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周报》第三八三号《陈寅恪强记博学》摘周简段《神州轶闻录》文，刘梦溪先生已指出其记载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误（见《文汇读书周报》第三八八号），其关于寅恪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的记载，大体如实，间有小误，即：“他曾写过一篇纪念梁启超的文章，约四千字，……由于视力不好，他口述由助教程曦记录。”当时寅恪先生在燕京中文系的助教为容嫒女士（容庚先生之妹），在历史系，则刘适兄（现名石泉）以研究生而兼助教。程曦兄时为中文系学生，任先生助教是后来先生到岭南大学任教时的事。岭南后并入中山大学，程亦任先生助教，后离去赴美，吴宓先生斥之为背叛师门。至于谓先生所写“纪念梁启超的文章”，其实并非纪念文章，而是《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全文约只二千字，载先生之《寒柳堂集》。此文写于“乙酉孟夏”，即一九四五年初夏，先生已完全失明，自是弟子笔录，有可能是程曦兄笔录的。《神州轶闻录》小误，引起我重检先生此文拜读数过，方能略有领悟。
先生家世三代都和梁启超有交往，但先生平生论及梁启超的文字，除了见于《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四句诗，就只有这篇《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王观堂先生挽词》四句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后两句对梁启超并不是很恭敬。先生门人蒋天枢根据先生口述所作笺注谓，梁启超所发讨张勋通电“并诋及南海，实可不必，余心不谓然，故此诗及之。……此诗成后即呈梁先生，梁亦不以为忤也。”先生自述“新会先生居长沙时（振常按：指梁主讲时务学堂），余随巡署（振常按：先生祖右铭先生为湖南巡抚，力办新政），时方童稚，懵无知识”，自然对于梁启超无所了解。
后来和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三年，先生所最心折之学者为王国维。两人治学的精神与态度相同，对于学术文化的执著相同，尽一生精力维护和发扬所服膺的中国文化，表现出最可贵的“独立自由之意志”（先生语）。王国维自沉，先生悲伤逾恒，写诗为文，见者共五，即《挽联》、《挽王静安先生》（诗）、《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五篇诗文，贯穿一个思想，即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王先生之死，使“文化神州丧一身”，王先生之死非殉清非殉一人，实为中国文化殉身。这就是先生说的：“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所以，先生对于王静安之死，结论为“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所谓“独立自由之意志”，先生更具体化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近乎攘臂高呼曰：“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静安先生如此，先生亦如此，哀王，哀文化，哀自身，融为一体。所以，先生挚友吴宓先生在听了先生关于王静安先生殉身文化的议论后，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的《雨僧日记》中写道：“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梁启超自是一代贤哲，了不起的学者，但是，与王国维相较，似乎就较为缺乏前面所说的寅恪先生所表述的精神。“流质多变”，恐怕不一定为先生所取。“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诚然是可贵的精神，然“多变”以至于不可解释，在真正的学人看来，就未必认可。先生少有论梁启超之文，恐非无故。
这篇《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对于梁氏弟子（也是先生弟子），此作只是淡淡一语，认为多取材于梁氏的《戊戌政变记》。《戊戌政变记》“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吴其昌撰此传时，“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对于梁启超，先生作了很高评价，认为“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极赞梁氏《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于洪宪帝制，“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以此对于梁氏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为梁氏之不幸的说法，作一结论：“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此说得其本源，也包含了对梁氏不幸之惜。
文章讲到了当时主张变法者实有不同之二源，不能混一而论。一是如先生祖父右铭先生及郭嵩焘，乃“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一是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二者本自不同，所以右铭先生及散原先生（寅恪先生尊翁，当时佐右铭先生办理湖南新政）深以时人驳斥康有为公羊春秋之说为然。探源溯流，对于维新变法之起之变，当会有新的境界。可惜迄今未见治史者注意到先生的这个论断。正因为二源不同，康有为托古改制以言变法为右铭、散原先生所不喜，时务学堂创办时，黄遵宪向右铭先生力荐康有为来主讲，右铭先生询之散原先生，散原先生“对以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这便是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的由来。于此可见先生祖、父二代对梁的看法优于康。
先生全文主旨，实在最后一段。此段全是借题发挥，感古慨今，自叹身世，弥觉事势无望。文云：“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这里特别提到开国会，实照应前段谓梁氏主讲时务学堂，“其所评学生文卷，词意未甚偏激，不过有开议会等说而已”。下文接述：“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飙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以一九二九年至写此文时之一九四五年之事势衡之，后并未胜于前，先生接着发了一段惊人的议论：“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少喜王安石，老同司马光，正因为新法未改变事势也。验以事势，乃有车轮逆转如退化论之感，这是先生极深切感慨。更因先生家世的关系，父祖均为维新变法人物，而先生老同于司马旧党之说，于是便生陆游身世之感，而不胜其忧伤痛苦。陆游祖父陆佃本王安石门人，后为司马党，列入元祐党籍，先生多次引用此典，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概括为“元祐党家惭陆子”，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之文末，又一次引用此典。先生此文，本不拟发表，系“付稚女美延藏之”之作，结句云：“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痛苦，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这种因历史因事势而忧伤痛苦的心情，真是沉重极了，正合乎先生所说的志士仁人憔悴忧伤之语。当然，这又不止于对文化的忧伤，五十年变化之局，首先就是事势，离不开政治了。这正好套用先生写梁启超之语：“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四日
（原载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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