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倭马亚王朝
穆阿威叶的统治
661年阿里遇难，结束了伊斯兰历史的早期时代，即麦地那哈里发时代。那是一个充满虔敬安拉之宗教激情的时代，浓厚的平等色彩和强烈的民主倾向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特征。穆阿威叶出任哈里发以后，定都大马士革，开始了倭马亚人统治的时代。在新的时代，哈里发国家的重心所在由希贾兹转移到叙利亚，哈里发国家的政治制度由共和制转变为君主制。
麦地那时代后期阿拉伯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益趋加剧，从根本上决定了伊斯兰教贵族共和政体的衰落。倭马亚王朝在大马士革的建立，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早在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半岛的许多部落，尤其是祖居也门一带的南方阿拉伯人，相继移入叙利亚。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和基督教的影响，使移入叙利亚的阿拉伯人逐渐放弃野蛮的生活方式，原始民主制的传统势力相对薄弱。阿布·伯克尔和欧默尔当政期间，叙利亚成为哈里发国家军事扩张的主要目标，圣门弟子以及分布在两座圣城周围的贝都因人则是征服叙利亚的核心力量。广泛的征服导致哈里发国家政治地理的相应变化。希贾兹作为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和哈里发国家的摇篮，逐渐丧失原有的重要地位。叙利亚东连伊拉克和贾吉拉，西邻埃及和马格里布，南靠阿拉伯半岛，开始成为哈里发国家的中心区域。哈里发的首要职责是领导圣战和保卫伊斯兰世界。叙利亚的北部与拜占廷帝国接壤，是穆斯林征战的前沿。因此，随着疆域的扩展，哈里发国家的政治重心自希贾兹向叙利亚转移已是势在必行。此外，倭马亚人自伊斯兰教诞生前夕已经频繁往来于麦加与叙利亚之间贩运货物，甚至在叙利亚购置地产。欧默尔即位以后，倭马亚氏族首领阿布·苏福彦之子叶齐德和穆阿威叶相继出任叙利亚总督，倭马亚人在叙利亚的势力急剧膨胀，进而为倭马亚王朝在大马士革的建立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倭马亚王朝的创建者穆阿威叶出身于古莱西部落倭马亚氏族，是麦加富商阿布·苏福彦的次子，630年随其父皈依伊斯兰教后，移居麦地那，深得先知穆罕默德的器重。穆阿威叶自633年随其兄叶齐德出征叙利亚，屡建战功，639年出任叙利亚总督，驻节于大马士革。奥斯曼死后，穆阿威叶成为倭马亚族中最有势力的政治人物，盘踞叙利亚，以为奥斯曼复仇的名义，与阿里抗衡，直至迫使阿里的长子哈桑在其父遇刺后放弃哈里发权位的要求，进而控制整个伊斯兰世界。
“穆阿威叶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113]穆阿威叶即位以后，适应哈里发国家大多数臣民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社会现实，改变麦地那时代信仰至上和神权统治的原则，着力淡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推行世俗色彩的统治政策。倭马亚王朝的支持者，主要是移居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以及叙利亚土著的基督徒。哈里发与大马士革的基督徒保持着颇为密切的交往。哈里发有许多妻子，其中最宠爱的妻子梅荪便是基督教雅各派的信徒。另一方面，倭马亚王朝沿袭阿拉伯人的传统习俗，哈里发在大马士革设立称作舒拉的贵族会议和称作沃弗德的部落代表会议，行使咨议和监督的权力。[114]穆阿威叶并没有以君主的面目出现在大马士革；在阿拉伯人看来，这位哈里发仿佛是半岛古代的部落酋长。“当星期五在清真寺里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穆阿威叶把讲坛当做行政长官席来加以利用，时常同贵族的领袖们商讨政治措施。他在宫里也经常向贵族的领袖们请教。他也时常接见来自各省的代表团，以便听取他们的疾苦，调停各部族之间的纠纷”[115]。有些学者往往据此现象而将穆阿威叶与古代阿拉伯半岛的部落首领相提并论，甚至认为穆阿威叶的统治是前伊斯兰时代长老制的再现。[116]这种看法显然忽略了哈里发的特质而失之偏颇。“倭马亚人在大马士革的集权统治，使得信士的长官越来越具有国王的特征”[117]。穆阿威叶当政期间之所以一定程度地保留某些传统的政治形式，乃是由于初兴的君主政治尚不成熟的缘故。671年，伊拉克总督齐亚德·阿比希将鼓动骚乱的阿拉伯人押至大马士革；根据穆阿威叶的授意，7人被杀，其中包括圣门弟子侯吉尔·阿迪。穆阿威叶的行为首开哈里发对穆斯林居民行使生杀权力的先例，标志着哈里发权力性质的改变。
穆阿威叶当政期间，伊斯兰世界的政权结构依然处于相对松散的状态。哈里发主要治理叙利亚一带，尤其致力于对拜占廷帝国的圣战。早在639年出任叙利亚总督以后，穆阿威叶利用拜占廷帝国遗弃在叙利亚港口城市阿克等地的船坞，建立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支海军，并于649—650年率领舰队出征东地中海水域，夺取拜占廷帝国的海军基地塞浦路斯和罗得岛。655年，穆阿威叶率领穆斯林舰队自叙利亚和埃及的港口再度出征，在菲尼克斯附近海面与拜占廷皇帝君士坦斯二世率领的庞大舰队展开激战，史称“船桅之战”。穆斯林将自己的战船与拜占廷战船连在一起进行肉搏，摧毁拜占廷舰队，从而控制地中海东部水域。此后，穆阿威叶为了全力抗衡阿里，一度与拜占廷帝国休战。668年，穆阿威叶结束与拜占廷帝国的休战状态，恢复对陶鲁斯山以北地区的攻势。穆斯林将领法扎拉率军越过陶鲁斯山，深入小亚细亚半岛腹地，兵抵与君士坦丁堡隔岸相对的卡尔西顿安营扎寨。冬季过后，法扎拉与前来增援的穆阿威叶之子叶齐德合兵一处，向君士坦丁堡发起猛攻。拜占廷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四世率守军拼死抵抗，穆斯林久攻不克，于669年夏季撤回叙利亚。著名的圣门弟子阿布·阿尤布曾经做过先知穆罕默德的旗手，在这次出征中病故，葬于君士坦丁堡城外。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后，曾在阿布·阿尤布的墓地处建起清真寺，以供穆斯林凭吊这位圣战的英雄。674年，穆阿威叶再度出兵，占领马尔马拉海南岸重镇西齐克斯，威逼君士坦丁堡。穆斯林舰队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海面屡败拜占廷舰队，形成对君士坦丁堡的海陆夹击之势。拜占廷军队据险固守，尤其是借助于著名的“希腊火”（用石油、硝石、硫磺和树脂混合制成的、能够在水面燃烧的液体）抵御穆斯林的海上攻势，方使君士坦丁堡幸免陷落的厄运。[118]
穆阿威叶在治理叙利亚和领导圣战的同时，将其他区域交给大权在握的行省总督，并且与行省总督保持着近乎合作的关系，避免诉诸武力。穆阿威叶曾经宣称：“用鞭子就可以的地方，我不用宝剑；用舌头就可以的地方，我不用鞭子。在我和同胞之间，即使只有一根头发在联系着，我也不让他断了。他们拉得紧，我就放松些；他们放松了，我就拉紧些。”[119]或许出于缓解行省势力与倭马亚人之间对立的考虑，穆阿威叶放弃奥斯曼当政期间奉行的亲族政治原则。这一时期，倭马亚人大都闲居在希贾兹的两座圣城，远离哈里发国家的权力中心。阿慕尔·阿绥、穆吉拉·舒尔白和齐亚德·阿比希成为哈里发国家的股肱重臣，备受穆阿威叶的青睐，权倾一时。后人曾将阿慕尔·阿绥、穆吉拉·舒尔白、齐亚德·阿比希与穆阿威叶一同誉为当时阿拉伯穆斯林中的四位天才政治家。
阿慕尔·阿绥并非圣门弟子，630年穆斯林占领麦加前夕皈依伊斯兰教。欧默尔当政期间，阿慕尔·阿绥作为埃及的征服者而声名显赫。麦地那时代末期，阿慕尔·阿绥是穆阿威叶抗衡阿里的主要支持者，曾在绥芬之战使穆阿威叶免遭败绩。阿慕尔·阿绥于658年击败阿里的支持者，攻占尼罗河流域，继而出任埃及总督，可谓倭马亚王朝的开国元勋，663年死于弗斯塔特。继阿慕尔·阿绥之后，出身辅士的麦斯拉玛·穆哈拉德于667—682年间出任埃及总督，他是穆阿威叶当政期间唯一官居行省总督要职的辅士。[120]
穆吉拉·舒尔白出身于塔伊夫的萨奇夫部落，629年来到麦地那并皈依伊斯兰教，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返回塔伊夫，捣毁萨奇夫部落崇拜的神像，因而名声大噪。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穆吉拉·舒尔白是穆斯林在伊拉克南部战场的重要将领，被欧默尔任命为巴林总督和巴士拉总督，奥斯曼即位后改任库法总督。穆阿威叶与阿里抗衡期间，穆吉拉·舒尔白颇为谨慎，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介入双方的冲突。穆阿威叶即位后，任命穆吉拉·舒尔白为库法总督，委以治理伊拉克的重任。此时伊拉克的形势极为混乱，是倭马亚王朝的心腹大患。阿里的遇难和哈桑的隐退，使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征服时代移入伊拉克的诸多部落之间积怨甚深，阿里的残部与哈瓦立及派时有冲突，而倭马亚人则被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视为共同的仇敌。穆吉拉·舒尔白此时出任库法总督，可谓临危受命。面对险恶的形势，他充分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利用来自塔伊夫的特殊身世，在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与倭马亚王朝对抗的过程中貌似中立，避开众矢之的的位置。在此基础上，他借助自己的同族萨奇夫部落的势力，唆使阿里的残部与哈瓦立及派相互攻杀，同时以扎格罗斯山区的岁入作为诱饵，笼络人心，初步缓解了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与倭马亚王朝的对抗。
齐亚德·阿比希（意为他父亲的儿子齐亚德）与穆吉拉·舒尔白是同乡，亦属塔伊夫的萨奇夫部落，出身卑微，其父不详，其母苏迈亚曾与穆阿威叶的父亲阿布·苏福彦姘居。齐亚德·阿比希参加过伊拉克南部的征服战争，内战期间追随阿里反对穆阿威叶，阿里死后拒绝承认穆阿威叶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663年，穆阿威叶授意库法总督穆吉拉·舒尔白出面调解，将齐亚德·阿比希招到大马士革，承认齐亚德·阿比希是自己的兄弟，赏赐齐亚德·阿比希100万第纳尔，诱使齐亚德·阿比希归顺倭马亚王朝。664年，穆阿威叶委派齐亚德·阿比希出任巴士拉总督，取代倭马亚人阿卜杜拉·阿米尔。670年穆吉拉·舒尔白死后，齐亚德·阿比希兼任库法总督，统辖伊拉克及伊朗高原，成为倭马亚王朝在伊斯兰世界东部的权力象征。[121]齐亚德·阿比希不同于穆吉拉·舒尔白的风格，奉行恐怖政策，以残暴著称。他曾经建立四千人组成的亲兵队伍，通过高压手段迫使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屈从于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他的著名政绩，是先后在巴士拉和库法打破血缘群体的界限，按照地域的原则重新划分居住单位，并且建立相应的行政体系，有效地遏制了部落势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稳定了伊拉克的社会秩序。[122]671年，齐亚德·阿比希将库法和巴士拉的阿拉伯战士五万余人及其眷属迁往伊朗高原东部的呼罗珊。[123]这一举措使伊拉克的紧张形势得到暂时的缓解，却使呼罗珊从此成为威胁倭马亚王朝统治的隐患所在。
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温麦，可谓查希里叶时代阿拉伯政治传统在文明条件下的延续。血缘组织的残存，决定了国家权力的分散状态。权位世袭的君主制度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还只是十分陌生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政治概念，哈里发的选举则被视作权力交替过程中唯一可行的方式。然而，至奥斯曼当政期间，阿拉伯社会分化加剧，冲突迭起，共和制度的政治基础趋于崩溃，权位更替的传统方式逐渐成为困扰温麦的政治隐患。阿里与泰勒哈·欧拜杜拉、祖拜尔·阿沃姆以及与穆阿威叶之间的内战表明，哈里发的选举制度已经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圣门弟子操纵哈里发选举的时代一去不返。穆阿威叶在穆吉拉·舒尔白和齐亚德·阿比希等人的支持下，放弃哈里发选举的传统原则，指定其子叶齐德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从而开创哈里发家族世袭的政治制度。[124]穆阿威叶因此区别于麦地那时代诸哈里发，成为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位君王。倭马亚时代，哈里发的家族世袭缺乏明确的原则，并无父死子继和长子继承的具体规定，继承方式较为混乱。尽管如此，哈里发家族世袭的制度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导致内战的隐患，有助于政治形势的稳定，体现了伊斯兰世界政治生活的巨大进步。
内战再起
680年，穆阿威叶病逝于大马士革，其子叶齐德（680—683年在位）承袭父职，出任哈里发。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人大都是倭马亚族的追随者，宣誓拥戴大马士革的新哈里发。然而，伊拉克和希贾兹充斥着反对倭马亚族的社会势力，许多阿拉伯人拒绝承认叶齐德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试图拥戴阿里的后裔。此时，阿里的长子哈桑已不在人世。于是，他们将目光集中到阿里的次子侯赛因的身上，迎请侯赛因前往库法出任哈里发。[125]不久，侯赛因携家眷及百余名追随者离开麦加，奔赴伊拉克。伊拉克总督欧拜杜拉·齐亚德获悉此事后，遣著名的圣门弟子赛耳德·阿比·瓦嘎斯之子欧默尔率四千名骑兵拦截侯赛因，侯赛因一行被欧默尔的队伍围困在库法西北40公里处的卡尔巴拉。侯赛因拒绝投降，双方展开激战。侯赛因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但是，欧默尔却将侯赛因的特殊身世置于脑后，斩杀侯赛因，并且割下侯赛因的头颅，连同他的妹妹宰纳卜和他的儿子阿里·奥沙，送至大马士革。[126]叶齐德对于这一意外的结局深感遗憾，将侯赛因的头颅交还他的家眷，在卡尔巴拉与遗体合葬。后来的什叶派穆斯林将卡尔巴拉奉为圣地，每年伊斯兰教历的1月10日在这里哀悼侯赛因的遇难。
侯赛因的遇难激化了穆阿威叶当政期间阿拉伯社会业已缓解的矛盾冲突，卡尔巴拉惨案导致伊斯兰世界内战再起，阿卜杜拉·祖拜尔成为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人拥戴的领袖。阿卜杜拉是著名的圣门弟子祖拜尔·阿沃姆之子，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以莎的外甥。麦地那时代末期，阿卜杜拉·祖拜尔追随其父对抗阿里，曾在“骆驼之战”前夕领导库法的穆斯林聚礼。穆阿威叶当政期间，阿卜杜拉·祖拜尔隐居麦地那，待机而动。侯赛因死后，阿卜杜拉·祖拜尔离开麦地那，来到麦加，自称“圣族的保护者”，公开反对倭马亚王朝。[127]683年，叶齐德派遣穆斯林·欧格白率军一万两千人自叙利亚攻入希贾兹。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在豪拉首战告捷，继而长驱直入，攻占麦地那。在进军麦加的途中，穆斯林·欧格白病亡，侯赛因·努麦尔继任倭马亚军队主将。侯赛因·努麦尔屯兵麦加城外，向克尔白发射弩石，致使克尔白起火，玄石碎成三片。[128]恰逢此时，从大马士革传来叶齐德暴死的消息。于是，侯赛因·努麦尔停止对麦加的攻击，班师撤回叙利亚。[129]
叶齐德死后，其子穆阿威叶二世（683—684年在位）即位。穆阿威叶二世尚未成年，体弱多病，在位不足3个月便死于宫中。穆阿威叶二世并无子嗣，生前亦未指定继承人选。穆阿威叶二世死后，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出现空位。此时，阿卜杜拉·祖拜尔在麦加被拥立为哈里发，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和埃及的阿拉伯人大都支持阿卜杜拉·祖拜尔，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中颇具势力的凯斯部落也倾向于麦加一方。大马士革的上空乌云密布，倭马亚王朝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穆阿威叶开创的基业摇摇欲坠。危难之际，倭马亚人通过舒拉的形式，于684年6月在查比叶推举麦尔旺·哈克木出任哈里发（684—685年在位）。[130]
麦尔旺·哈克木虽然出身于古莱西部落倭马亚氏族，却不是阿布·苏福彦及穆阿威叶的直系后裔。他是麦地那时代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曾经在奥斯曼当政期间掌管哈里发国家的岁入和年金分配。麦尔旺·哈克木即位时，倭马亚王朝仅仅据有叙利亚部分地区，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势力是麦加的哈里发阿卜杜拉·祖拜尔。然而，阿卜杜拉·祖拜尔并没有趁麦尔旺·哈克木立足未稳之机，进攻岌岌可危的倭马亚人。阿卜杜拉·祖拜尔似乎无意离开希贾兹，却致力于平息哈瓦立及派的骚乱，因而丧失击败倭马亚人的绝好时机。麦尔旺·哈克木依靠从巴士拉逃回叙利亚的伊拉克总督欧拜杜拉·齐亚德和阿拉伯人凯勒卜部落首领哈桑·巴扎勒的支持，于684年7月在拉希特草原击败阿卜杜拉·祖拜尔的支持者凯斯部落，斩杀凯斯部落首领达哈克·卡阿斯，攻占大马士革，进而恢复倭马亚王朝在叙利亚全境的统治。随后，哈桑·巴扎勒率军攻取埃及，使尼罗河流域成为叙利亚的稳固后方。麦尔旺·哈克木当政不足两年，初步稳定了倭马亚人的统治，改变了大马士革与麦加之间的力量对比。另外，麦尔旺·哈克木于当政期间剥夺叶齐德之子哈立德继任哈里发的资格，指定其子阿卜杜勒·马立克和阿卜杜勒·阿齐兹作为自己的第一继承人和第二继承人，使倭马亚王朝结束苏福彦系的时代，进入麦尔旺系的时代。
685年麦尔旺·哈克木死后，马立克（685—705年在位）在大马士革即位。此时，伊斯兰世界依旧处于分裂状态，大马士革的哈里发与麦加的哈里发分庭抗礼，阿卜杜拉·祖拜尔略占优势。但是，阿卜杜拉·祖拜尔并未将倭马亚人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仍然排斥和镇压曾经与自己共同反对倭马亚王朝的什叶派和哈瓦立及派，加剧了反对倭马亚王朝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穆赫塔尔在库法的起义。穆赫塔尔出身于塔伊夫的萨奇夫部落，自其父阿布·乌巴德于634年在伊拉克战场阵亡以后，由欧默尔和阿里相继抚养。680年，穆赫塔尔由于追随侯赛因，反对叶齐德出任哈里发，遭到伊拉克总督欧拜杜拉·齐亚德的囚禁。穆赫塔尔获释以后，最初投奔阿卜杜拉·祖拜尔，并以阿卜杜拉·祖拜尔的名义在库法从事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活动。后来，穆赫塔尔脱离阿卜杜拉·祖拜尔，自立派系，拥戴阿里之子伊本·哈奈菲叶作为宗教领袖，以“为侯赛因复仇”作为口号，于685年占据库法，追随者遍及伊拉克各地。穆赫塔尔及其追随者所攻击的目标，无疑是倭马亚王朝和制造卡尔巴拉惨案的元凶。然而，阿卜杜拉·祖拜尔不能容忍穆赫塔尔自立派系的行为和支持阿里后裔的政治倾向。687年，阿卜杜拉·祖拜尔的弟弟穆斯阿卜·祖拜尔自巴士拉率军攻击库法，双方交战数月。穆赫塔尔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身亡。此后，穆斯阿卜·祖拜尔控制伊拉克全境，但是自身亦已元气大伤。
691年，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大举进攻伊拉克，马立克御驾亲征。穆斯阿卜·祖拜尔拒绝马立克的劝降，奋力抵抗，被倭马亚军队斩杀。692年，马立克遣军攻击希贾兹，统率军队的是出身于萨奇夫部落的著名将领哈查只·尤素夫。哈查只·尤素夫的军队从库法出发，经过塔伊夫，直逼麦加。阿卜杜拉·祖拜尔及其追随者抵御倭马亚军队的进攻达半年之久，直至圣城陷落，阿卜杜拉·祖拜尔被杀。哈查只·尤素夫割下阿卜杜拉·祖拜尔的头颅送到大马士革，并将他的尸体在麦加悬挂示众长达数日。[131]
某些学者以强调古莱西人内部的矛盾冲突作为出发点，认为倭马亚王朝与阿卜杜拉·祖拜尔之间的对抗是倭马亚族与哈希姆族争夺哈里发权位的斗争，是麦地那时代奥斯曼与祖拜尔·阿沃姆以及穆阿威叶与阿里之间政治斗争的延续，甚至认为是伊斯兰教初创时期阿布·苏福彦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宗教对立的延续。这种解释显然存在史实上的错误。祖拜尔和阿卜杜拉父子既非哈希姆族成员，亦不属于倭马亚族，而是来自古莱西部落的阿萨德氏族。不仅如此，这种解释忽略了社会环境的变迁，未能揭示不同历史阶段各种矛盾的特定内涵。倭马亚王朝与阿卜杜拉·祖拜尔之间的内战并非简单的权力争夺，而是体现两种政体的尖锐对立。叙利亚和希贾兹—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分别代表哈里发国家内部君主制度和传统势力两种政治倾向。阿卜杜拉·祖拜尔的失败，意味着圣门弟子政治势力的衰落和共和政体的彻底崩溃。马立克的胜利，不仅在于重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而且标志着君主制排斥和否定共和制之历史进程的最终完成。
希贾兹是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的居民曾经是伊斯兰世界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然而，时过境迁，希贾兹的传统势力无法继续操纵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阿卜杜拉·祖拜尔与倭马亚王朝的内战，是希贾兹的传统势力与新兴的君主政治之间最后的较量。麦加的陷落和阿卜杜拉·祖拜尔之死，标志着希贾兹的传统势力丧失殆尽。虽然麦加和麦地那依旧是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圣地，但是那里的居民从此退出哈里发国家权力角逐的舞台。
君主制的加强
倭马亚王朝初期，哈里发的家族世袭遭到穆斯林内部传统势力的强烈反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局面颇为动荡。叶齐德在临终时甚至放弃指定哈里发继承人的权力，许诺恢复选举哈里发的传统习俗，以求避免内战再起。[132]马立克击败阿卜杜拉·祖拜尔以后，内战平息，哈里发国家重新统一，君主制得到加强。马立克“在朝廷中树立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风气。在他之前的统治者一向都是像古代阿拉伯部族族长一样地对待臣民，而马立克则是第一个以专制统治者的姿态出现”[133]。马立克是倭马亚王朝继穆阿威叶之后的又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他的四个儿子韦里德、苏莱曼、叶齐德二世和希沙姆相继出任哈里发，他本人则被誉为“列王之王”。马立克死后，韦里德一世顺利即位。“世袭的原则第一次没有异议地得到承认。统治者能够随意在其家族内部决定哈里发的权位继承，不再受到阿拉伯贵族的干涉。”[134]
马立克恢复奥斯曼奉行的家族政治原则，起用倭马亚人出任要职，委派阿卜杜勒·阿齐兹·麦尔旺作为埃及总督，比什尔·麦尔旺作为伊拉克总督，穆罕默德·麦尔旺作为贾吉拉总督，强化哈里发对行省的控制，明显改变倭马亚王朝初期政权结构的松散状态。[135]另一方面，马立克当政期间，叙利亚籍的阿拉伯战士开始演变为哈里发国家的常备军事力量，构成倭马亚王朝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工具。马立克当政期间，叙利亚籍的阿拉伯战士分别驻扎在巴勒斯坦、约旦、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基奈斯林的军营；他们不仅于每年的夏季在叙利亚北部边境对拜占廷帝国发动例行的圣战，而且被哈里发派往北非镇压柏柏尔人的起义，进攻反叛倭马亚王朝的伊拉克人，直至长期屯驻东方。[136]与此同时，传统的民军制度趋于废止。
马立克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哈里发，他所实行的语言改革和币制改革在伊斯兰史上名闻遐迩。倭马亚王朝初期，伊斯兰世界的语言差异十分明显，波斯帝国的属地沿用波斯语，拜占廷帝国的属地沿用希腊语和科普特语。哈里发国家在沿袭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原有体制的同时，往往任用被征服者参与管理，波斯语、希腊语和科普特语充斥于各种官方文书，助长着政治生活的混乱。[137]内战平息以后，马立克强化对非阿拉伯人的排斥政策，规定阿拉伯语作为哈里发国家唯一通用的官方语言。[138]自697年起，伊拉克和伊朗高原的所有官方文书均采用阿拉伯语，波斯语不再作为正式的官方语言，仅限于民间使用。700年以后，阿拉伯语在叙利亚、埃及和马格里布取代希腊语和科普特语，成为唯一正式的官方语言。[139]马立克的上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化进程，促使“肥沃的新月地带”和北非的土著人口逐渐接受阿拉伯语，进而加入阿拉伯民族的行列。
阿拉伯人最初并没有自己的货币。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半岛通用两种货币，一种是拜占廷帝国发行的金币第纳尔，另一种是波斯帝国发行的银币迪尔罕。哈里发国家虽然征服了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却依旧沿用两大帝国发行的货币。[140]欧默尔曾经于640年发行新的圆形银币，每枚重约2克，上面铸有“一切赞颂归于安拉”的字样。[141]奥斯曼即位后，新币加铸“安拉至大”的字样。倭马亚时代初期，穆阿威叶曾经效仿拜占廷金币的样式，另铸金币，上有穆阿威叶的佩刀图形。麦加的哈里发阿卜杜拉·祖拜尔亦曾自铸新币，上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和“安拉命人忠诚公正”的字样。然而，由于客观条件尚不成熟，上述诸种新币均未能推广，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旧币仍充斥于伊斯兰世界的流通领域。马立克即位后，三次发行新币。第一次发行的新币是仿照拜占廷旧币的样式铸造的金币，金币的一面保留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及其子君士坦斯和希拉格里奥的肖像，另一面铸有库法体阿拉伯文“安拉独一”的字样。第二次发行的金币，消除拜占廷旧币的痕迹，以马立克的肖像取代希拉克略父子的肖像，另一面的边缘增加“伊斯兰纪元70年”的字样。696年，马立克第三次发行新币，上面铸有哈里发的名字、发行的年份和伊斯兰教的象征，分为金币和银币两种，其中金币称第纳尔，重4.25克，银币称迪尔罕，重2.97克，金币与银币的比价为1：10。[142]马立克发行的新币在伊斯兰世界迅速推广，直至取代原有的旧币，成为主要的流通媒介。哈里发国家的重新统一，则是马立克币制改革得以成功的首要条件。币制改革的成功，体现了哈里发集权政治的发展，也为伊斯兰世界各地的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马立克在克服地方离心倾向的同时，极力排斥贵族的政治势力，削弱舒拉和沃弗德等传统机构的职权，完善官僚体制。马立克当政期间，辅佐哈里发治理国家的官僚机构分为四个主要部门：一是军事部，始建于欧默尔当政期间，负责阿拉伯战士的登记造册和年金分配；二是税收部，掌管国有地产和叙利亚的岁入以及各行省作为战利品上缴哈里发的贡税；三是档案部，始建于穆阿威叶当政期间，初称登记局，负责处理哈里发宫廷的往来文书；四是驿政部，始建于穆阿威叶当政期间，至马立克即位后趋于完善，负责沟通大马士革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监察行省事务，被称作“哈里发的耳目”。各部长官隶属哈里发节制。[143]阿拉伯人，特别是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垄断着几乎所有的军政要职，非阿拉伯人大都被排斥于国家权力的核心之外，哈里发国家体现了阿拉伯人统治的浓厚色彩。
倭马亚时代，哈里发国家的行政区划依旧沿袭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原有制度。倭马亚王朝初建之时，哈里发国家划分为9个行省：叙利亚、库法、巴士拉、亚美尼亚、希贾兹、也门、克尔曼与信德、埃及、易弗里基叶。[144]马立克当政期间，改设5个行省：伊拉克、希贾兹和也门、贾吉拉、埃及、易弗里基叶。[145]行省的权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军政、财税、司法。倭马亚王朝强化行省的权力分割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总督的权力局限于军政领域，另设阿米勒掌管财税，卡迪掌管司法。[146]由于非塞姆族臣民的顽强反抗，倭马亚王朝只是在“肥沃的新月地带”和尼罗河流域建立起较为稳固的统治，在其他地区仅仅局限于军事占领和征纳贡税。自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中东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形成东西对峙的政治格局。这种现象延续至倭马亚时代，使得哈里发国家的东部和西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叙利亚是哈里发直接控制的行省，倭马亚王朝始终未设叙利亚总督一职。在叙利亚以西，埃及构成叙利亚的政治附庸和财源所在，易弗里基叶行省长期隶属于埃及总督。在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哈里发赋予伊拉克总督以广泛的权力，著名的铁腕人物齐亚德·阿比希、哈查只·尤素夫及其后的叶齐德·穆哈拉布俨然是倭马亚王朝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直至中亚诸地和印度河流域的权力象征。
新的征服
马立克当政期间，穆斯林内战平息，伊斯兰世界重新统一，穆阿威叶开创的君主制得以最终确立，哈里发国家随之开始发动新的扩张。至韦里德（705—715年在位）和苏莱曼（715—717年在位）当政期间，倭马亚王朝的军事征服达到顶峰。
倭马亚王朝在东部的征服是与哈查只·尤素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伊拉克秩序的稳定为哈里发国家在东部的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692年阿卜杜拉·祖拜尔死后，哈查只·尤素夫出任希贾兹和也门总督，着力平息希贾兹、也门和叶麻麦等地的骚乱。694年，哈查只·尤素夫离开阿拉伯半岛，出任伊拉克总督，受命恢复库法和巴士拉的秩序。此时，尽管内战已经结束，但是伊拉克仍然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库法的阿拉伯人长期追随阿里家族，与倭马亚王朝积怨甚深。在巴士拉，阿卜杜拉·祖拜尔的残余颇具势力，哈瓦立及派活动频繁。倭马亚王朝将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视作心腹大患，马立克对哈查只·尤素夫出任伊拉克总督寄予厚望。694年的一个聚礼日，哈查只·尤素夫佯装驼夫，潜入库法，突然出现在等待聚礼的穆斯林面前。他登上讲台，揭开蒙在头上的围巾，发表了铿锵有力的演说。他首先引用古诗中的词句作为开场白：“我的祖先曾拨云雾而登高，揭开头巾你们就看清我的真实面貌。”他接着说：“我确信，我看见许多头颅已经成熟，可以收割，而我就是收割的人。我仿佛看到许多头巾与下颌之间流动着的鲜血。你们动辄暴乱……指主发誓，我要像剥树皮那样剥去你们的皮，我要像捆细枝条那样捆绑你们，我要像鞭笞脱离正道的骆驼那样抽打你们……我应许的，就一定办到。”不久，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便尝到了这位新总督的厉害。库法和巴士拉笼罩在极度的恐怖之中，到处是腥风血雨。根据夸张的记载，10万生灵死于哈查只·尤素夫的屠刀之下。著名的辅士艾奈斯·马立克年高德劭，学识渊博，深受穆斯林的爱戴，却因支持阿卜杜拉·祖拜尔，被哈查只·尤素夫治罪，身陷囹圄。698年，哈查只·尤素夫委派著名将领穆哈拉布·阿比·苏弗拉率军征讨伊朗高原南部的法尔斯和克尔曼，歼灭哈瓦立及派的极端分支阿兹拉格派势力。699年，哈查只·尤素夫委派阿卜杜勒·拉赫曼·阿什阿斯率军征讨伊朗高原东南部锡斯坦的土著王公。这支队伍由库法和巴士拉的阿拉伯战士组成，装备精良，号称“孔雀军”。“孔雀军”在锡斯坦攻战艰难，加之水土不服，思乡之心甚切。然而，哈查只·尤素夫严令阿卜杜勒·拉赫曼·阿什阿斯不得退兵。701年，“孔雀军”反叛，撤离锡斯坦，经法尔斯返回伊拉克，在突斯塔尔击败哈查只·尤素夫的队伍，继而夺取库法。不久，哈查只·尤素夫从巴士拉发动反攻，在达尔·贾麦金歼灭“孔雀军”，收复库法。“孔雀军”的反叛，使倭马亚王朝不再信任伊拉克的阿拉伯人。702年，哈查只·尤素夫在库法与巴士拉之间营建新城，名为“瓦西兑”（阿拉伯语中意为中间之地），作为自己的驻节地，屯驻叙利亚籍的阿拉伯战士，倭马亚王朝对伊拉克的控制进一步加强。[147]哈查只·尤素夫的统治或许过于残酷，后来的史家因此将他比作嗜杀成性的罗马暴君尼禄。然而，哈查只·尤素夫出任伊拉克总督20年，毕竟恢复了库法和巴士拉的政治秩序，为哈里发国家在东方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至少暂时中止了内部的敌对活动，他们越过伊朗高原，在遥远的东方开始投入新的圣战。
阿姆河旧称乌浒水，是伊朗高原的波斯人家园与中亚的突厥人家园之间的重要分界线。阿拉伯人将阿姆河右岸不讲波斯语的土著居民统称为突厥人，佛教在这一地区颇具影响。倭马亚王朝初期，阿姆河右岸分布着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戍地、史九国，中国史籍中称作昭武九姓，系唐朝藩属，由安西都护府节制。704年，哈查只·尤素夫举荐部将古太白·穆斯林（中国史籍称“屈底波”）出任伊朗高原东部的呼罗珊总督，驻节木鹿。705年，古太白·穆斯林统兵5万人越过阿姆河，攻入吐火罗斯坦（亦译为巴克特里亚），占领阿姆河上游重镇巴勒黑。706—712年，古太白·穆斯林率军攻入粟特（中国史籍称“河中府”，因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而得名），占领阿姆河中游的两座重镇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进而降服阿姆河下游花拉子模一带。713年，古太白·穆斯林的队伍深入锡尔河（旧称“药杀水”）流域，攻占拔汗那（即费尔干纳，中国史籍称“大宛国”），而后班师返回呼罗珊。古太白·穆斯林在阿姆河右岸的许多地区焚毁佛教庙宇，建造清真寺，迁入阿拉伯人，强迫突厥人改奉伊斯兰教，初步奠定中亚伊斯兰教化的基础。数百年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文化中心。714年，古太白·穆斯林再度出征，平定中亚的反叛势力。715年，阿拉伯战士哗变，古太白·穆斯林被杀。[148]
在古太白·穆斯林鏖兵中亚的同时，穆罕默德·嘎希姆在哈里发国家的东方开辟另一处战场。穆罕默德·嘎希姆是哈查只·尤素夫的女婿，印度河流域为他提供了圣战的场所。相传，那里的海盗曾经抢劫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王公送给倭马亚哈里发的8船贡品，哈查只·尤素夫于是委派穆罕默德·嘎希姆前去征讨。710年，穆罕默德·嘎希姆自巴士拉率军东进，沿波斯湾北岸攻入俾路支。穆罕默德·嘎希姆于712年占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而后溯印度河挥师北进，于713年占领旁遮普的佛教圣地木尔坦。随着穆罕默德·嘎希姆的征战，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印度河流域，信德和旁遮普成为穆斯林在南亚次大陆的最初据点。相传，哈查只·尤素夫曾经向古太白·穆斯林和穆罕默德·嘎希姆许诺，谁先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任命谁做那里的统治者。[149]
倭马亚王朝不仅在东方的战场高奏凯歌，而且在西方发起凌厉的攻势。古太白·穆斯林和穆罕默德·嘎希姆并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穆萨·努赛尔的铁骑却终于敲开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大门。
倭马亚王朝建立后，阿拉伯人自埃及向西推进。阿慕尔·阿绥的侄子欧格白·纳菲率军深入马格里布，直到大西洋的波涛阻挡住阿拉伯战士的前进路线。670年，欧格白·纳菲建造凯鲁万城（位于今突尼斯中部），作为屯驻阿拉伯战士的营地和统治柏柏尔人的据点。683年，欧格白·纳菲进攻马格里布南部的阿斯特拉山区，遭到柏柏尔人的袭击，阵亡于比斯克拉附近的塔胡达，阿拉伯人被迫东撤。[150]
693年，哈桑·努尔曼出任易弗里基叶总督，再度向西部发动攻势，平定反叛的柏柏尔人，驱退拜占廷舰队，夺取凯鲁万。700年，哈桑·努尔曼的部将穆萨·努赛尔继任易弗里基叶总督，最终降服柏柏尔人，完成对马格里布的征服。[151]在过去的数百年中，马格里布处于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统治之下。然而，来自欧洲的统治者与土著的柏柏尔人之间不仅存在着明显的种族差异，而且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罗马人和拜占廷帝国的统治者大都习惯于城居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分布范围仅仅局限于马格里布的沿海地带，对马格里布内陆追逐水草的柏柏尔人影响甚微。相比之下，属于塞姆语系分支的阿拉伯人与属于含姆语系分支的柏柏尔人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阿拉伯人的故乡与柏柏尔人的家园在自然环境方面十分接近，两者的生活方式颇多相似之处。因此，阿拉伯人仅用数十年的时间，便使自己的语言和宗教深深地植根于柏柏尔人的土壤。柏柏尔人的伊斯兰教化，为哈里发国家在西方发动进一步的攻势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709年，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王国发生内讧，贵族罗德里克篡权即位，被废黜的国王朱利安请求穆斯林出兵援助。710年，穆萨·努赛尔的部将泰利夫（此人属阿拉伯血统还是柏柏尔血统已经无从考查）率领柏柏尔战士500人渡过海峡，在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登陆；该处至今仍以泰利夫命名，称作“塔里法”。711年春，穆萨·努赛尔的另一部将塔立格·齐亚德率领7000名战士，其中大部分是柏柏尔人，从丹吉尔出发，渡海攻入伊比利亚半岛。塔立格·齐亚德登陆的地点被命名为塔立格山，阿拉伯语中读作贾巴勒·塔立格，直布罗陀海峡由此得名。此时，罗德里克正在北方作战，获悉穆斯林攻入半岛的消息后，便南下迎战。711年7月19日，双方在巴尔柏特河口发生激战。塔立格·齐亚德击溃罗德里克的队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继而挥师北进，势如破竹。[152]穆斯林避开设防坚固的城市梅立达和塞维利亚，攻占西哥特王国的首都托莱多以及马拉加、科尔多瓦诸地。捷报传到凯鲁万，穆萨·努赛尔决定亲自出征，去伊比利亚半岛建立功勋。712年6月，穆萨·努赛尔率领8000名阿拉伯战士冲进伊比利亚半岛，攻占塔立格·齐亚特一度避开的要塞梅立达和塞维利亚，在托莱多与自己的部将会师。此后，穆斯林继续向北方推进，占领萨拉戈萨，逼近阿拉贡、来昂、阿斯都里亚、加利西亚。713年，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全境，伊比利亚改称安达卢西亚（意为汪达尔人的土地，这或许是由于汪达尔人曾经生活在该处的缘故）。[153]
715年1月，哈里发韦里德将穆萨·努赛尔召回大马士革。穆萨·努赛尔命其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留守伊比利亚半岛，自己凯旋。穆萨·努赛尔将数百名西哥特的王公贵族和大量的奇珍异宝献给了哈里发。但是，厄运很快便降临在穆萨·努赛尔的头上。715年底，韦里德病亡，新的哈里发苏莱曼剥夺穆萨·努赛尔的一切权力，没收其全部财产。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受尽凌辱，穷困潦倒，不得不在希贾兹行乞为生，直至717年死于麦加。[154]
716年，穆萨·努赛尔之子阿卜杜勒·阿齐兹死于暗杀，侯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继任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统帅。717年，穆斯林在西南欧发起新的攻势，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军法国南部的高卢。但是，穆斯林在高卢的战事并不顺利，他们遭到法兰克人的顽强抵抗。721年，穆斯林兵败于阿奎丹公爵的驻地图卢兹城下，侯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继任者赛木哈·马立克阵亡。732年春，穆斯林越过加龙河谷，击败阿奎丹公爵厄德的队伍，占领波尔多，兵抵都尔。[155]同年10月，阿卜杜勒·拉赫曼·贾菲兹统率的穆斯林与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统率的队伍交战于都尔附近的普瓦提埃。法兰克人的重装步兵列成空心的方阵，击退穆斯林轻骑兵的多次冲击，直至阿卜杜勒·拉赫曼·贾菲兹阵亡，穆斯林在夜幕的掩护下拔营撤走。此后，穆斯林逐渐停止在高卢的攻势。他们与本土的距离已经过于遥远，其攻击力量已经趋于枯竭。哈里发国家在西方的军事扩张达到自然的极限。[156]
与此同时，倭马亚王朝在北方发动猛烈的攻势，攻击的目标是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帝国。麦地那时代末期，穆斯林进入高加索山南麓，占领阿塞拜疆以及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部分地区，兵抵小亚细亚半岛东侧。[157]此后，哈里发国家曾经三次进攻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发生于穆阿威叶当政期间，最后一次发生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当政期间，而苏莱曼发动的进攻是最具威胁的一次。苏莱曼的弟弟麦斯莱麦于716年8月率军出征，穿过小亚细亚半岛，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侧。来自叙利亚和埃及的穆斯林舰队游弋于君士坦丁堡水域，对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形成海陆夹击的态势。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据险固守，利用“希腊火”抵御穆斯林的攻势，并用巨型铁链封锁黄金角湾，阻挡穆斯林舰队从侧翼的袭击。麦斯莱麦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屯兵达一年之久，却屡攻不克。严冬的酷寒以及饥荒和瘟疫使穆斯林的力量受到严重的消耗，但是麦斯莱麦仍不肯停止进攻。他决意夺取君士坦丁堡，亲自踏上欧洲的土地。717年9月苏莱曼死后，欧默尔二世即位。新的哈里发严令撤军，麦斯莱麦无奈之下，班师而归。撤军途中，穆斯林舰队遭到风暴的袭击，损失惨重。[158]
新的征服无疑标志着倭马亚王朝进入鼎盛的时期，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统治着西起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半岛、东至锡尔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然而，鼎盛的背后潜藏着衰落的征兆，一个危险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这就是阿拔斯派。
阿拔斯派的兴起
阿拔斯派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的后裔在倭马亚时代建立的政治宗派。阿拔斯家族虽然属于麦加的古莱西部落，但是最初并无显赫的地位。阿拔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尽管身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却长期追随反对伊斯兰教的麦加保守势力，曾于624年在巴德尔战斗中与穆斯林兵戎相见，直至630年穆斯林征服麦加的前夕皈依伊斯兰教。其子阿卜杜拉·阿拔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著名的圣门弟子，在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并没有介入穆斯林内部的权力争夺，而是致力于注释《古兰经》和传述“圣训”，被誉为“经典诠释的宗师”。欧默尔每逢遇到疑难问题，便求教于阿卜杜拉·阿拔斯。奥斯曼和阿里当政期间，阿卜杜拉·阿拔斯依然受到哈里发的器重。[159]倭马亚王朝建立后，阿拔斯家族与阿里家族由于同出一宗，相互交往日渐密切。正是阿卜杜拉·阿拔斯与穆罕默德·阿里建立的家族联盟，构成阿拔斯人涉足穆斯林内部政治角逐的起点。
穆罕默德·阿里系麦地那末代哈里发阿里之子，因其母豪拉是哈尼法部落的贾法尔·哈奈菲叶之女，故而亦称伊本·哈奈菲叶，以示区别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所生二子哈桑和侯赛因。哈桑和侯赛因死后，穆罕默德·阿里作为阿里的唯一在世的嫡子，成为阿里家族的追随者所拥戴的人物。685年，阿里家族的追随者在库法发动起义，起义的首领穆赫塔尔极力尊崇穆罕默德·阿里作为宗教领袖即伊玛目。穆罕默德·阿里和阿卜杜拉·阿拔斯由于拒绝承认阿卜杜拉·祖拜尔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在麦加遭到后者的监禁。此间，穆赫塔尔曾经自库法出兵，前往麦加救援。[160]687年，穆赫塔尔兵败身亡，其在库法的残部继续将穆罕默德·阿里视作宗教领袖。穆罕默德·阿里和阿卜杜拉·阿拔斯则从麦加移至塔伊夫，以躲避阿卜杜拉·祖拜尔的迫害。[161]阿卜杜拉·阿拔斯死后，其子阿里·阿卜杜拉携家眷离开塔伊夫，移居死海南岸的侯麦迈。[162]阿里·阿卜杜拉举家北迁，表明阿拔斯人在当时群雄逐鹿的形势下具有支持倭马亚王朝的政治倾向。阿里·阿卜杜拉甚至高居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宫廷，深得马立克的宠爱。韦里德即位后，阿里·阿卜杜拉逐渐失宠于哈里发，并且由于涉嫌宫廷谋杀，一度入狱。阿里·阿卜杜拉之子穆罕默德·阿里曾在韦里德即位后供职于倭马亚王朝，并且跟随韦里德征讨拜占廷帝国。[163]显然，阿拔斯家族尽管借助其与阿里后裔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开始介入穆斯林内部的政治角逐，但是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成为反对倭马亚王朝的势力，更无要求继承哈里发权位的意向。将阿拔斯人与倭马亚人之间的敌对关系追溯到倭马亚王朝的初期，甚至追溯到查希里叶时代，纯属后人的虚构。
大约在701年，伊玛目穆罕默德·阿里死于塔伊夫。“他是最后一位受到阿里家族的追随者所广泛拥戴的首领”。伊玛目穆罕默德·阿里死后，穆赫塔尔在库法的残部大都尊崇其子阿布·哈希姆作为新的伊玛目，并且因此称为“哈希米叶”，意为哈希姆派。然而，阿里家族的其他成员，如哈桑之子栽德和侯赛因之子阿里，拒绝承认阿布·哈希姆作为阿里家族的首领和伊玛目的地位，阿里家族的追随者趋于分裂。717年，阿布·哈希姆在阿拔斯家族的驻地侯麦迈中毒身亡。阿布·哈希姆因无子嗣，弥留之际将阿里家族获取“信仰真谛”的凭证即所谓的“黄色手卷”以及哈希姆派成员的名单交给阿拔斯家族的穆罕默德·阿里，从而使穆罕默德·阿里承袭了伊玛目的称号和哈希姆派首领的权力，尤其是承袭了对于哈里发职位的要求。[164]阿里家族追随者的趋于分裂，促使哈希姆派开始支持阿拔斯家族。阿布·哈希姆的权力移交，则使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哈希姆派拥戴的第一位来自阿拔斯家族的伊玛目。于是，阿拔斯家族得以控制和利用哈希姆派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旨在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派运动始露端倪。
倭马亚王朝自从建立开始，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便处于困扰之中。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圣族的身世是出任哈里发的首要条件。然而，圣族的概念在当时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圣族”一词源于先知穆罕默德传布的启示，《古兰经》中曾三次提及圣族（Ahl al-Bayt），指天房的居民和克尔白的监护者。[165]根据倭马亚王朝的正统理论，圣族即麦加的古莱西人，凡出身古莱西部落者皆有出任哈里发的资格。什叶派则认为，圣族应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阿里及其后裔是圣族唯一的政治代表，其他人出任哈里发皆为僭夺权位的非法行为。因此，680年穆阿威叶死后，阿里家族的追随者极力迎请阿里的次子侯赛因前往库法出任哈里发。卡尔巴拉惨案的发生和侯赛因的遇难，导致阿里家族的追随者与倭马亚王朝之间矛盾激化。684年，所谓的“悔罪者”在库法举行暴动，首开什叶派武装起义的先例。685年，穆赫塔尔在库法发动起义，进一步阐述“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原则，作为什叶派反对倭马亚王朝的行动纲领。“穆赫塔尔运动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后来的阿拔斯人完整地接受了穆赫塔尔阐述的政治原则。”[166]阿拔斯派运动兴起以后，沿袭“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原则，采取神学宣传的活动形式。穆赫塔尔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谓哈希米叶和阿拔斯派运动的先驱。“穆赫塔尔之未成功的起义与阿布·穆斯林之获得胜利的革命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联系。虽然685年的火焰被倭马亚人扑灭，但是火焰留下的灰烬却从库法转移到呼罗珊……穆赫塔尔是伊斯兰历史上的伟人，预见到未来的结果。”[167]
717—747年，阿拔斯派运动的基本内容是达瓦。所谓达瓦，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布道或传布真理。阿拔斯派通过达瓦的形式，指责倭马亚哈里发抛弃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背离伊斯兰教的准则，抨击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是伊斯兰世界罪恶的渊薮和内战的根源。阿拔斯派声称，倭马亚王朝只是世俗统治而非神权政体，伊斯兰教已经遭到倭马亚人的歪曲，必须恢复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信仰，重建伊斯兰教的神权政体，实现穆斯林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尤其需要重新确立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和神圣权力。倭马亚时代，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主要包括阿里后裔和阿拔斯后裔两支；倭马亚人虽然属于古莱西部落，却非出自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哈希姆氏族。因此，阿拔斯派的达瓦尽管表现为宗教范畴的神学宣传，但是无疑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内容。“归权先知家族”的原则，不仅意味着否定倭马亚人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而且为阿拔斯派与什叶派联合反对倭马亚王朝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础。正是由于倡导“归权先知家族”的原则，使阿拔斯派得以植根于什叶派的肥沃土壤而逐渐壮大，尤其是使穆罕默德·阿里作为伊玛目获得哈希姆派的有力支持。
穆罕默德·阿里时期，阿拔斯派运动带有极为浓厚的神秘色彩，伊玛目隐居在死海南岸的侯麦迈，仅与哈希姆派的个别首领进行秘密接触，其真实身份鲜为人知。哈希姆派作为阿拔斯家族的政治工具，其成员主要分布在库法，大都属于阿拉伯人穆斯里亚部落和哈姆丹部落。[168]穆罕默德·阿里曾经说：“他们是我的挚友、我的忠实仆人、我的所在和我的归宿。他们是我的亲人和朋友。我的勇士将产生于他们之中。”[169]库法作为阿拔斯派运动兴起之初的重心所在，在穆斯林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末期，库法的阿拉伯人便开始追随阿里，敌视倭马亚人的哈里发奥斯曼。倭马亚时代，阿里家族在库法拥有为数众多的追随者，什叶派在库法构成反对倭马亚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其影响充斥于库法的阿拉伯人和麦瓦利（即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中间。然而，阿里家族的追随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他们分别支持法蒂玛系的哈桑后裔、侯赛因后裔和哈奈菲叶系的阿布·哈希姆及其继承人穆罕默德·阿里。其中，侯赛因的嫡孙穆罕默德·巴基尔和栽德·阿里的追随者尤占多数；什叶派的重要人物巴亚恩·萨曼、穆吉拉·赛义德和阿布·曼苏尔皆因支持穆罕默德·巴基尔而被倭马亚王朝处死。[170]相比之下，哈奈菲叶系的阿布·哈希姆虽是阿里的嫡孙，但系庶出，并非先知穆罕默德以及法蒂玛父女二人的直系后裔，其追随者在什叶派中影响甚微。至于穆罕默德·阿里，虽然其祖辈与先知穆罕默德同出一宗，却不属于阿里的后裔，亦非阿里家族的追随者。什叶派与阿拔斯派固然皆有“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要求，但是，穆罕默德·巴基尔和栽德·阿里的追随者极力强调唯有阿里家族中法蒂玛系的成员才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具备出任哈里发的合法资格。他们不仅反对倭马亚王朝，而且排斥包括哈希姆派和阿拔斯派在内的其他政治势力继承哈里发权位的要求，歧视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穆罕默德·阿里曾经告诫哈希姆派成员，“当心库法人……不要指望他们的帮助”，“不要从库法人中吸收过多的支持者”。由此可见，阿拔斯人及哈希米叶与阿里派法蒂玛系的追随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分歧。阿里派的分裂，尤其是阿里派法蒂玛系的追随者对于阿拔斯人及哈希米叶的排斥，使得阿拔斯派运动在库法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库法的哈希米叶作为阿拔斯人的政治工具，其成员尚不足30人。[171]阿拔斯人在库法无力左右什叶派法蒂玛系的追随者，更无法聚合反对倭马亚王朝的诸多势力，遂着眼于开辟新的活动空间。呼罗珊则为阿拔斯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适宜环境。
呼罗珊本意为“东方的土地”，指伊朗高原东部直至阿姆河左岸的广大地区。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后期，阿拉伯人自库法和巴士拉挥师东进，征服呼罗珊。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战士及其眷属约为20万人，分别来自塔米姆部落、凯斯部落、巴克尔·沃依勒部落、阿卜杜勒·凯斯部落和阿兹德部落。[172]倭马亚时代，大批阿拉伯人离开伊拉克，移至呼罗珊，使呼罗珊成为继阿拉伯半岛和新月地带之后阿拉伯人的又一家园。阿拉伯人涌向呼罗珊，是伊拉克地区政治对抗的直接结果。倭马亚王朝的移民举措，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伊拉克的秩序。然而，大批骚乱者的东迁，使呼罗珊成为威胁倭马亚王朝统治的隐患所在。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主要来自巴士拉，自库法东移的阿拉伯人数量较少。呼罗珊的阿拉伯人无疑对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但是大都并非阿里家族的追随者，什叶派的政治影响相对有限。相传，穆罕默德·阿里曾说，“库法人是阿里及其后裔的追随者，巴士拉人怀念着死去的奥斯曼。贾吉拉是哈瓦立及派的势力范围，他们是堕落的阿拉伯人，与基督徒没有区别。叙利亚人只服从穆阿威叶和倭马亚家族，是所有穆斯林的仇敌，而麦加人和麦地那人仅仅推崇阿布·伯克尔和欧默尔。我们要去争取呼罗珊人的支持，那里有着强悍而无偏见的战士。我的希望寄托在太阳升起的地方”[173]，“他们没有阿拉伯贵族的私欲，也没有介入宗派之间的权力角逐……他们正遭受着统治者的盘剥和欺辱，企盼着拯救者的来临”[174]。因此，当阿拔斯人在库法举步维艰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慧眼独识，选择呼罗珊，达瓦的重心开始移向遥远的东方。
718年，库法的哈希姆派首领布凯尔·麦罕来到里海南岸的朱尔占地区进行秘密宣传活动，成为阿拔斯派运动自库法东移的先驱。次年，移居木鹿的阿拉伯人胡扎尔部落首领苏莱曼·卡希尔接受达瓦的思想，进而在呼罗珊播下阿拔斯派运动的火种。[175]729—736年，布凯尔·麦罕委派哈希姆派成员希达什潜入木鹿，领导呼罗珊的阿拔斯派运动。[176]在此期间，达瓦在呼罗珊的影响逐渐扩大，希达什则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作阿拔斯派运动在呼罗珊得以立足的奠基人。[177]显而易见，达瓦东移的过程开始于库法的哈希米叶成员在呼罗珊的秘密活动，呼罗珊的阿拔斯派运动最初亦处于库法的哈希米叶首领的直接控制之下，库法作为达瓦的起点构成侯麦迈与呼罗珊之间得以沟通的重要桥梁。736年希达什被倭马亚王朝处死以后，穆罕默德·阿里开始与哈希姆派在呼罗珊的成员频繁接触，加强侯麦迈与呼罗珊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且在呼罗珊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秘密组织。伊玛目的使者，包括12名纳奇卜和58名达伊斯，活动在木鹿以及纳萨、阿比沃德、巴勒黑等地，达瓦的影响遍及胡扎尔、塔米姆、泰伊、舍伊班、哈尼法、巴吉拉、苏莱姆、哈姆丹、阿兹德等阿拉伯人部落，呼罗珊随之逐渐取代库法而成为阿拔斯派运动的重心所在。[178]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严格禁止自己的追随者介入什叶派发动的起义，规定纳奇卜和达伊斯必须将提防什叶派法蒂玛系的破坏作为秘密活动的首要原则。[179]侯麦迈与呼罗珊之直接联系的建立，明显削弱了库法的哈希米叶在呼罗珊阿拔斯派运动中的作用。因此，达瓦的东移，不仅意味着阿拔斯人活动空间的改变，而且体现阿拔斯派与阿里派日渐分离的发展趋向，使得植根于阿里派土壤的阿拔斯派开始自成体系而独树一帜。
矛盾与危机
倭马亚王朝沿袭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的传统，遵循欧默尔的著名设想，奉行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政治原则，歧视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后者尽管皈依伊斯兰教，却难以取得与阿拉伯穆斯林同样的权利。717年苏莱曼死后，欧默尔二世即位。欧默尔二世是倭马亚时代最为虔诚和开明的哈里发，奉行信仰至上的原则，在穆斯林内部广施仁政，安抚什叶派和哈瓦立及派，取消自穆阿威叶开始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中诅咒阿里的言辞。欧默尔二世的主要政绩，是着力实行税制改革，规定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只需承担天课作为当然的义务，免缴人丁税，旨在消除阿拉伯穆斯林与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之间的差异，鼓励被征服地区的土著居民改宗伊斯兰教。[180]欧默尔二世曾经告诫属下：“安拉派遣穆罕默德作为使者，而不是作为征税的人。”[181]然而，欧默尔二世的税制改革使哈里发国家的岁入总额明显减少，导致财政拮据。720年叶齐德二世（720—724年在位）即位后，废止新的税制，依旧向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征收重税。
欧默尔的著名设想形成于麦地那哈里发时代，适应阿拉伯人构成穆斯林主体的历史环境。倭马亚时代，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被征服地区的土著居民相继皈依伊斯兰教，进而开始涉足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至倭马亚王朝后期，波斯人和柏柏尔人等被征服民族中的伊斯兰教皈依者在数量上已经超过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形成广泛的社会势力。他们不肯长期屈居阿拉伯人之下，不满情绪和反抗倾向日渐强烈。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原则和阿拉伯穆斯林统治非阿拉伯血统异教人口的制度逐渐丧失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倭马亚王朝陷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希沙姆（724—743年在位）当政19年，哈里发国家尚能维持表面的稳定。然而，此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蕴藏倭马亚王朝覆亡的先兆。生活在俄罗斯南部草原的哈扎尔人，这一时期屡屡越过高加索山，进犯哈里发国家的北部边境。著名将领麦斯莱麦曾经令拜占廷帝国闻风丧胆，却在与哈扎尔人作战时兵败身亡。继麦斯莱麦之后，哈里发麦尔旺·哈克木的嫡孙麦尔旺·穆罕默德成为抵御哈扎尔人入侵的核心人物。他在亚美尼亚土著势力的支持下，经过长达12年的艰苦征战，终于将哈扎尔人赶过高加索山，并且于738年一度攻入伏尔加河流域。在与哈扎尔人作战的过程中，麦尔旺·穆罕默德建立起颇具实力的军队。哈扎尔人被赶走以后，麦尔旺·穆罕默德将目光转向叙利亚，开始觊觎哈里发的权位。在伊斯兰世界的西部，柏柏尔人曾经与阿拉伯人并肩作战，驰骋于伊比利亚半岛。然而，一旦战事停止，柏柏尔人便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以统治者自居的阿拉伯人，加之哈瓦立及派自伊拉克传入马格里布地区，助长了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倾向。740年，追随哈瓦立及派的柏柏尔人发动反叛，声势浩大。驻守马格里布的阿拉伯战士屡遭败绩，溃不成军，纷纷逃往伊比利亚半岛。742年，哈里发倾尽全力，自叙利亚派遣重兵进入马格里布，击败反叛的柏柏尔人。但是，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却因此趋于枯竭。在伊斯兰世界的东部边陲，阿姆河右岸的突厥王公屡屡反叛，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形势告急。倭马亚王朝于是将2万名阿拉伯战士迁往呼罗珊，加强东部的防务。[182]突厥王公的反叛得到平息，然而呼罗珊的矛盾对立却因此加剧。
743年希沙姆死后，哈里发国家进入动荡的时期。倭马亚人相互倾轧，哈里发频繁更替。韦里德二世（743—744年在位）在位一年便死于内讧，叶齐德三世（744年在位）在位仅仅半年亦暴病身亡。744年底，麦尔旺·穆罕默德自亚美尼亚进军叙利亚，击败叶齐德三世的弟弟易卜拉欣（744年在位），在大马士革即位，是为麦尔旺二世（744—750年在位）。此时，倭马亚王朝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往日辉煌的基业只剩下断壁残垣。麦尔旺二世尽管不乏盛世之君的统治才能，却已无力回天。
来自呼罗珊的黑色旗帜——阿拔斯人的起义
739年，阿里的曾孙栽德·阿里离开麦地那，来到库法。库法的什叶派拥戴栽德·阿里作为伊玛目，支持栽德·阿里发动起义。他们的纲领是遵循先知穆罕默德和阿里的遗训，分配伊拉克的国有土地，公平处置战利品，保护弱者，停止强行迁移阿拉伯人。740年起义爆发后，库法的阿里派再次背弃自己的诺言，栽德·阿里遇害身亡。其子叶赫亚逃往呼罗珊，743年被倭马亚王朝残酷处死。栽德·阿里起义的失败，尤其是叶赫亚的遇难，在呼罗珊引起强烈的反应。“所有的呼罗珊人为叶赫亚的被害哀悼七日……在那一年出生的男孩大都取名为叶赫亚或者栽德。”“呼罗珊人身着黑色服装表示对于叶赫亚的哀悼之情。黑色遂成为呼罗珊人的标志。”[183]
什叶派起义的失败，促使反对倭马亚王朝的呼罗珊人将复仇的希望寄托于阿拔斯人。加之倭马亚王朝此时已是穷途末路，日薄西山，阿拔斯派运动自神学宣传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社会条件日渐成熟。“栽德派起义失败和叶赫亚被害以后，阿拔斯人俨然成为先知家族的唯一代表。”[184]743年，穆罕默德·阿里在侯麦迈病逝。其子易卜拉欣继任伊玛目的职位，委派阿布·穆斯林前往呼罗珊策划起义。随着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的出现，阿拔斯派运动开始进入武装起义的发展阶段。
阿布·穆斯林原名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其早年身世较为模糊，他本人对此亦讳莫如深。[185]阿布·穆斯林曾经声称：“我是穆斯林中的一员，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部落……我只信仰伊斯兰教，我只追随先知穆罕默德。”[186]阿拔斯派的许多追随者将阿布·穆斯林视作阿拔斯家族的成员，南方阿拉伯人声称阿布·穆斯林来自希米叶尔部落，呼罗珊的土著居民认为阿布·穆斯林是古代波斯贵族的后裔。阿布·穆斯林死后，哈里发曼苏尔的宫廷诗人将阿布·穆斯林描述为库尔德人。[187]现代研究者大都确认，阿布·穆斯林系波斯血统的麦瓦利，然而阿布·穆斯林早年生活在库法还是伊斯法罕或呼罗珊尚无定论。
据相关资料记载，阿布·穆斯林早年服侍阿拉伯人伊吉勒部落的地产主伊萨·麦奇勒；后者曾经因为负债而被囚禁于库法，阿布·穆斯林亦随主人同住库法。在此期间，阿布·穆斯林得以接触哈希姆派首领布凯尔·麦罕，深受达瓦的影响。744年，阿布·穆斯林随哈希姆派新首领阿布·萨拉玛来到侯麦迈，被伊玛目易卜拉欣收留。此后，阿布·穆斯林多次受易卜拉欣的委派，往返于侯麦迈与呼罗珊之间，传递伊玛目的指示，并逐渐取代苏莱曼·卡希尔而成为呼罗珊的阿拔斯派首领，筹划起义。747年4月，易卜拉欣委派卡赫塔巴·沙比卜自侯麦迈来到呼罗珊，将作为起义标志的两面黑旗送交阿布·穆斯林，旗上写有《古兰经》中的启示：“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同年6月，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树起黑色的旗帜，将“归权先知家族”和实现穆斯林的平等作为起义的宗旨。移居呼罗珊的阿拉伯人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籍土著农民并肩作战，赶走呼罗珊总督纳绥尔·赛亚尔，占领木鹿，继而控制呼罗珊全境。748年秋，卡赫塔巴·沙比卜率军3万人自呼罗珊发动西征，击败倭马亚王朝将领努巴塔·罕扎拉及其所部1万名叙利亚籍战士，攻占伊朗西部重镇莱伊。749年春，卡赫塔巴·沙比卡在贾布拉克再度击败倭马亚王朝的军队，5万名叙利亚籍战士望风溃逃，起义者攻占伊斯法罕和尼哈温。[188]同年8月，呼罗珊的起义者与倭马亚王朝驻守伊拉克的军队在卡尔巴拉发生激战。卡赫塔巴·沙比卜死于战场，其子哈桑率军奋力拼杀，击败伊拉克总督叶齐德·侯拜拉，后者率领残部退守瓦西兑，起义军占领库法。[189]
在呼罗珊的起义者与倭马亚王朝的军队鏖战之际，易卜拉欣在侯麦迈遭到哈里发的囚禁，不久死于狱中。其弟阿布·阿拔斯继任伊玛目，逃脱倭马亚王朝的追捕，于749年底来到库法。随后，阿拔斯人和呼罗珊的起义者在库法的清真寺宣誓拥戴阿布·阿拔斯，是为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190]
什叶派的分支哈希姆派曾经是阿拔斯人的重要政治工具，支持阿拔斯人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活动。然而，随着倭马亚王朝统治的崩溃，哈希姆派与阿拔斯派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进而分道扬镳。易卜拉欣的死讯传到库法以后，哈希姆派首领阿布·萨拉玛急速遣使迎请侯赛因的曾孙贾法尔·萨迪克（即后来为十二伊玛目派和伊斯马仪派所公认的第六代伊玛目）前往库法即位，但是遭到后者的拒绝。阿布·阿拔斯在库法发表登基演说时则明确宣布：所谓圣族即是阿拔斯家族，并不包括阿里家族。阿里之兄贾法尔的曾孙阿卜杜拉·穆阿威叶于749年在伊朗北部发动起义，竟遭阿布·穆斯林的杀害。[191]
750年1月，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支流扎布河畔覆没，倭马亚王朝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西逃，叙利亚各地纷纷归顺阿拔斯人。[192]同年8月，麦尔旺二世在埃及的布希尔遭阿拔斯人追杀而死，倭马亚王朝灭亡。[193]
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发动的起义无疑标志着阿拔斯派运动的顶峰，而阿拔斯王朝的建立正是呼罗珊起义胜利的直接结果。因此，阿拔斯派运动的研究者大都着力探讨呼罗珊起义的社会动因，以求确定阿拔斯派运动的性质。J.威尔豪森认为，倭马亚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建立在部落群体的基础之上；倭马亚王朝主要代表北方阿拉伯人诸部落的利益，阿拔斯派运动则体现了南方阿拉伯人诸部落的反抗倾向，呼罗珊起义的实质在于阿拉伯部落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诚然，倭马亚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沿袭蒙昧时代的血缘联系，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尤其较多地保留部落群体的传统形式。作为征服者首先进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大都属于塔米姆部落；继塔米姆部落之后，来自阿兹德部落、阿卜杜勒·凯斯部落和巴克尔部落的阿拉伯人亦不断移入呼罗珊。[194]倭马亚时代中期，大批阿拉伯部落民再度自伊拉克移入呼罗珊。至倭马亚王朝末期，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部落民及其眷属的总人数约为20万。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部落民并未像伊拉克的阿拉伯人集中于库法和巴士拉或者像埃及的阿拉伯人集中于弗斯塔特那样，他们分散在木鹿绿洲以及内沙浦尔、哈拉特、塔尔干、突斯、木鹿—卢泽诸多地区，或从军征战，或务农经商，其社会地位不尽相同。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杂居状态，加速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同化和融合过程。出生在呼罗珊的阿拉伯人不再使用父辈的语言，而是操接近波斯语的呼罗珊方言。他们中的许多人身着波斯的民族服饰，在波斯人的传统节日纳乌鲁兹节和米赫尔干节与土著民众狂欢作乐。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通婚现象亦十分普遍。[195]“久居呼罗珊的阿拉伯贝都因人后裔，在外表上与土著的波斯人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异。他们都长着白皙的脸皮，留着黄色的胡须，身着费尔干纳的地方服饰”。与此同时，所谓的“部落”逐渐由血缘群体演化为政治集团。至希沙姆当政期间，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明显分化为战士和定居者两大阶层，血缘群体与政治集团的界限之差异益趋显见。[196]部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虽然形式犹存，但是已非真正意义的血族仇杀，徒具虚名。744年，阿拉伯人所谓的“部落冲突”在呼罗珊再度爆发，总督纳绥尔·赛亚尔及其支持者称穆达尔集团，与之对立的阿兹德部落首领贾迪尔·阿里·吉尔曼尼及其追随者则称拉比尔集团；然而，属于穆达尔支诸部落的大批阿拉伯人加入了贾迪尔·阿里·吉尔曼尼的队伍，纳绥尔·赛亚尔的队伍中亦不乏来自拉比尔支诸部落的阿拉伯人。阿拔斯王朝初期的历史家麦达尼因此称所谓的穆达尔集团为纳绥尔派，而称所谓的拉比尔集团为吉尔曼尼派。阿拔斯派运动在呼罗珊的发展无疑利用了部落对立的特定环境，穆罕默德·阿里亦曾要求阿拔斯派的追随者依靠南方阿拉伯人诸部落而避开北方阿拉伯人诸部落。然而，作为呼罗珊阿拔斯派的核心成员，12名纳奇卜和58名达伊斯分别来自南方阿拉伯人胡扎尔部落、泰伊部落、巴吉拉部落、哈姆丹部落、阿兹德部落和北方阿拉伯人塔米姆部落、哈尼法部落、苏莱姆部落、巴克尔部落；呼罗珊起义的参加者亦不仅来自南方阿拉伯人诸部落，而且包括属于北方阿拉伯人诸部落的大批战士。[197]因此，阿拔斯派运动和呼罗珊起义绝非传统意义的部落仇杀，而是超越血缘群体的狭隘界限，包含着政治对抗的崭新内容。
亦有许多西方学者以种族对立的理论作为出发点，认为倭马亚时代呼罗珊地区的矛盾对抗起源于阿拉伯人的征服，而呼罗珊起义和阿拔斯王朝的建立体现了波斯民族的复兴及其对于阿拉伯人统治的否定。[198]然而，阿拉伯人之征服呼罗珊，不同于在其他地区的征服。呼罗珊的土著贵族在阿拉伯人征服前大都各自为政，与萨珊王朝联系甚少；波斯帝国的灭亡并没有直接导致土著贵族在呼罗珊统治权力的结束。阿拉伯征服者在呼罗珊各地往往只是与土著贵族订立条约和征收贡税，同时保留后者原有的诸多特权。阿拉伯人在放弃征战而务农经商后，竟遭到呼罗珊土著贵族的盘剥勒索，甚至沦为后者的隶属民。文献资料亦屡屡提及阿拉伯定居者由于呼罗珊总督与土著贵族联手统治而怨声载道。因此，在倭马亚时代的呼罗珊，社会对立与种族差异的界限并非相互吻合，而是错综交织；土著贵族往往支持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阿拉伯定居者的社会地位则与土著平民益趋接近。种族冲突虽不无存在，却非社会矛盾的主要内容。696年，伊朗贵族萨比特·库特巴和胡勒斯·库特巴曾经随同呼罗珊总督倭马亚·阿卜杜拉攻击反叛的塔米姆部落首领布凯尔·瓦沙赫，布凯尔·瓦沙赫则以免除土地税作为条件争取土著农民的支持。712年，呼罗珊总督古太白·穆斯林招募大批土著居民围攻撒马尔罕；而当撒马尔罕王公指责古太白·穆斯林唆使土著者自相残杀时，古太白·穆斯林亦指责撒马尔罕王公煽动阿拉伯人反叛倭马亚王朝。[199]利益的冲突和权力的争夺显然超越种族的差异，构成呼罗珊地区政治角逐的核心内容。其次，在倭马亚时代的呼罗珊，伊斯兰化的进程较为缓慢，土著伊朗居民中皈依伊斯兰教者为数尚少。古太白·穆斯林出任总督期间，皈依伊斯兰教的土著居民约为7000人；倭马亚时代后期，皈依伊斯兰教者增至20000人，这在呼罗珊的土著居民中仍只是少数。[200]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皈依伊斯兰教是逐鹿政坛的首要前提，而阿拔斯派运动更是极富教派运动的色彩，以恢复早期伊斯兰教和“归权先知家族”为其宗旨。因此，呼罗珊的土著伊朗居民不可能成为阿拔斯派运动的主体，更无法取代阿拉伯人在阿拔斯派运动中的核心地位。723年，穆罕默德·阿里在委派伊克里玛·齐亚德作为其使者前往呼罗珊时曾明确规定：务必依靠也门人，接近拉比尔人，提防穆达尔人，争取波斯人。[201]阿拔斯派在呼罗珊的12名纳奇卜中至少有8人是阿拉伯人；活动在木鹿绿洲的40名达伊斯中，阿拉伯人亦超过半数；至于纳萨、阿比沃德、巴勒黑等地的达伊斯，则皆为阿拉伯人。阿拔斯派之选择木鹿绿洲作为达瓦的中心和起义的地点，并非偶然。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定居者大都分布在木鹿绿洲并与土著人混住一处。“正是这些被益趋同化的阿拉伯人丧失了作为征服者所享有的权利，不满于屈从伊朗贵族的地位，构成阿拔斯派在呼罗珊发动起义的主要力量。”[202]尽管呼罗珊起义的直接组织者阿布·穆斯林出身于非阿拉伯血统的麦瓦利，然而阿拉伯人在呼罗珊起义的过程中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748年2月阿布·穆斯林率领起义队伍进攻木鹿城时，其前锋主将阿绥德、左军主将凯姆斯和右军主将马立克均为阿拉伯人，分别属于胡扎尔部落和塔米姆部落。748年秋自呼罗珊西征伊拉克的阿拔斯派队伍亦由阿拉伯人卡赫塔巴·沙比卜统率，所部三万余人大都来自南方阿拉伯部落群体。[203]将呼罗珊起义和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归结为种族的冲突，显然缺乏历史根据。
阿拔斯派并非阿里派，阿拔斯派与阿里派建立的政治联盟只是倭马亚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共生现象，两派势力由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从相互依存到彼此排斥直至分道扬镳。阿拔斯派的纲领包含着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内容。伴随着达瓦的东移，阿拔斯派运动逐渐自神学宣传演化为政治革命。呼罗珊的起义既非阿拉伯部落群体之间的传统仇杀，亦非土著波斯民族与阿拉伯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其社会动因在于穆斯林内部的政治对抗。正是阿拔斯派运动使反对倭马亚王朝的诸多社会势力得以实现空前广泛的政治联合，直至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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