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兴”明德天下

刘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好皇帝，一方面因为在立国之初即以“怀柔施德之政”治天下；另一方面还因他当了皇帝之后仍像以前一样重视知识，“尊贤下士”，并且对曾经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予以厚待。

公元41年，刘秀做皇帝的第十七年，他衣锦还乡，大摆酒宴，款待父老。酒酣之际，刘秀的婶娘乘兴而起，说：“文叔小时候老实得很，柔弱温顺，连交际都不会，没想到今天做了皇帝。”刘秀听了，鼓掌放声大笑：“我治理天下，还是用柔道呢！”引得大家欢腾起来，齐声高呼“万岁！”所谓“柔道”，即怀柔施德之政，这是光武革除新莽弊政、中兴汉室的大政。

早在称帝前，刘秀听从了主簿冯异的意见，查问民情，平反冤狱，释放囚犯，废除王莽时代苛刻的法令，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制度，深受河北一带人民的欢迎。接着，刘秀少年时代的朋友邓禹从洛阳徒步赶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来投奔他。当日刘秀同邓禹谈论到深夜。最后，邓禹建言：“依禹之见，明公一向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叹服。当今之计，不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大业，救万民生命。以明公的才德，反掌之间，天下可定。”刘秀把邓禹的意见定为中兴大计，坚定不移，予以实现。在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用的仍然是“柔道”。冯异率兵去攻占长安，刘秀亲自送到黄河边，赐他一辆车马，一把宝剑，嘱咐他：“长安一带老百姓受王莽、更始、赤眉的兵灾，穷困到了极点。将军此去不一定要掠地夺城，重要的是除暴安良，安定人心。你要记住争取民心最重要。”

在进行征伐、削平割据势力的战争同时，刘秀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的政治经济措施。

首先，刘秀注意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使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完备起来。刘秀加强皇权的方法是仍设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任宰相，但加重尚书职权，扩大尚书机构。在朝中设尚书六人，分掌全国政事。尚书尽管官位低微，但“天下枢要，在于尚书”，职权极为重大。实际上逐步变成了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然后他把西汉时职权极大的三公，改为只是给那些有资望的功臣享受的名义上的尊荣，造成东汉政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这种尚书台制在东汉前期起到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作用。

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必须集中军权，把地方权力集中在皇帝身上，这样才能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完备起来。罢除郡国都尉是刘秀集中军权的一个措施。西汉初设南北二军，郡太守和郡都尉每年秋季检阅一次。刘秀建立政权后，下令罢除内地的郡都尉，其职务由郡太守兼任。其后，又下令地方军队解甲归田，需要时再行招募，并由中央统一指挥。这样，就减少了地方官吏控制军队的机会，突出了中央军队的地位，皇帝可一手操纵全国军事力量的调拨、调配。

对地方政权，刘秀采取将地方政权机构改为三级制的措施。秦和西汉时的政权机构是郡、县二级，西汉武帝时的十三州刺史属临时派遣，由丞相掌握，皇帝总揽。刘秀立国后，把刺史固定为州的一级长官，使地方政权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刺史直接奏事皇帝，不再通过宰相。这样，地方权力可集于皇帝一身。建武六年（公元30年）6月，刘秀提出：“朝廷设立官吏原是为了人民。可如今县官和属吏多得无事可做。”于是一下子并掉了10个郡、四百多个县，削减了许多的官吏。这不仅节省了政府开支，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刘秀在确定政权制度的同时，努力扩大统治基础，实行封功臣、广泛吸收豪强地主参加政权的政策。刘秀在建立政权的第二年，封功臣为列侯，赐给食邑，最多的达四个县。对此，大博士丁恭曾劝阻刘秀，恐分封过大会影响“强干弱枝”的古制。刘秀却不以为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当公元37年全国平定后，刘秀大肆封功臣授爵位，共封功臣365人，外戚45人。这些原本是豪强地主的功臣们，经过分封发展了政治经济势力，成为刘秀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

公元35年，刘秀采纳他人建议，采取两种办法选用官吏：察举制或任子制、征辟制。“征”是皇帝下诏书特别征召“名流”做官，“辟”是公卿大臣及郡守自行启用有才德之人做属员。实行这种制度使东汉政府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扩大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基础。

奴婢问题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豪强占有奴婢制，使许多奴婢得到解放。刘秀顺应农民起义中许多奴婢已获解放的形势，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先后六次下令释放奴婢，三次下令禁止虐待奴婢。刘秀释放和禁止虐待奴婢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对封建统治的赋税收入有一定好处。

刘秀像

国家的稳定、富强还有赖于发展生产、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与民休息。刘秀曾说过：“朕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刘秀自天下平定后，偃武修文不轻易兴兵，而是给百姓创造安定的环境，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公元30年，刘秀宣布废除什一税制，恢复三十税一制。减轻赋税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刘秀还大力提倡兴修水利，减轻和恢复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刘秀默许农民在起义中获得的部分土地。同时，为了解决国家与豪族之间地租分配及限制兼并土地，刘秀于公元39年颁布“度田令”，命令各州郡检查垦田亩数与户口、年龄实数。失败后，刘秀便改用移民屯垦的办法来缓和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他在边郡“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

刘秀重视节俭，特别反对厚葬的陈规陋习，并且专门为这件事发布诏书说：“人们都把厚葬当作美德，薄葬视为穷酸。富人的随葬品过于奢侈，穷人为了厚葬用尽了钱财，礼义不能禁止。在丧乱之世，厚葬者往往被人挖掘，人们这才明白它的坏处。现在布告天下，使所有的忠臣、孝子、慈兄、悌弟都懂得薄葬送终的道理，不要再做那样的蠢事。”更难能可贵的是，刘秀还反对吹捧，不准史官把所谓祥瑞和自己的功德写进史书。

刘秀本人不仅学问高而且“尊贤下士”。他把尊贤看做国家治乱盛衰的大事。他对不仕王莽新政的学士名人更是悉力召见。凡应征召见的，刘秀均亲躬下问，量才授职。凡不愿为官的，刘秀也不强求，以礼相待，虚心咨询。刘秀视建太学重于修饰宫室，又大力提倡经学。史称他“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正是由于刘秀尊贤重学，因而儒生学士包括不仕王莽新政的独行逸士也都愿为东汉服务了。刘秀还崇尚名节，允许知识分子结恩义、讲气节、交相引、兴清议。如此提倡的结果使东汉一代忠贞之气蔚然成风。

凡此种种使刘秀统治时期国家政治清明，任贤使能，外戚、功臣自觉回避政治。如把365个功臣封列侯的方法，让功臣们既不干预朝政，保持荣耀，又防止功高擅权。大功臣邓禹虽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亦急流勇退。他在战争平息后，就食邑不问政事，潜读佛书。外戚阴兴坚决辞去被封列侯，认为“外戚家若不识谦退，富贵有极，人当知足”。东汉当时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生产，东汉初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及垦田数逐年增加，税收也随着增加。国家从战乱萧条逐渐恢复元气，进而繁荣兴盛。由于有刘秀的十多年和平治国的基础，东汉前期的七八十年中，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垦田数和高税者也随之增加。公元57年，全国人口仅2100万，到公元105年，全国已达到5300万余人。垦田数到东汉和帝时达到7．3亿亩。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刘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分裂割据的国家恢复了统一，并使国家从战乱萧条逐渐走向繁荣兴盛。史学家把刘秀统治的这段时期称为“光武中兴”。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刘秀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绝大部分是豪强地主出身。刘秀对豪强地主的势力采取妥协和保护的方针，使豪强地主得以兼并大量土地财产，控制农民。这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刘秀奉行柔道治国，采取一些积极的统治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换来东汉的中兴局面。以德政来协调统治是他政治上维护豪强地主利益的一个补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度田令的失败是他政治上最大的遗憾，更是大封功臣消极作用的集中表现。作为太学生的刘秀偃武修文、礼贤重学、广揽人才最终实现了中兴汉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