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绿园的诗文欣赏

“老觉文章终有价，宦唯山水不曾贫。”（《丙申今有轩梦余口占》）这两句诗是李绿园晚年回首平生的感慨，其中有不能入“麒麟阁”的遗憾，也不无赋闲循吏的自慰，但其中心意思却是对自己文学成就的自负。是的，李绿园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他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今知李绿园的著作，除《歧路灯》外，有《李孔堂制义》《绿园文集》《绿园诗钞》《拾捃录》《家训谆言》《东郭传奇》《四谈》《破山斧》等八种。《李孔堂制义》是李绿园早年应试所作八股文的结集，今佚，仅存刘青芝所作的序。《绿园文集》亦佚，栾星《李绿园诗文辑佚》卷之三辑文数篇，有的可能出自此书。《绿园诗钞》散佚，今人共辑得一百零二首；《拾捃录》或又名《拾　集》，记遗事轶闻、民间传说、文坛掌故，杂以考订，是李绿园平日读书和见闻的札记，《宝丰县志·李绿园传》说他“性沉潜好学，读书有得，及凡所阅历，辄录记成帙”，指的就是这部书。《家训谆言》今存，说他平日“每以明趋向、重交游训诫子弟”，这部书可作为《歧路灯》的注脚。《东郭传奇》系戏曲。据读过此书残本的徐玉诺说：“唯先生不谙填词，调极简单；但词白尖俏挖苦，可与傅青主《骄其妻妾曲》比美。”（《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看来是演《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故事的。《四谈》包括《谈大学》《谈中庸》《谈文》《谈诗》，“豫西一带塾师喜为传抄演唱”（同上），是以讲唱形式介绍典籍的通俗读物。《破山斧》仅知书名，此书连同《东郭传奇》《四谈》二书虽均不见正式著录，但都曾经新文学家、河南诗人徐玉诺的目验。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多次写到后辈子孙刻印“祖宗诗文”，似有自己的著作不被后世珍视的隐忧，现在他的著作确实也大半失传，可见可论的只有少量的诗文和一部完整的《歧路灯》了。

李绿园少壮时“志在勋业”，以“通儒”自期，“沉潜好学”，“在官不废吟咏”（《中州先哲传·李绿园传》），有“诗僧”的谑号。他晚年居新安编定诗集，曾请吕公溥为之作序。《序》中说：

绿园既去，余展而与三侄中一共读之，二十日乃竟。集中诸体，多爽劲流利。《读史》二十三首，论断严确，可以论世。《说黔》三十首，物理人情，体验入微，可备职方之采。至于黔蜀之篼　，吴楚之帆棹，齐鲁幽燕游历诸作，亦多大力磐礴，神与俱流。而其与友朋生死离别之际，拳拳恳恳，三致意焉。绿园其有情人哉！噫!远官数千里外，日手一篇于蛮烟瘴雨中，卒全其诸生之本来面目以归。归来依然故吾，见之者不知其为官，其胸中原自有不容己之情，故发而为诗，自有真诗，工不工非所计也。然其尤佳者，固又未尝不工也。

“读之，二十日乃竟”，可见《绿园诗钞》收诗数量之多。从序文对“诸体”的介绍可知，《绿园诗钞》的题材不外咏史、纪游和赠答应酬之类，而内容质实，风格朴茂有力。可惜全书散佚，今栾星《李绿园诗文辑佚》录五十三题九十四首、《李绿园诗文辑佚再跋》录七题七首，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录《阅阮园海〈燕子笺〉题其后》一首，共得一百零二首，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

这一百零二首诗中，咏史及纪古迹名胜的约有三十余首。《辟邪歌》和《读史二十四首》的“伊尹生空桑”“欧阳五代史”“和议误南宋”“嘉靖大礼狱”“红丸一案不须疑”诸篇，有一定价值。诗的某些论断在《歧路灯》里也有所表现。如第九回“柏永龄明君臣大义”一节表现的正是“嘉靖大礼狱”诗的见解，二者可以对看。但这类题材的诗多数观点陈腐，教忠教孝，有的甚至赞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为“古来荒秽一扫除”，并为其“搜罗未尽”而遗憾。这在清政府日以焚书杀人为务的时代，真有点助纣为虐的嫌疑。《集陶八首》《禽言六首》为闲适之作，辞意平平。存诗中写得最好的是一部分吟咏风土人情和即景抒怀的作品，例如《京邸庚伏，偶忆家中农况，无由睹也，为绘六绝句，示宋受徽》组诗：

村　叟

皤然两鬓背生斑，因饲疲牛守阜间。

儿辈极知农务急，尚嗔痴少肯偷闲。

村　妪

手拈团线坐蓬门，膝边席地睡弱孙。

只恐醒来啼索乳，喃喃附耳细温存。

村　丁

顶笠挥锄臂半裎，剔除稂莠护嘉茎。

今春社北逢村赛，学得新伶一两声。

村　妇

陇畔禾垂小路叉，笋篮盛饼缶盛茶。

村　童

碧水溪头绿柳坡，群儿斗草衬新蓑。

急呼黄犊申严嘱，休啮南边豆半科。

村　姑

短发新梳自觉妍，笑呼阿哥近门前：

东家妹妹新衫好，侬有昨朝卖茧钱。

这些诗为各色村农写照，形象生动，意蕴淳厚，于赞美中流露出对农民辛劳的同情，如果不是对农民有较深了解和感情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又如：

鱼山看残雪

雪融三日后，聚散欲平分。

铺坂疑垂瀑，蛰坳讶断云。

鸟留飞白体，叶落贴黄文。

试看畦町地，羊欣几幅裙。

横山借书

石滩桥断隔清渠，借得邻翁健步驴。

老仆无心成画意，为添驼背一囊书。

前者极写一个“残”字，后者突出一个“书”字，都诗中有画，富于情趣。其他如五言“万山争落日，一壑束长风。”“旅榻鸡频催，西山月半痕。”皆为佳句（《中州诗征》卷十四）。但李绿园写诗以“道性情，裨名教”（《绿园诗钞自序》）自任，总的看来，格调近腐，缺乏抗争精神，所以成就不高，其现存诗作主要是作为研究《歧路灯》一书知人论世的资料而已。

李绿园的文章仅存《性理粹言录跋语》《宝丰宋村宋统制牛伯远祠碑记》《绿园诗钞自序》（残篇）、《歧路灯自序》《李秋潭遗墨幅间题语》等五篇，已难全面了解他在文章方面的成就。

幸存的一残一全的两篇自序是研究李绿园文学观点的珍贵资料。《绿园诗钞自序》论诗云：“诗以道性情，裨名教，凡无当于三百之旨者，费辞也。”又云：“唯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张得口。”这种封建正统的诗文观，有关心现实和主张写实的积极的一面，但根本上是落后保守的。《歧路灯自序》论小说则更为陈腐之见，他提出《三国演义》“幼学不可阅”，《水浒传》“流毒草野，酿祸国家”，《金瓶梅》是“诲淫之书”，《西游记》“幻而张之”“惑世诬民”，把当时称为“四大奇书”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都否定了。同时又写道：

余尝谓唐人小说，元人院本，为后世风俗之大蛊。偶阅阙里孔云亭《桃花扇》、丰润董恒岩《芝龛记》，以及近今周韵亭之《悯烈记》，喟然叹曰：吾故谓填词家当有是也。借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己。以视王实甫《西厢》、阮园海《燕子笺》等出，皆桑濮也，讵可暂注目哉!因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子朱子曰：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友人皆谓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

这篇《歧路灯自序》表明，宣扬忠孝节烈是李绿园小说观的核心。这一创作宗旨在《歧路灯》中亦多有反映。然而，从《歧路灯》的实际创作情况来看，李绿园对“四大奇书”等名著不仅多次读过，而且也有所研究和借鉴。他公开声明的文学观与内心实际的认识有一定差距，他主观的意图与创作实践有较大矛盾。例如他反对“幻而张之”，但当《歧路灯自序》说到《歧路灯》的创作时，他又赶紧声明这是“空中楼阁，毫无依傍”，“至于姓氏，或与海内贤达偶尔雷同，绝非影射。若谓有心含沙，自应堕入拔舌地狱”，不惜设誓赌咒说是虚构的。所以，他并非一概反对艺术虚构。总之，他的文学主张是内容上载道，然而是道其所自道；艺术上写实，然而是非幻非真的写实，从而决定了《歧路灯》的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

关于《歧路灯》的创作过程，我们今天知道得很少。《歧路灯自序》中说：“盖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歧路灯自序》写于乾隆丁酉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上推三十年为乾隆十三年（1748年），当时李绿园四十二岁，正当葬父守制的期间。栾星《李绿园传》说：

守制家居，一方面有的是裕暇，一方面科名仕途淹滞，遂寄情寓志于笔墨。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先于此，绿园正锐意于礼部会试，仆仆风尘于豫冀道途，像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他不会执笔，也没有裕暇执笔；以小说的题材及绿园严格而固执的写实态度而论，也必待人到中年，对世态人情有一番深入阅历之后，只有到此时，才可能执笔。小说开篇第一回，写谭忠弼“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也正符合绿园丁艰守制时的心情。

这个分析是很精辟的。进一步说，《歧路灯》写谭家祖籍丹徒、寄籍祥符，丹徒的谭绍衣援引了祥符的族弟谭绍闻，这个构思也是与李绿园父死丁艰而不免想到自己家世的心情有关的。

李绿园写作《歧路灯》态度严肃而认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漫嫌小说没关系，写出纯臣样子来”（第三十六回），他是把小说当作“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的“劝世文”（第七十一回）来写的。为此，他心存“著述家忠厚之意”（第一百回），常常“为贤者讳，不忍详述了”（第八十一回），一涉及男女私情，就声明“不敢蹈小说家窠臼”（第一百零八回），“草了一回又一回，矫揉何敢效《瓶梅》”（第五十八回），却又要使“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在奇正雅俗间斟酌用笔，颇费了一番心血。第九十回写程嵩淑称赞苏霖臣说：“前日你送我这部书，方晓得你存心淑世，暗地用功，约略有二十年矣。一部《孝经》，你都著成通俗浅近的话头，……为妇稚所共喻，这却是难得的。”这番话实际是李绿园借书中人物之口自述创作的甘苦。

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李绿园五十岁出仕，《歧路灯》已写作了八年，完成了大约前八十回，随后“舟车海内”，不得不停下来。作者自云从此“辍笔者二十年”，但我很疑心他在这二十年中是否完全放弃了《歧路灯》的写作。第五十六回写塾师智周万被诬以淫欲之事辞馆，作者很有感慨地写道：“智周万则有我偌大年纪，焉有这事，此等语岂非下乘哉!”书中智周万是“年逾五旬”，作者写这段话时也应在五十开外。那么，这段话极可能是作者在“舟车海内”的宦游期间，暇时翻检旧稿而补缀上去的。但李绿园终于未能在宦游中续写完《歧路灯》。所以，当李绿园开始撰写《歧路灯》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还在写作中；当《歧路灯》写至三分之二时，曹雪芹的《红楼梦》才开始动笔，而等到李绿园辞官回河南续写《歧路灯》时，吴、曹这两部大著作都早已问世流传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李绿园辞官返抵家乡。“官去已抛滋蔓事”（《怀宓轩捡携来签帙》，余暇多了，而且出将入相的希望最后破灭了，于是“老觉文章终有价”，他的创作热情重新高涨。大约归田后的第二年，李绿园开始续写《歧路灯》，后来到新安马行沟，一边教书，一边撰写，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全书脱稿，前后共历三十个春秋，而实际写作的时间合计约有十年。由于李绿园晚年精力不大如以往，而且经过了二十年“舟车海内”的世事挫磨，仁恕的思想加重了，续写部分又是正面文章，大团圆的结局是既定的，所以无论情节、人物都写得比较草率。“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俗套不必说，连“掘地得金”“冤鬼拾卷”的奇谈都用上了。作者自己也觉得“不逮前茅”，承认心有余而力不足。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李绿园在新安教书期间续写完《歧路灯》，接着辑录平日训诫子弟的谈话，写成了《家训谆言》。《家训谆言》全书共八十一条，是一部封建时代治身理家的格言集，内容包括读书治产、处家交游、行止坐卧、穿衣吃饭等。其中自然少不了迂腐的说教，如“幼年子弟到人前，第一要恭敬简默”“福善祸淫，载于史册，见于眼前者，几如印版一般”等，都是道学家声口。但有些话还是可以启人心智的，例如：

古云：“栽花不如种树”，则种树尚矣!所谓十年之计树木是也。春日暇时，墙边隙地，或栽杨柳以备材用，或栽果实以供孝慈，用力甚少而成功甚多，不可忽也。

子弟不必吃烟，妇女尤宜戒之。与其惧火灾、劳手足而自悔，则何不于甫入口时，乘其涩辣呕吐之苦而预为之戒乎？

人家败堕之由，除吃酒赌博外，尚有八个字，足以耗散储蓄：一曰“不好意思”，一曰“还不妨事”。夫“不好意思”之事，必非一定该用之钱；“还不妨事”之言，正古人所云“才说无妨定有妨”之谓也。

这些阅历之言，今天读来也不失鉴诫的意义。

《家训谆言》成书后没有单独流行，而是被作为《歧路灯》的附录和注脚面世的。乾隆庚子过录本《歧路灯》卷首附原过录人题语说：

学者欲读《歧路灯》，先读《家训谆言》，便知此部书籍，发聋振聩，训人不浅，非时下闲书所可等论也。故冠之于首。

今天看来，《家训谆言》是研究《歧路灯》的重要资料。由于它的意旨大都在《歧路灯》中或正或反地写到了，所以它虽是《歧路灯》创作的余波，而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作为《歧路灯》的写作纲领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