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倭阎别传

小倭阎别传

蒋少伟

“小倭阎，去把撮子拿来！”他便跑着去拿。“小倭阎，帮我把这担水挑过去。”他便趔趔趄趄地挑起水。人们干活累了，需要娱乐，随口说：“小倭阎，过来，站好，立正！”他便笑嘻嘻地站好。

（一）

隆兴农场有个聚宝分场。聚宝分场紧南头有个六队。六队有个老职工，外号叫小倭阎。

小倭阎大号似乎叫阎汉章。之所以“似乎”，是因为这大号除了发工资等少数场合，几乎不用。时隔30多年后为他立传，记忆模糊，这大号便不很确定了。

小倭阎之所以被称为“小”而又“倭”，源于他身材矮小。究竟身高几何？当年组织上不提供每年一次的例行体检，也未曾发生需要测量身高的事件，只是目测，似乎在一米四几，也不很确定。男人海拔如此之低，群众便认定为“小倭”，加上姓氏，便是“小倭阎”，倒也妥当。

小倭阎贵庚几何？实在汗颜，依旧是不确定。据那年见到他时已经退休推测，似乎出生于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大致不会错。

小倭阎何方人氏？不用说，还是不确定。依稀记得他毛发浓重，鼻梁挺直，面皮白净，眼窝微陷，眼珠发黄。据此是否可以推断他有外族血统？只能“似乎”。

为人立传，其对象的基本情况除了“不确定”就是“似乎”，这“传”便形同儿戏，有了失败的隐患。好在是别传，并不正规，且将就着蒙混下去。

（二）

在与他共处一个队里的8年中，小倭阎的行止并无值得一书的事迹。但我依然很想写他，因为我认为他实在是一个在时代变迁中、悲剧与喜剧叠加于一身的人物。

他何时到六队已不可考。从见到他，一直到我离开六队，他始终是一副很潦倒的样子：乱蓬蓬的头发，脏兮兮的脸，身上的衣服破烂而又不合体——棉裤总是太肥太长，而棉胶鞋又总是太大，裤腿长出的部分堆在脚脖子处，裤边踩在脚跟下，终于成为丝丝缕缕的布条，随着走路的步子一飘一飘的。用现在的眼光看，可以算是早期的嬉皮士。

小倭阎是怯懦的。这怯懦，是因为他的身材带来的自卑。由自卑而寡言，即便说话也是低声下气，从不敢与人争吵，这便注定了要遭人欺负。一起干活的人群中，只要个子比他高的便可以支使他，而他只是服从。

“小倭阎，去把撮子拿来！”他便跑着去拿。

“小倭阎，帮我把这担水挑过去。”他便趔趔趄趄地挑起水。

人们干活累了，需要娱乐，随口说：“小倭阎，过来，站好，立正！”他便笑嘻嘻地站好。

“敬个礼！”

“嘿嘿，别……别……嘿嘿……”他揉搓着手，赔着笑，低声说着，却终于敬了礼。人们便满足地放过他。

场院做囤扛麻袋，小倭阎并未因身材矮小受到照顾。有一次，恶作剧的人们将麻袋灌得显然超出了他的能力。

“过来小倭阎，扛这个。”

他嗫嚅着：“我不行……不行……”

人们笑着威胁他，屁股上还挨了轻轻一脚。

于是他无奈地哈下腰，但肩膀一接触麻袋，便立即机灵地趴下，作不堪重负状。人们动了恻隐之心，将粮食减去些许，他便扛了那只与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麻袋包蹒跚着爬上跳板。从后面看去，那原本有些罗圈的腿更加罗圈。

我那时年轻，并未在这场合仔细看他的眼神。现在想起来，他强颜欢笑的眼神中应该有苦涩、愤怒和无奈。

（三）

小倭阎的性格其实是乐观的。外界未向他提供快乐，他便自己快乐着。这快乐的方式很单一，是唱歌。

他天生一副好嗓音，虽然稍微有些尖利，但听起来清澈、明亮，略带金属声。最难以想象的是他居然会唱很多外国民歌，特别是苏联歌曲，这让我们这些知青很震惊。铲地时，他边撸锄杠，边哼唱：“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姑娘真叫我心爱……”如果边上有女人，他的歌声便愈加激情：“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独有你最可爱……”黄昏吃了饭，在宿舍前的路旁，他作忧郁状，略带伤感地边漫步边唱：“深深的海洋，你真实地告诉我，你可曾知道我爱人，她如今在哪里……”很小资。他的歌与他的衣着、形象极不协调。每当他唱歌时，我便会凝视着他，内心一片迷茫。

会唱歌，让知青们有些欣赏他。他曾住单身宿舍，晚上都躺下了，有时人们会喊：“小倭阎，唱个歌！”他于这要求从不推辞，从被窝里钻出来，穿着内衣裤下地，略带矜持地站了，两只胳膊在腹部搭起舞台架，清清嗓子，“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歌声便从嗓间流泻出来。

“好！好！”人们七嘴八舌地夸他。每当这时候，他便兴奋得通红着脸，很认真地向人说：“不好、不好。”但脸上自里而外绽放的笑容却分明告诉别人，这一刻，他感到很成功，很快乐，很幸福。也只是在这一时刻，他内心的自卑一扫而空。

可惜幸福并不长久。因为小倭阎唱的是“黄色歌曲”（这无须鉴定，板上钉钉），某一天队里召开批判会，触及灵魂（每当这个场合，他的态度总是很诚恳，因此总是被免予触及皮肉）。小倭阎作了检查，是否深刻已不记得，无非是说自己思想肮脏，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罪该万死，应该批倒批臭，并踏上一万只脚之类。然后是批判发言——要求他唱歌的、听他唱歌的、和他一起唱歌的人们纷纷发言，慷慨陈词地批判他，中间穿插着高呼革命口号和群情激奋，最后领导总结。对此小倭阎并不觉得窝囊，他早已窝囊到了家，又何妨再窝囊一次？况且在他看来，这不但不窝囊，似乎还有些风光——如此引人注目——六队几百口子人，能够如此引人注目的有几人？

唯一的问题是自娱自乐、寻找幸福的心理调节手段被禁止。既然不许幸福，小倭阎只好告别幸福，回归自卑。

（四）

小倭阎娶媳妇了。

这消息让一些闲人震惊的程度不亚于冬天里响了一阵闷雷。他既“小”且“倭”，居然也娶上媳妇了？这怎么可能？凭什么？闲人们便很有些愤愤，也很替那些不“小”也不“倭”、但仍然娶不上媳妇的人不平。

但他娶媳妇了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不以闲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媳妇在合作镇，是农业社的，有名有姓，据见过的说还挺漂亮，闲人们便无话可说。但此后他的媳妇却始终没到六队来，他在六队也没有分配住房。据此推断小倭阎娶媳妇的身份应该是“入赘”，这不能不说是这场婚姻中的一个污点。闲人们便很有些不屑：这算不得堂堂正正的娶媳妇，不必太在意！

无论如何，娶媳妇实在是小倭阎人生经历中的一段华彩乐章。他从此告别单身宿舍，成了“带家的”。六队在聚宝分场南头，合作镇在六队南头，他便经常在南头和南头的南头之间充满激情地往返奔波。有时大清早跋涉十几里地赶到队里上班，闲人们见了，便会拉住他嬉皮笑脸而又暧昧地问：“听说你老婆挺漂亮啊？怎么看你瘦了？”他便一脸自豪地回答：“还行吧！”声音要比原先的响亮，脸上溢满了幸福的笑容。

可惜这次的幸福依然不长久。

渐渐地，闲人们发现他娶媳妇前后身上的衣着并无改变，依然邋遢不整，这便是个疑点；又渐渐地，闲人们发现他脸上的光彩消失了，且隐隐挂有伤痕；精神变得疲惫、沮丧、萎靡不振，也不常回南头的家，疑点便开始扩大。于是闲人们活跃起来，到处打听，并很快公布了结果。据闲人们说，他这老婆只是因生活无着才嫁给小倭阎，看中的是他在农场，有固定收入，招他入赘养家糊口。而这女的其实另有相好。和小倭阎结婚后，依旧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小倭阎回家撞上了，便会挨拳脚，甚至只能在外屋地柴禾堆上睡觉。如此一来，杂牌军成了正规部队；而正规部队倒成了杂牌军，黑白颠倒。小倭阎戴着深绿帽，顶着丈夫的名义养家——养别人的家。

他实在是窝囊到了骨子里。但没办法，打不过，没处告，告也无用，只能忍。当然可以离婚，但小倭阎舍不得，一日夫妻百日恩，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他也恪守传统，离婚毕竟不是件光荣的事，丢人。保留名义，总算有个家，静以待变，或许将来有变化呢？

于是小倭阎忍着，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岁月便在这黄连苦水般的滋味儿中悄悄流逝。

（五）

小倭阎对老婆一直寄予希望，希望她有一天能回心转意，给他一个真正的家。于是他像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一样，竭尽全力挣钱养那个名义上的家。但在那个年代，尽全力还是尽半力实在并无多大差别，反正工资都是30几块。想增加收入必须有外快，而外快几乎没有合法的渠道。于是下面的事件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那年秋天大豆刚下来，有人向队部报告，说是看见小倭阎推着自行车驮着麻袋向合作镇方向走，麻袋里装的像是黄豆。那年代革命群众的眼神儿比现在要雪亮许多；要是现在，别说区区一辆自行车，就是一卡车，也未必能看得见。

这还了得？！捉贼捉赃。队长便派人天天巡视场院，终于有一天发现场院里的大豆堆塌了一个角，苫布明显有动过的痕迹。

耗子出洞了！队长判断大白天黄豆不可能被运出场院，应该藏匿在附近，天黑后才会去运，于是派我和另一知青当天晚上去场院蹲守。这判断和措施极有逻辑且英明，倘是公安来，其对策大抵也不过如此，而我也因此在人生旅程中增加了一次“蹲坑”的经历，当了一回假公安。

吃了晚饭我和那名知青便悄悄地去了场院。我俩分工，一南一北蹲守在场院两个斜对角院墙外的草棵子里。那夜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我俩张网守候“越货”人。到了9点多，万籁俱寂中听见了一阵脚步趟过草丛的声音，模模糊糊的一团黑影越来越近，然后停住，开始扒草丛。我知道今晚的“蹲坑”可以收工了。

接下去的事情很简单：两袋黄豆，一个小倭阎，当场拿获，押去队部。小倭阎脸色惨白，哆嗦着手写交代材料，并在署名处按上一个红红的手印。印象中那个手印按得过重，或是印油蘸得太多，指纹模糊。按手印是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经历，小倭阎是否为手印按得不完美而感到遗憾？不得而知。第二天进入规定程序，开批判会，触及灵魂，发言、喊口号，一切都按既定程序，刻板得就像现在的电脑程序。

很多年后我回忆这段经历，小倭阎的偷，其实也很无奈。他想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女人，他认定只要有钱便有了希望，这想法不涉及暴力，很善良。但不幸他没钱。他愿意舍了力气去挣钱，但他的力气实在不多，而且那个年代很少有正当的、用力气换钱的渠道。他本质上是个老实人，实在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以他的背景，他还能做什么呢？那个年代，谁又不“以队里为家”，“队里有啥家有啥”呢？只是小倭阎被抓住了。我还想：那个年代，一名农场职工一个月挣30几块钱，要养活全家五六口人，他们还能怎么办呢？为人父、为人母，面对嗷嗷待哺的骨肉，在生存的压力面前，道德和廉耻到底有多坚强？

我还设想过当时可能有的几种处理方式：不抓，假抓，抓住了又放掉……我将每种方式按逻辑往下推演，看看小倭阎的命运是否会因此而改变。

不能改变。最后的结果他都是穷，老婆回不来。

在那个年代，那样的政策背景下，我们谁又能不穷呢？谁能通过个人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命运呢？

（六）

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六队。再次见到小倭阎，是32年后的2008年，我们组织“还乡团”回访北大荒。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在六队。“小倭阎还在。”活动发起人老S告诉我。“哦……”我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欢喜，甚至有一种期待。

他来了，很高兴地跑来见我们。按年龄，他已经年届花甲，却并不老。气色很好，笑嘻嘻的。我特别注意看他的衣服，挺整洁的，今非昔比了。我们得知他后来还是离婚了。一直单身，不再打算娶媳妇。我替他庆幸，他卸去了精神枷锁，不再充当那荒唐的角色，可以自由、轻松地过日子了。

“我有每月1000元的退休金，够花了。”他说，“以后老了就去养老院，挺好。”我注意看了看他的表情：由衷地笑，有幸福感，眼睛深处没有了自卑。他甚至还应我们的要求唱了几句歌，嗓音依旧清澈、明亮；依旧是苏联歌曲。但这是32年后的歌声。

老歌，新唱，一切都不同了。他该是有了真正的快乐了。我由欢喜而欣慰。

小倭阎，快乐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