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献疑

《五人墓碑记》献疑

张天如之《五人墓碑记》，议论风发力透纸背，诚为一代之雄文碑记之精品。然其叙事，多有与史实未尽密合处。兹就时文未遑深涉者，钩沉史海献疑三则。

一、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

声援周顺昌、反对魏忠贤之吴郡“开读之变”，爆发于明天启六年（1626）三月十八日。苏州府旋上奏朝廷张檄急捕。倡义之市民颜佩韦等五人恐株连无辜，乃自行出首承揽责任。据时人殷献臣（周顺昌亲家）之《周氏年谱》，是年七月十二日，五人同时遇害于苏州阊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织方典·苏州府部》亦载：“七月，弃吴民颜佩韦等五人于市。”次年八月，明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十一月，魏忠贤投缳阜城，既而各地声讨魏阉尽废其祠。崇祯元年（1628）三月，苏州士民于魏阉“普惠生祠”原址建五人墓。据此推算，自五人之死至修墓营葬，其间相隔约二十个月。若按《五人墓碑记》之说，自天启六年七月下推“十有一月”，当为天启七年（1627）六月。其时，熹宗在位，魏阉肆虐，海内望风献谄，吴郡生祠甫建，安有毁祠修墓之事耶？

此说，乃承作者误“开读之变”年份“丙寅”作“丁卯”（教材注释已指其误，不赘）而来，教材未对“十有一月”之说续行稽核，是以辨之。

二、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资财以送其行

所引资料可证，“吾社之行为士先者”，所以“敛资财”者，乃为“经理之”，即应付旗尉之敲诈勒索，非“送”周公之行也。此为三月十六日事，距“开读之变”尚隔一日。

因十八日事变猝发，诸旗尉非死即伤，周顺昌之“行”，即自苏州解京，已是三月二十六日午夜二更时分。其时，张应龙、毛之炳等惊魂甫定，周顺昌在府院兵丁严密监护之下，悄无声息离开苏州。行抵望亭驿，始行宣诏正式逮捕周顺昌。其时，旗尉行踪诡秘，而吴郡之士大夫处高压之下，断断乎不可能有“敛资财”为周顺昌送行之举。对勘史实，《五人墓碑记》所述，作信史观，可乎？

三、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吴之民……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

应天巡抚（教材注释作“江苏巡抚”，误。明无“江苏”建制。不赘）毛一鹭阿附魏逆，事变之时对请愿诸生厉声呵斥，激起苏民忿恨，诚为事实。然苏州民变，乃缘悉知魏阉矫诏，目睹旗尉蛮横而起，毛一鹭奉“旨”行事，并未受吴民之追逐殴击。作为应天巡抚，也不致全然不顾身份公然辱没斯文“匿于溷藩”之中。《五人墓碑记》所云，他书无证。从稗官野史之记载看，“匿于溷藩”者，东厂旗尉也。兹引史料数则证之。“诸缇骑皆抱头窜，或升斗拱，或匿厕中，或以荆棘自蔽。众搜捕之，皆搏颡乞命，绝无一免者。”（姚希孟《开读本末》）“其（旗尉）匿厕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杀之。”（吴肃公《五人传》）“官旗抱头东西窜，或升木登屋，或匿厕中，皆战栗乞命。”（汪琬《周忠介公遗事》）由是观之，“匿于溷藩”者，尽遭殴击。倘毛一鹭避匿厕中，当千万人“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明史·周顺昌传》）之际，其可免乎？何以不见毛一鹭被殴击之记载？

据《周忠介公遗事》，当旗尉抱头鼠窜之时，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御史徐吉、苏州知府寇慎、吴县知县陈文瑞等一干官员俱在事发现场，始终未离场而去。时“巡抚幕中诸将率骑卒至，或拔刀胁众，众益怒，将夺刃刃一鹭，备兵使者张孝鞭卒以徇，始稍定”。毛一鹭诸人在府院兵丁环卫之下并无危险，只是对局势失控罢了，实无“匿于溷藩以免”之必要。《周忠介公遗事》之作者汪琬，自云其文曾示“公（周顺昌）孙旦龄以为信”，其说自足依凭。五人临刑语苏州知府寇慎：“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明史·周顺昌传》）是亦可证五人为“声义”而死，终不肯自承“犯上作乱”。当事变猝发之时，众矢之的，为“假传圣旨”之魏阉爪牙，而非有悖民情之“朝廷命官”。这件事，与将毛一鹭说成是周顺昌被逮的“主使者”（“周公之逮，所由使也”）一样，也是一时传闻，而非历史真相。

当然，后毛一鹭飞章告变夸大事态，将吴民“声义”之举诬报为造反作乱，又秉承魏阉意旨，罢黜诸生杀戮五人，故引起苏州士民极大愤恨。唯其如此，街头巷尾，流言四布，传闻种种，不胫而走。毛一鹭“匿于溷藩”之说，其皆出于此乎？

当苏州民变之时，张溥居苏城百里而外之太仓。“开读”前后情形，料难悉知。以上三事独见《五人墓碑记》，非但正史不载野史无证，且与事理人情不合。是故疑作者得之传闻不暇深考。《明史》本传称张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立就”，《五人墓碑记》之作，无乃亦是欤？

（原载《语文学习》199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