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的“气力”其实就是“权力”

也是在1976年1月，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有一次谈话，再次评论到韩非与《韩非子》一书。

当毛远新谈到已看完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并正在看李斯的《论统一书》和《韩非子》时，毛泽东说：

“这些书你都应该看，只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五遍，一部《资治通鉴》我就看了五遍。你说的《韩非子》我年轻时就看过几遍，其中的《说难》《孤愤》《五蠹》都能背得下来。这个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法家。后来，李斯做了秦始皇的宰相，怕韩非夺权，就在公元前233年把他杀了。所以韩非感叹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讲的这个‘气力’，其实就是‘权力’。韩非为什么被李斯杀了，就是因为李斯的权力比他大。‘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高明的皇帝一定要控制权力，秦始皇听了韩非的劝告，搞了个中央集权制。我们共产党也学秦始皇，搞‘一党治天下’，就是要掌握住国家领导权。”（盛巽昌等编著：《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毛泽东晚年的这个评论，可看作是他读《韩非子》的一个总结。对韩非其人，既讲生平，又论学术；对韩非其著，既论全部，又说重点；讨论问题，既看历史，又着眼现实。

谈话中的引语，一条出自《韩非子·五蠹》篇，一条出自《韩非子·显学》篇。所表达的思想无疑是韩非子刑名之学的主干和精粹部分。

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这是说时代不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体现了历史进化的思想。这是继承《商君书》的历史观，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上古”“中世”和“当今”。“上古”之世指传说中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时代。“中世”之世指鲧、禹治水的时代，延至汤、武征伐的殷、周之世。“当今”之世，指自己所处的战国时代。韩非关于历史三阶段的划分，尽管是粗线条的、表层的、片面真理的，但是他承认历史进化、承认以“当今”之世为重的思想显然可取，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这是他比同时代别的学派思想家高明之处。

韩非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要求治国者变法易道。如果守成不变一味“向后看”，就要闹笑话出乱子。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他以为时代变了，治国的方法也要随之而改变，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如果在当今之世，仍“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式的蠢人。因此，他得出结论是：“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反之，“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

战国争于“气力”，国家积累实力，国君掌控权力，这是韩非法治理论的核心。这即是用中央集权制来保障兼并统一战争的胜利，保障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保障最高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韩非强调权力要集中，不能分散。“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物权》）“要”是指的中央集权，国君要紧紧掌握这种权力。他强调国君掌控权力的必要性，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他着眼于“力”，即是富国强兵的国力，也是国君手中的权力。

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是韩非学说的宗旨。但君主一人绝不能有这种无限的智力，照韩非说：国君一人力不敌众人，智不胜万事，与其靠自己不如靠一国。用一国的眼睛看，看得最清楚；用一国的耳朵听，听得最明白。所以下君用尽自己的智能，中君能用众人的力，上君能用众人的智。用众人的方法是“听其言必责（检查）其用（实用），观其行必求其功（效果）”（《六反》）。这可以说是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可怜的地主阶级“民主”。

毛泽东所处之世争于社会主义建设，“四化”问题也提出来了。但是他本人认为阶级斗争还存在，所以他要争的“气力”包含晚年的错误部分。但是，他认为执政党要“掌握住国家领导权”，这是没错的。

当今之世与韩非的战国之世大不相同了。是争于民主与科学，争于改革与开放，争于和平与发展；当然也争于气力、智谋和道德，不过对其具体内容要做出全新的解释。《韩非子》至少有一点是可取的，就是立足“当今”社会现实，用新的方法措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