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前的演说

我的母亲母学英老人，走过了96岁的世纪人生，于2001年8月7日离开了我们，到今年农历六月十八日，就是三周年了。到那时天气热，地里的庄稼很高。为避免毁坏庄稼，又错开热天，和长辈商量后，决定将三周年纪念活动提前到现在办，同时给父母立个墓碑。今晚我向参加纪念活动的众位乡亲讲三句话。

一、父母养育我们很难很难

我生于1940年，正是家乡灾荒连年的时期。当时中原地区“十年九荒”：“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这里记载的灾害种类还不全，应该是“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交织，灾情严重凄惨。据记载，“大河决口”，一片汪洋，“稼禾俱没，人蛇同树而栖”。大旱降火，“跨州连县”，“赤地千里，寸草皆无”。蝗灾发生时，“满天遍野，如阵云障雾，遮天蔽日”，蝗虫咬啮，“沙沙作响”，遍地庄稼，“如疾风扫叶，顷刻而尽”。而军阀汤恩伯等为害的“兵灾”更甚，而且“兵连匪结”，战乱频仍。兵匪进村“抓丁派粮”，“犬吠牛突，鸡飞豚嚎”，人心惶惶。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听到枪响，父亲就牵着毛驴，拖着我躲避兵匪的情况。由于多灾并害，人民苦难深重。据当时《万国公报》报道，灾区百姓没有任何粮谷充饥，只能“食草根，食树皮”，吃石面，吃泥土，造成“无声啼饥”“饿莩载道”。人口死亡率达到40%左右，最严重的县份高达60%以上。这种灾荒在我出生一年多时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为了活命，还活着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逃荒的流民，“扶老携幼，露宿荒野，乞食无着”。我在襁褓之中，由母亲抱着，由父亲用横车推着，全家逃荒到封丘县，靠要饭、吃沾满“雨旱”（蚜虫）的烂菜叶活命。母亲后来告诉我，“我饥啦”是我咿呀学语时学会的第一句话，也是那时天天拽着娘的衣襟喊得最多的一句话。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受大的委屈。因为我们姊妹六七个，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当时我姥爷接济几升黄豆，成了我的专用粮，每日煮一把，母亲嚼碎后喂我。在全家人见不到一粒粮的情况下，享受这种优待，使我不致饿死。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好了，不费什么劲小孩就长大了。在那个时代，在难以想象的困苦中，父母将我们拉扯大，实在不容易。

探望慈颜（母亲时年九十四岁）

父母供我念书很辛苦，也不容易。解放后，战乱甫息，也没有饥荒了。农民开始有了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好时光。父亲是全村有名的勤快人，“粪箩头”不离身。三九天没有一天不早起，三伏天没有一天歇过晌，捡粪积肥，勤奋不息。我家的八九亩地上粪最多，在全村产量最高，玉米亩产在八石以上。农闲时还兼做苦工，最累的是轧棉花。大冬天只穿单衣，蹬轧花车，大汗淋淋。光拧湿毛巾，每天就能拧出半桶汗水。母亲领着几个姐姐纺花织布。白天纺，晚上摸黑或者在月明地里纺到半夜，每月能织成三四匹布。拿到马村、焦虎集市上卖了，一匹布可换回织两匹布的棉花。靠纺花织布，解决全家穿衣和日常花费问题。那时，我从未见过父母睡过囫囵觉。有时我都睡醒一觉看到母亲在灯下缝衣，父亲在准备明天做的事。当时家里人口多、花销大，而且还要供我念书，全家自然不能松懈。我先后在本村读私塾，在桑科营和庄丘寺读小学，在焦虎读初中。私塾的学费是“一麦二秋”（即每年老斗一斗小麦两斗玉米），小学、初中的学杂费是每学期三至五元，买笔、墨、纸砚等花费也不少。按那时的经济条件，一个普通农户供一个初中生相当不容易。除了年节大姐零星接济以外，基本上由父母省吃俭用，供我完成了学业。1959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祖父读过书的地方，前身为卫辉“淇泉书院”的汲县第一中学，进入了更艰苦的学习阶段。高中比不上大学，在大学里我享受每月19.5元的国家甲级助学金，高中助学金每月只有几元，而且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天天挨饿读书。那时，城镇户口的学生，每月二十几斤粮食。农村户口的学生，每月只能从大队领十一二斤毛粮(带皮的粮食如谷子、黍子、稷子等)，还不时被队干部克扣。由于肚子饿，上课坚持不了45分钟，课下躺在宿舍背书。农村的情况更糟，几乎人人得浮肿病，饿死不少人，多数老人都倒下了，我父亲、母亲分别在郑州和武汉的姐姐家，躲过了这个大劫。这时，念书更加困难了，学杂费虽然大姐帮助解决，但是文具纸张却没钱买，主要是肚子饿。有人介绍我到外地谋生，父亲、母亲都不同意，说在外地也得挨饿，还不如在家读书。我也不想失学，坚持在学校拼命读书。当时前途明摆着:考上大学，就有生路；考不上大学，有可能饿死。老天爷总算有眼，在生活很苦、大学很少、考试很难的情况下，我顺利地迈进国家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门。当我背着破旧的土布行李卷远行，在村头挥泪辞别衣服褴褛、面黄肌瘦的母亲，发誓学成，将来一定不让父母再挨饿，那个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二、我们对父母恩情的报答很少很少

“学成文武才，献给帝王家”。这句话道出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读书报国的心结。从小父亲讲的岳飞读书的故事，也寄托了父亲希望儿子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的梦想。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经过学校历次“端正学习目的”教育，“为祖国而学习”早已成为学习的动力。1967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法院。尽管那时我对机关工作环境不适应，对一些不择手段、角逐名利、派系整人等现象深恶痛绝。但是经过18年寒窗生活后，所学知识毕竟派上了用场，自己也有了报效国家的舞台。因此，工作努力，办事公正，谦虚谨慎，不介入派系。很快地熟悉了业务，也逐渐显示了自己的理论与专业优势。

可是，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特别是父亲1978年初患脑溢血后，生活已不能自理，不久就从城市回到农村，身边无人照料。时刻担心父母的身体，就怕老家来电报，安心工作与照料老人的矛盾十分突出。曾经几次申请回乡工作，领导竭力挽留。省法院的老院长以“忠孝难以两全”为由，诚恳劝我。几经犹豫，我留下来了。不久工资涨到每月62元，住房条件也小有改善，决定做工作让父母来沈阳。但是，工作做不通。母亲不习惯住城市，说天天关在笼子里，连个熟人也找不着。再就是嫌沈阳离老家远，怕病故了被火化。父亲晚年糊涂了，但是在这点上却不糊涂，就是不肯离乡。后来我当了院领导，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老人就剩母亲一个了，母亲还是不来沈阳。好说歹说接来一趟，只是为看孙子、孙女，看完就要走，不让走就生病。眼也熬烂了，牙也急肿了，没办法只有再送她回去。这样，侍候老人的问题仍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几十年。虽然我每年为料理老人要花三四千元，但花钱和自己侍候不一样；以后，虽然为母亲专门雇了保姆，但是保姆伺候代替不了儿女侍候。我具体侍候的少，到现在也深感内疚。父母养育我们的大恩，我们一生一世也报答不完。古语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说的是朋友、上下级之间的支持、知遇之恩，尚须这么报。父母养育之恩比这高得多、深得多，报答再多都不过分。父母对子女付出很多很多，儿女对父母报答却很少很少。

我侍候老人少，而老人却时时刻刻想着我、念着我。每次回家探望前，母亲总是嘱咐我别买啥东西，怕我多花钱。每次见到母亲，总是说我瘦了。我虽然当了高级法院的领导，但母亲却总认为天天吃不饱，老挨饿。母亲时时心系儿子的困难。1999年春天，母亲因病住院，几天昏迷不醒。一位我熟悉的医生私下让准备后事。我看检查结果，心电图、血压、肝功等指标都正常，决心倾全力抢救。在河南省高级法院、焦作市中级法院主要领导的帮助下，请来了焦作各大医院最好的专家，使用了医院最好的药品，实行护士全程护理。我每天上午参与听取医生病情汇报，参与研究当日医疗方案，以便知道医生是否对症下药。奇迹果然出现了，95岁高龄的母亲脱离了大难，恢复健康。母亲苏醒后问我：“花了多少钱？”我骗她说，没花几个钱。母亲说：“不论花多少钱，都得让大家（指我们姊妹几个）摊，不能让你一个人拿！”我骗她说，是大家摊的。在场的病人、家属、焦作中级法院的干部听了无不动容，他们说：“院长啊，这半个多月你没白侍候，你这么大个领导，这么大年龄了，你妈还向着你、疼着你！”老人的关爱，使我更加觉得自己对母亲的报答太少。母亲毕竟是近百岁了，过了一年多，母亲再次生病住院。我们虽然做了更大的努力，组织了更好的抢救，花了更多的金钱，母亲还是离开了本应尽更多义务的儿女，离开了她应当安享幸福的世界。

老人去世后，我一时失去了精神支柱。心中空荡荡的，总觉得母亲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经常梦见父母亲。好几次梦见少年时夏天夜里蹬被子，母亲守着我盖被子；冬天早晨，父亲给我烤棉衣、抓虱子；还梦见过我读书时，母亲到北京去看我等。但醒来都是一场空，我再也见不到老爹老娘了！慎终追远，天地悠悠。在这里我要拜托各位小兄弟，以后每年清明节，请你们一定要替我在父母的坟头上添把土、烧卷纸，聊以慰藉老人的在天之灵，寄托游子对父母的无尽哀思。

三、父母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很多很多

综观父母一生，一没从军立战功，二没当官建政绩，三没搞文化留著作。父母只是中国劳苦大众“芸芸众生”中的极为普通的一员。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母亲高寿不过百年。由于时代和机遇限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或者都能够干出大事业的。只要他们行为端正，品德高尚，能够使人不忘他们、怀念他们，那就不虚度此生。父母历经新旧两个社会，苦辣酸甜都尝过。父母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书中记载了留下的一笔笔财富。父母劳动一生，勤奋一生，节俭一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一生贫寒。父母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但是父母的勤俭、忠厚、乐善好施等优良品德却传给了我们。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的镇家之宝、传家之宝。这笔笔财富，我们一代和几代都享受不完。

第一，父母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我们家也算得上“诗礼传家”，从曾祖父起，就十分重视读书。据父亲讲，曾祖父不甘心辈辈受欺负，下决心培养子女读书。祖父兄弟四人中，就有两人成才。其中，祖父于清末科举获取了功名，可惜英年早逝。父亲从曾祖父、祖父那里继承了“读书至上”的思想，并从自小就受人欺负的切身经历中，更加重视孩子读书。我三四岁时，父亲就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五六岁时，就用一盆沙子教我写字。母亲虽然不认字，但是重视孩子念书不次于父亲。解放初，在我念书的同时，母亲坚持把两个已成年的姐姐送桑科营小学读书，这在当时封建思想严重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开明之举。我念书时，母亲起早做饭；住校时，母亲给蒸好吃的馍；下大雨时，母亲请人背我趟水上学；放学回家晚了，母亲在村头料峭的寒风和朦胧的暮色中守望，成为永远烙在我脑海中的一幅图画。为省纸，母亲让我先写小楷，再写大楷，最后写反面。母亲的辛苦操劳与安排，使我学习沿着小学—中学—大学之路，一帆风顺，成为滑县南部数乡出省进京读书的第一人。这个成就，除了组织培养和自己努力外，应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巨大成功。

第二，母亲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在旧社会，父母饱受压迫剥削，最恨那些邪恶之人。小时候，父母经常教育我们做勤劳、正派、忠孝、友善的人。记得父亲常给我讲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和王祥卧冰等故事，教育我们努力学习，尊重长辈，孝敬父母，报效国家。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母亲总是教育我们要礼让。母亲常说“吃亏人常在”，因此处理利益关系时，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别人吃亏。在农村有一家婚嫁、添子等，大家都送礼。如果别家给我家送100个鸡蛋，母亲还礼时，至少还120个。“能吃亏，会忍让，还是忍让得安康”，这句话母亲不知叮嘱过多少遍。母亲笃信“善有善报”，教育我们多行善事。遇到要饭的，母亲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不让要饭的失望。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受益终生。学习阶段，我共进过六个学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小学入团，中学入党，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参加工作后，先后在四个单位工作过，都得到不错的评语。在单位工作，群众威信高。离开一个单位时，大家恋恋不舍，讲评欢送，场面动人。不少同志肯将个人私事向我袒露，视我为知己。究其原因，既非利害联结，又非酒肉相聚，而是同志们相信你的人品。

第三，父母教育我如何做官。父母历经清末、民国，对旧社会的官僚没有好感。所以，父母从不希望我做官。供我念书，是让我学习谋生本领。进大学时父亲想让我学医，后来阴差阳错学了法律。参加工作后，母亲在我那里住时，多次对我说，找个事不容易，一定要好好干。常常不到点就催我上班，说“别误了公家的事”。母亲一听说我去办案，心里就不安，怕我办错了伤害好人。平时，母亲总是嘱咐我，办事要用心、要公道，对人要热情、要和气，要会和人共事。1988年春回家办父亲的丧事时，有人对母亲说，你儿子当高级法院的领导啦。母亲听后，没有一丝一毫惊喜之色，沉默之后，叹了一口气对我说：“给国家干事不容易，要干好，别冤枉了好人。”语出平淡，道出了希望儿子做个好官的慈母情怀。母亲怕我为官不廉，看到法院机关的同志过新年春节给家里送啤酒、蔬菜、水果等年货时，颇为不安。母亲坚持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要我置礼一份份回送。这种场合，母亲的话往往不多，远远没有领导的廉政报告那样疾言厉色，但是却具有无比的教化力量，使我时刻铭记在心，时时警醒。为政多年，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的叮嘱，秉公执法，认真做事，清白做官，以上报国家，下敬父母。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纪念母亲逝世三周年，不能仅仅考虑到自己一家，还应当考虑到全村老少。祝愿村里的老年，都像我父母一样慈爱；祝愿村里的青少年，都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勤奋。我希望全村每一位长辈，都要重视对后代的培养教育；全村每一位青少年，都要孝敬自己的长辈。让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代代相传，让我父母留给我家的精神财富成为全村的共同财富！

最后，我代表参加三周年大祭从各地赶来的各位姐姐、姐夫、妹夫、外甥、外甥女、外甥媳妇等，祝全村老年人健康长寿！祝全村壮年人劳动致富！祝全村青少年学习成才！并向在父母治丧活动中，帮忙、送纸、祭奠并为我们安排食宿的兄弟、同学、亲友、长辈鞠躬致谢！

（此文系2004年3月8日纪念母亲逝世三周年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