔大壮先生室中，我始与他交谈。此后他时常到我家来谈天。第一次来时，他说，“我早就要认识你了。因为没有人介绍，我怕你嫌我冒昧。所以我必须拉乔先生先容。”我多谢他的谦恭诚恳，同时告诉他，真是“久仰”得很。而且曾在章行严先生处相遇。因章先生不在家，虽然知道他是“敌情专家”也不敢冒昧请教。我们都笑了。
那时，我正过着一段最困恼的光阴。每夜总在空室中，一人临碑遣闷。深夜他时常笑嘻嘻地跑进来。他拿去我所写的许多字幅。他说话如此地多情而敏妙，使我简直以为我自己真是写得好。他约略知道我困恼的原因，也不说破。他却述说他以前在日本如何曾经自杀，如何现在看一切事皆乐观。这样，不止一次，我是非常感谢他的。并且，我亲自看到他作了许多热忱忠厚的事。这在那时，对于我一个极度悲观的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大补剂。
我知道他血压高，他失眠，他的目疾异常严重。我知道他身体上和智慧上的短处在那里。我深爱他那纯粹文人的气质——多情，忠厚，敏感。我没有方法报答他对我的友谊，——但有我一个消极的报答方法，我和他绝口不谈国家大事。
有一夜，我吃了一些酒，实在忍不住了。我说，“芃生先生，你为甚么要看轻你自己的真价？你是一个文人啊。难道你不晓得秦始皇汉武并不值一笑？作文人吧！芃老！”他笑了。
去年，我向他要了一首词。他作好了词送我，却向我要一点文字题他的集子。我想写一首序，构思已久不曾落笔。最后相别是在重庆“凯歌归”酒肆。现在他亲笔写的词稿尚在我重庆箧中，而我这首待写的序言，只好挂到他的墓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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