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

本月初，审定《松江县志》稿，阅《人物》卷，发现一些名重一时而与松江颇有关系的人物未曾入传。照说这些人物可以“寄寓”、“流寓”之名而入传的。其中，尤使我系念不已的，是河东君柳如是。柳如是乃嘉兴人，早年为“吴江故相”家之姬、妾，甚至说是婢也一样。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位“吴江故相”乃周道登。周死，柳不容于周家，被卖在苏州为娼，以诗文字画名于时，后为“云间孝廉”鼎鼎大名的陈子龙之妾（陈寅恪先生以为说是“外妇”更恰当），居于松江者有年，终以不容于子龙之妻而离去。中间经过许多曲折离合，这位名女子与明末江南名士多人有关系，爱其才，慕其色的名士大有人在，终以二十四岁之年，嫁给了原东林领袖人物钱谦益。钱死后一月，柳自缢身亡，年仅四十。忆数年前去常熟，探访柳氏墓地，在路旁草丛中见一小冢，碑已倒置地上，上有“柳如是之墓”数字，备极凄凉。嘉兴、苏州、常熟修志，自应为柳如是立传。而柳如是毕竟在松江住了几年，和松江有密切的关系，她对松江有厚爱，自称“云间柳隐如是”。这大概和她始终不忘情陈子龙有关。松江修志，不应将她排除在外。我将此意表达于志稿定稿会中，与会诸君亦以为然，但难在于松江这样的人物太多，都立传亦不宜，当计议采取一个什么办法有以在志中表达。

松江归来后，此事迄不能忘，乃检出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重读一过。十多天来，寅恪先生之形象萦回于脑际不能去，适《书林》索稿，乃为此文。

先从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说起。

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起于一九五四年三月，经十年时间，于一九六四年夏完成。全书八十余万字，为先生晚年力作。先生早于一九四五年春双目失明，手术无效，同年秋应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赴伦敦治疗目疾，亦不能愈。然自失明至“文革”开始之二十年间，先生教书、治学、写作不辍。不能看书，改为听读；不能写字，改为口述。先生素以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著称，失明后，每写作辄告助手何事查何书，考虑成熟，然后口诵，由助手笔录成文，其文依然保持数十年来独具之风格。《柳如是别传》同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十年得八十余万字，对于一位双目失明又复膑足的老人，可谓神速了。

先生晚年何以花这样大精力去研究柳如是？先生在是书第一章《缘起》中对此有明白的交代。是书原名《钱柳因缘诗证释》，秉先生一生以诗证史之旨和研究方法，笺释钱牧斋与柳如是因缘，而论证明末清初历史。《缘起》交代，先生少时居南京，在其舅父俞明震家（按俞于一九〇三年以江苏候补道奉派至上海查缉《苏报》案，有意回护章士钊，并图放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得见钱遵王所注钱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抗战期间，先生执教昆明西南联大，一日在旧书店中购得店主昔年在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中所拾之红豆一粒，“自得此豆后，至今岁（指写作《柳如是别传》开始之一九五四年）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指购得红豆起）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先生有《咏红豆》、《题牧斋〈初学集〉》二诗记其事，兹引二诗而略其《序》及《注》如后：

咏红豆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题牧斋《初学集》

早岁偷窥禁锢篇，白头重读倍凄然。

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潠田。

谁使英雄休入彀，转悲遗逸得加年。

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读此二诗，可以大约明白先生之笺释钱柳因缘诗的旨趣及所论的范围了。先生所谓“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自释为“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这是指钱柳之学而言，我以为先生更着眼于钱柳之事。即所云：“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请试述之。

钱柳年龄相差悬殊，而感情弥笃。但二人在处大节上，则河汉迥异。上举简要，已可见大概，更举二事，可见柳如是在谈笑间对钱之讽喻。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振常按：是年清兵入关），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牧斋遗事》云：“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邪？’牧斋有惭容。”盖柳以此语刺钱之不死于南京陷落之时也。于此，既可见柳之气节，亦可见其机智诙谐。

寅恪先生佩服钱之学问诗文而鄙其人，爱柳之诗文亦重其人，笺释二人因缘，如自述所云：“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段话极可注意。先生以一代史学大师，博通中西之学，发为人所莫及的史学论著，而又具文学家的情怀，以诚挚纯真的感情，同情热爱中国之弱女子，为之呼吁，为之鼓吹，其情之真，人所不及。先生撰是书之大旨，可于此见之。先生晚岁标其广州中山大学所居曰寒柳堂，曰金明馆，其文集或称《寒柳堂集》，或称《金明馆丛稿》，均从柳如是得来，其情之挚可知矣。

先生挚友吴宓（雨僧）先生于一九六一年七月由重庆去广州探访先生，先生为述写作《柳如是别传》大纲，雨僧先生于是年九月一日日记有记云：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也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时寅恪先生书尚未脱稿，雨僧先生自未及见，而闻之于寅恪先生“细述”，则上举文可看作是寅恪先生自述著书旨趣，也可看作为雨僧先生闻“细述”后所作评论。两先生相交逾五十年（一九一九年始识于美国哈佛大学），灵犀相通，雨僧先生之言，自是确论。

于此，应该提一提先生晚年另一著作《论〈再生缘〉》。此文作于开始写《柳如是别传》之前一年，即一九五三年，完成于翌年之二月，继又作《〈论再生缘〉校补记》，同年三月即着手写作《柳如是别传》。先生之写《论〈再生缘〉》，实与写柳如是有相同旨趣：“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记其本末，草成此文。”“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与写柳如是一样，以诗人的情怀同情弱女子陈端生的身世。先生赠雨僧先生诗有云“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是此意。成文后，先生有二律咏其事，其一律第二联之下句曰“异代春闺梦里词”，点明这是清代的春闺梦里词，感时之战乱流徙，而哀春闺梦思之人。在《柳如是别传》中，写著书缘起，有“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亦可明白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有相同之旨趣。

就是这样一个考证之作，初则抄本被人流传到海外，继则台湾、香港都有盗印本，海外学人中有人断定《论〈再生缘〉》系借题发挥，旨在批评“中共暴政”。这种想象之词，自不堪一驳。美国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一书，已批其妄。可叹的是，寅恪先生是作完成后，在国内只有先生自费所印油印本，而未能刊布。先生以是作寄给了郭沫若先生，郭老于六十年代初写了《陈端生考》一文发表。郭老之文，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亦一憾也。自郭老是文出，一时兴起了陈端生热，《再生缘》热，戏剧舞台之上，弹词说书之中，孟丽君一时大为走红。然先生之《论〈再生缘〉》一文，仍未能刊行。我在读郭老文之后，方知先生有《论〈再生缘〉》之作，几经访求，才从友人处借来香港的盗印本。

于此，难怪寅恪先生有“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之叹了。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九六二年春，陶铸陪同胡乔木去中山大学拜访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迟迟不予出版。先生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按先生之作，在全国解放后，只于五十年代初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书，其余旧论文及新著均未能结集刊行。尽管胡乔木答说“出版有期”，其将新旧论著包括三册的《柳如是别传》合为《陈寅恪文集》出版，已在一九八〇年。其时距先生之逝已十有一年，先生仍不及见。而先生最后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写于一九六五年夏至一九六六年春）共七章，大部散佚，只存残稿。此稿多为先生回忆家世之作，以先生祖父宝箴先生之参与维新，推行新政，先生父亲三立先生之一代诗宗，《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于研究清末社会政治及先生家世、家学渊源及先生思想，关系至巨，如今只能抚读残稿，实大憾事。所幸者，先生文集七种，毕竟在一九八〇年出版了，若拖到今天，则以学术著作出版之危机，不知须要多少补贴，方能问世了。

先生当时云“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实出口成佳对。先生富文学修养，谈笑之间每有佳对，早已名于世。一九二六年，先生方登讲坛，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一时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先生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记蓝孟博语）上联指受梁启超之教，下联指王国维曾为宣统之师。人以为这是先生的幽默，其实先生之注重对联，极有深意，容下言之。

一九三〇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去看先生，送其所编《科学与玄学》与先生。是书记丁文江、张君劢科玄论战事。先生随手翻了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称即去买宣纸请写，先生说不必，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又说横额为“儒将风流”。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个漂亮妻子，所以说“儒将风流”。上下联中又将“家”、“伦”二字嵌入，精妙之极。谈此旧事的蓝孟博以为，先生“才思敏捷，诙谐风趣，大率类此。”话并不错，但忽略了先生一时戏作实有深意。先生对于当时科学玄学之争、中西文化论战，皆不以为然。他一生秉承的思想，是融和中西，中体西用。先生至友吴宓（雨僧）先生即对先生作过如是评语，先生自己也如此承认。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即是明证。这副即兴所作的对联，亦是这种思想的表露。

一九三二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叔雅）先生请先生拟定招生国文试题，先生出题中有对对子“孙行者”一题，引起舆论大哗，以为此是无用之旧套。先生初默然不答，后于《学衡》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畅论国文试题之应改变前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其论及所以出对对子之义，认为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一）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能否分别平仄声；（三）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思想条理如何。文中对此四条均分别有详略不同之解释。这其实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应是无可疑论的。先生意中“孙行者”之最佳对应为“胡适之”，“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先生此对原有所本，一九六五年为此文所写《附记》中指出：“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齐策》及《史记·范雎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于此，可见先生之博学深思。讲起对对子一道，今天更是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了。此事之不可废，先生已预见于五十多年前。

我曾从先生受业两年，以愚鲁之资，于先生之学无所窥，何敢信口妄说。好在多年以来，海内外先生知友及弟子多有发舒。中山大学及北京大学复于最近相继出版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鲁殿灵光，足以辉映前哲。我只想说，先生与王国维、梁启超二先生，都继承了中国文化学术传统，为通人，为学人，经史文兼通，是以为一代大师也。先生又深通西学，聪慧过人，俞大维（先生之至友及表弟与妹夫）谓先生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天才加勤学，先生便能成其大，就其深。

先生逝世整二十年，回忆昔年受教之时，犹在眼前。那是一九四三年冬，在四川成都，我方为燕京大学二年级生。一日，全校周会，校长梅贻宝先生告众云：“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不久，教务处公布了先生所开课目。先生兼教历史、中文两系，所开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及《元白诗》，我两门课都选修了。下年，先生则开《唐史》及《元白刘诗》，我又都选修了。时我校借一女子中学旧址上课，地小房少，听先生讲课者为教室所不容，且先生住房亦狭隘。所以，第二年开设《唐史》及《元白刘诗》时，改至城外华西大学广益学舍之大教室，以便所谓华西五大学学生均可共同听课，先生亦迁至广益学舍居住。

时先生右目早于抗战初起时失明，走路略感吃力。穿长袍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着书本、讲义，另手拿着一瓶冷开水，步入教室，入坐即开课，了无闲言。助教容媛女士（容庚先生之妹）随其后，先生坐定，容女士亦入后座。在我校那间坐得满满的教室，听讲的不但有他校学生，还有我校和他校教师。至今记得的，时为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高文先生，每课必来听，并详记笔记。后迁往华西大学教室授课时，著名诗人、文学家林山腴思进教授亦来听课。林山腴先生为陈三立先生诗友，寅恪先生向以父执视之，忽见山腴先生在学生座中，为之瞿然，语人曰“山公厚我励我，真我之良师也。”郑天挺先生称先生为教授之教授，信不虚也。先生一面讲，一面写黑板，不时喝水。至一九四五年春，先生左眼又盲，是以后来乃有去英国治疗之行。

先生讲诗亦如讲史，即以诗证史，而非纯诗义之讲解。不先熟读元白（后加刘禹锡）之诗，是听不懂先生所讲的。还记得讲《元白诗》，第一课是讲《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话听起来很怪，当时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寓居成都，与我相熟，他耳闻先生大名，想来听课。我告诉他，第一课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他以为无聊，便不来了。其实，先生是以这个题目带出唐代婚礼制度，乃重要事。

为什么将元白并讲？这更须了解先生的深意。当时比较研究之法已滥觞，先生对此有独具的看法，以语言为例，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即指出各种语言有其特殊之文法，所谓比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中进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研究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所以先生对马建忠之仿印欧语系而建立中国文法之作不以为然，斥之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语言如此，文学更然。先生说：“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种议论，今天看来，应成定律，而发之于五十六年之前，则不能不说是卓见。即使在今天，胡乱比较之妄人也还有之。元稹与白居易，处同时代，同为元和体的创始人，两人多有同一题目之作，所作又互相影响，先生并讲元白诗，恰当极矣。

先生日常在课堂上，只管自己讲述，很少与学生交流。一日，讲元稹《悼亡诗》，讲到“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句，忽然对学生提了问题。当时我坐在第一排中间，与先生相距最近，先生即指着我问：“为什么说‘长开眼’？”我当时真是瞠目结舌，讷讷不能对。先生又问了几个同学，皆不能答。先生乃从“鳏鱼眼长开”说起，谓元稹表示将不再娶之意。此事距今已历四十六年，每一忆及，犹觉愧怍。

还有一件事，深感有负于先生厚望。我在学校副修历史，全从兴趣出发，并无研究历史之志。当时年少不知世事之艰，满脑袋斗争观念，在学校未曾好好读书，以为到社会也无非去斗争。没有想到，一次考试，偶得高分，寅恪先生要我转到历史系去。我以“我不是研究学问的人”为词敬谢。此后，历经社会数十年，到了老年，终于改业历史研究，深感为时之晚。

今年三月，有广州之行，住中山大学一日，历史系一位教师陪我访寅恪先生故居。一座小楼，清幽可喜，先生在这里度过了晚年，写下了不朽之作。但并非安度，“文革”一起，他就不得安身了，以后终于被赶走。我对这位教师说：“至少应该在楼前竖一牌，写明此为寅恪先生故居。”

先生之学，博大精深，我想到我的两位老师，也是先生的知友之言，录之以为本文之结。

萧公权（迹园）先生去美后，所教弟子中有汪荣祖教授者，写《史家陈寅恪》一书竣，结语问道：“前贤已已，典型犹在，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汪氏以校稿请正萧先生，萧先生复书云：

大著于陈氏之为人治学，述论颇详。渠地下有知，当欣然引足下为“异代”之知己。愚以此公之天赋境遇，均超越一切。其记忆力极强，即古人所谓“过目成诵”。少年时家学渊源既厚，又得机会游学西国，不受一般留学生求学位、计出路之牵绊。（振常按：先生游学欧美诸国，只为求得某门或某数门之专业学识，学得即去，从不谋取学位。）又精通中外语文，故能用许多人不能用之史料。其力学之勤，有时到废寝忘食之程度（致种失明之远因）。足下卷末谓：“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窃想不易做到耳。

书中于其“引诗证史”“从诗看史”之功力，深致赞扬，愚亦有同感。惟窃谓陈氏乃卓绝之史家，然未必为优越诗人。其论诗笺诗，虽多胜义，然以较其在史学上之成就，则殊有逊色。孔子为稼不如老农，为圃不如老圃，无损于其为圣人。则陈氏纵果非至善至美之诗人及文学批评家，固无损于其为空前绝后之史学家矣。

公权先生一代学者，诗力功底极深，前两年得其弟子陈学霖教授从美国寄来《萧公权全集之二·小桐阴馆诗词》，读之倾服。公权先生论寅恪先生之诗自有所见，也是以寅恪先生史学与诗学之成就相较而作是言，然寅恪先生之诗出入唐宋，造诣极高，亦世所公认。

与寅恪先生相交最早、相知最深的吴宓（雨僧）先生（寅恪先生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即雨僧先生所荐，雨僧先生为研究院主任。人云荐者为梁启超，乃误传。或雨僧先生向梁启超推崇寅恪先生，梁吴二人同荐之于清华校长曹云祥，亦有可能），在《吴宓诗集》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

萧吴两先生之言，实为公论。胡适之先生于寅恪先生，亦极佩服（具见《胡适日记》），但说“陈先生就是记忆力好”，微含酸葡萄之味，可以不论。至于胡先生认为寅恪先生文章写得不好，则不知先生之文，正是绚烂归于平淡之品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原载《书林》一九九〇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