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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隐喻”笔墨

时间:2022-07-1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近来,笔者对文学隐喻的理论略加了解,觉得这段描写其实就是一种“隐喻”的笔墨。这个场面是对严贡生的讽刺。这是极穷也是极朴素的婚礼,读后令人动容。全副执事,又是一班细乐,八对纱灯。管家叫一声“免”,副末立起,呈上戏单。公孙再三谦让,不肯点戏,商议了半日,点了“三代荣”,副末领单下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朱万曙

内容提要:《儒林外史》第十回《鲁翰林怜才择婿,蘧公孙富室招亲》详细描写了蘧公孙与鲁小姐婚礼的场面。这个场面除了热闹喜庆外,还出现了两个很特别的插曲,一是“老鼠掉汤碗”,二是“小使飞钉鞋”。它们使得婚礼显得尴尬异常,甚至让鲁翰林觉得不吉利。二十年前,笔者阅读这段描写,除了觉得它特别有趣外,还觉得其中蕴含着吴敬梓的深意,蕴含着一种特别的手法。近来,笔者对文学隐喻的理论略加了解,觉得这段描写其实就是一种“隐喻”的笔墨。它不是直接比喻,但随着小说后文的展开,我们却能够发现,蘧、鲁婚礼的尴尬,暗喻着他们婚姻的错位乃至人生的尴尬。今将自己的理解写下,请同行和朋友批评。

关键词:《儒林外史》;婚礼;隐喻

《儒林外史》写婚礼场面并不止蘧公孙与鲁小姐一处。笔者统计了一下,还有五处:

第一处,是第六回严贡生在省城给二儿子娶亲,他过于吝啬,连一班吹鼓手也叫不来,而新娘子家却坚持“有吹打的就发轿,没吹打的不发轿”,最后只叫了“两个吹手赶来,一个吹箫,一个打鼓,在厅上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两边听的人笑个不住”。这个场面是对严贡生的讽刺。

第二处,是第二十回匡超人停妻再娶李给谏外甥女的婚礼场面,“到那一日,大吹大擂,匡超人纱帽圆领,金带皂靴,先拜了给谏公夫妇,一派细乐,引进洞房。揭去方巾,见那新娘子辛小姐,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人物又标致,嫁装又齐整,匡超人此时恍若亲见瑶宫仙子、月下嫦娥,那魂灵都飘在九霄云外去了”。这个场面写得比较简单,描画出匡超人道德的沉沦。

第三处,是第二十一回牛浦郎的婚礼。没有吹打细乐,没有媒人傧相,甚至连恭贺的亲友都没有。“到晚上,店里拿了一对长枝的红蜡烛点在房里,每枝上插了一朵通草花,央请了邻居家两位奶奶把新娘子搀了过来,在房里拜了花烛。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里,与新人和搀新人的奶奶坐。自己在客座内摆了一张桌子,点起蜡烛来,杯箸安排停当,请得卜家父子三位来到。牛老先斟了一杯酒,奠了天地,再满满斟上一杯,捧在手里,请卜老转上,说道:‘这一门亲,蒙老哥亲家相爱,我做兄弟的知感不尽!却是穷人家,不能备个好席面,只得这一杯水酒,又还要屈了二位舅爷的坐。凡事总是海涵了罢。’说着,深深作下揖去,卜老还了礼。午老又要揖卜诚、卜信的席,两人再三辞了,作揖坐下。”这是极穷也是极朴素的婚礼,读后令人动容。

第四处,是第二十六回鲍廷玺安庆招亲,“择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衙门外传了一班鼓手、两个傧相进来。鲍廷玺插着花,披着红,身穿绸缎衣服,脚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亲,吹打着,迎过那边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着补服,出来陪妹婿。吃过三遍茶,请进洞房里和新娘交拜合卺,不必细说”。这次婚礼是在知府向鼎的主持下举行的,所以很是隆重,既有鼓手,还有傧相,鲍廷玺的穿扮也很像样。

第五处,是二十七回,写鲍文卿去世后,鲍家女婿和老太太贪图钱财,听信了媒婆的欺哄,让鲍廷玺娶王太太为妻,小说写的婚礼场面是:“到晚,一乘轿子,四对灯笼火把,娶进门来。进房撒帐,说四言八句,拜花烛,吃交怀盏,不必细说。”这次婚礼,鲍廷玺不在意,所娶的又是很厉害的王太太,本来就简单,所以写得也简单。

相比较之下,蘧公孙与鲁小姐的婚礼场面写得篇幅很长,而且非常细致。先将这段文字引录如下:

到十二月初八,娄府张灯结彩,先请两位月老吃了一日。黄昏时分,大吹大擂起来。娄府一门官衔灯笼就有八十多对,添上蘧太守家灯笼,足摆了三四条街,还摆不了。全副执事,又是一班细乐,八对纱灯。这时天气初晴,浮云尚不曾退尽,灯上都用绿绸雨帷罩着,引着四人大轿,蘧公孙端坐在内。后面四乘轿子,便是娄府两公子、陈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孙入赘。到了鲁宅门口,开门钱送了几封。只见重门洞开,里面一派乐声,迎了出来。四位先下轿进去,两公子穿着公服,两山人也穿着吉服。鲁编修纱帽蟒袍,缎靴金带,迎了出来,揖让升阶;才是一班细乐,八对绛纱灯,引着蘧公孙,纱帽宫袍,簪花披红,低头进来。到了厅事,先奠了雁,然后拜见鲁编修。编修公奉新婿正面一席坐下,两公子、两山人和鲁编修两列相陪。献过三遍茶,摆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鲁编修先奉了公孙的席,公孙也回奉了。下面奏着细乐。鲁编修去奉众位的席。蘧公孙偷眼看时,是个旧旧的三间厅古老房子,此时点几十枝大蜡烛,却极其辉煌。

须臾,送定了席,乐声止了。蘧公孙下来告过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两山人平行了礼,入席坐了。戏子上来参了堂,磕头下去,打动锣鼓,跳了一出“加官”,演了一出“张仙送子”,一出“封赠”。这时下了两天雨才住,地下还不甚干。戏子穿着新靴,都从廊下板上大宽转走了上来。唱完三出头,副末执着戏单上来点戏,才走到蘧公孙席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头一碗脍燕窝来上在桌上。管家叫一声“免”,副末立起,呈上戏单。忽然“乒乓”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那热汤溅了副末一脸,碗里的菜泼了一桌子。定睛看时,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众人都失了色,忙将这碗撤去,桌子打抹干净,又取一件圆领与公孙换了。公孙再三谦让,不肯点戏,商议了半日,点了“三代荣”,副末领单下去。

须臾,酒过数巡,食供两套,厨下捧上汤来。那厨役雇的是个乡下小使,他趿了一双钉鞋,捧着六碗粉汤,站在丹墀里尖着眼睛看戏。管家才掇了四碗上去,还有两碗不曾端,他捧着看戏,看到戏场上小旦装出一个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汤碗已是端完了,把盘子向地下一掀,要倒那盘子里的汤脚,却“叮当”一声响,把两个碗和粉汤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时慌了,弯下腰去抓那粉汤,又被两个狗争着,咂嘴弄舌的来抢那地下的粉汤吃。他怒从心上起,使尽平生气力,跷起一只脚来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曾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只钉鞋踢脱了,踢起有丈把高。陈和甫坐在左边的第一席,席上上了两盘点心,一盘猪肉心的烧卖,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热烘烘摆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宝攒汤。正待举起箸来到嘴,忽然席口一个乌黑的东西溜溜的滚了来,“乒乓”一声,把两盘点心打的稀烂。陈和甫吓了一惊,慌立起来,衣袖又把粉汤碗招翻,泼了一桌。满坐上都觉得诧异。

鲁编修自觉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恼了一回,又不好说。随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骂了几句说:“你们都做甚么?却叫这样人捧盘,可恶之极!过了喜事,一个个都要重责!”乱着,戏子正本做完,众家人掌了花烛,把蘧公孙送进新房。厅上众客换席看戏,直到天明才散。

这段婚礼场面的描写首先是非常细致。看娄府的场面铺排:先是灯,娄府的八十多对,再加上蘧家的,数量之多“足摆了三四条街还摆不了”;次是轿,蘧公孙是新郎,坐的是四人大轿,又有娄氏兄弟和媒人陈和甫、牛布衣四个人的轿子。然后到鲁府,接着写穿戴,写席面,中间不断提到乐声,出娄府时“大吹大擂”,“又是一班细乐”;到了鲁府,又是细乐引蘧公孙进门,入席后也是“下面奏着细乐”。

读了这段文字,我们顺带有个发现:吴敬梓在展开细致描写的时候,数量词使用得很多。娄府先请两位月老吃了“一日”,灯有“八十多对”,足摆了“三四条街”,“一班”细乐,“八对”纱灯,“四乘”轿子,“几封”开门钱,茶献“三遍”,席共“六席”,房子是“三间厅”,蜡烛“几十支”,乐声“一派”。后面的描写也是如此。

这等笔墨显得不厌其烦,其效果是将蘧、鲁的婚礼场面一一呈现于读者眼前,具有高度的逼真感。当然,这些数量词的背后,又表现了娄家二公子对蘧公孙婚事的高度重视,同时,又是他们作为官宦之家讲究排场的必然。

其次是有趣。婚礼是古人人生中的大事,中国人也一向把婚礼看得很重,《仪礼》中对“士婚礼”规定得很细致,其中就包括小说中所写的“奠雁”。郑玄注曰:“礼用雁为贽者,取其顺阴阳往来。”唐贾公彦疏曰:“顺阴阳往来者,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为阳,妇为阴,今用雁者,亦取妇人从夫之义。”[1]娄府华丽的场面铺排也充分表明对婚礼的重视程度。然而到了鲁家之后,庄重、喜庆的婚礼却出现了滑稽的两幕——“老鼠掉汤碗”和“小使飞钉鞋”。

所谓“有趣”也就是喜剧化的审美效果。这两幕场景的喜剧化的审美效果首先来自它们和婚礼的庄重氛围的“不和谐”或者“矛盾”,更在于吴敬梓的善于描写。

先看第一幕场景的描写。娄、鲁二府的婚庆,自不同寻常百姓如牛浦郎的婚礼那般简单朴素,不仅有吹打细乐,还要演戏。演戏,一来是增添喜庆氛围,二来也显示主人对婚礼的重视。鲁家请的戏班子先演了《加官》、《张仙送子》、《封赠》三出戏,这些自然都是喜庆和祝贺新人吉利的剧目。接着副末就请新郎蘧公孙点戏,谁知就在这个时候老鼠出现了。但吴敬梓采用了由“果”到“因”的叙述法,先写“忽然‘乒乓’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那热汤溅了副末一脸,碗里的菜泼了一桌子”。这个场景的叙述次序,第一是“‘乒乓’一声”的响声;其次是“一件东西”掉到燕窝碗里,“掉”的情形是“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再次是“热汤溅了副末一脸,碗里的菜泼了一桌子”。描写了“果”,作者才交代原因——“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由“果”到“因”的叙述法,既使得事情显得突兀,又设置悬念,吸引读者。天一评语于此已有关注:“不特席上吃惊,连看书的也吃惊。”[2]或许评者尚未意识到吴敬梓的叙述方法。

按说,写到这个份上,也已经对婚礼的庄重喜庆氛围有“不和谐”的效果了。可是,吴敬梓不动声色地延续这个突然事件带来的尴尬:“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新郎官是婚礼的主角,他的大红缎补服也是“簇新”的,但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的老鼠,却偏偏从新郎官的身上跳下去,将他“簇新”的衣服弄油。这样一来,婚礼的庄重喜庆的氛围彻底被破坏了。

“老鼠掉汤碗”的事情刚刚过去,吴敬梓紧接着又写了尴尬的第二幕:“小使飞钉鞋”。这一幕吴敬梓却完全按照事情的顺序叙述和描写:先交代了厨役是“乡下小使”的身份,又特别点明他“趿了一双钉鞋”。接着写端盘子的小使顾着看戏,将盘子里的两碗粉汤打在地上,引来了两条狗抢吃,他用力猛踢,不想脚上的钉鞋飞了出去,落在了陈和甫前面的点心盘子上。

按照平步青的评语,钉鞋一段,本于《宋书·刘敬宣传》。但吴敬梓写这个飞钉鞋的过程,不仅是按照顺序叙述得细致,而且从小使端汤看戏开始,丝丝入扣,又出人意表。汤碗打碎在地上,却不料狗来抢食;小使用钉鞋踢狗,却不料飞了出去;钉鞋飞出,又不料飞到点心盘上;陈和甫“吓了一惊”,又不料衣袖把粉汤碗招翻,泼了一桌。写这个过程,吴敬梓又施展描写的本领:写小旦唱戏,是“扭扭捏捏的唱”;写狗抢食,是“咂嘴弄舌的”;写小使踢狗,是“怒从心上起,使尽平生力气,跷起一只脚来踢去”;写钉鞋飞来,是“一个乌黑的东西溜溜的滚了来”。总之,这第二幕场景,比起第一幕更令人捧腹,齐评曰:“阅至此,虽欲不笑,不可得已。”[3]凡是读过这一段文字的读者,想来都有相同的感受。

蘧公孙、鲁小姐婚礼上的这两幕场面,使得这场婚礼由庄重、喜庆而变得尴尬不已。难怪鲁编修觉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恼了一回。对此,卧评评论道:“吉期饮宴时忽然生出两件奇事,是埋伏后文编修将病而死,所以点明‘编修自觉此事不甚吉利’。但阅者至此,惟觉峰飞天外,绝倒之不暇,亦不足寻味其中线索之妙。”卧评和天一评一样,用“峰飞天外,绝倒之不暇”评价其审美效果,同时还注意到它预示了鲁编修即将病亡的情节发展,应该说颇具眼力。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个尴尬的婚礼隐藏的含义远不止于此,远比预示鲁编修病亡要丰富得多。

如果我们接着往下看小说,就该明白,蘧公孙、鲁小姐尴尬的婚礼,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尴尬,或者如鲁编修所感觉的“不甚吉利”。

首先,是蘧公孙、鲁小姐夫妻之间的尴尬。

鲁家父女,本来就非常看重科举。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本着这样的信条,又因为他没有生儿子,只有鲁小姐这一个女儿,就把女儿当儿子,从小培养她学习八股文——

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

在父亲如此的教育和熏陶之下,鲁小姐“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几本甚么《千家诗》、《解学士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苹、双红们看;闲暇也教他诌几句诗,以为笑话”。吴敬梓在叙述中,特意加上“东坡、小妹诗话之类”的书,然而鲁小姐却将它们给伴读的侍女看,自己根本不感兴趣,她的心目中,只有八股文才最重要,成了十足的“八股才女”。

与蘧公孙成婚以后,她按照自己的逻辑,“料想公孙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个少年进士”。但蘧公孙对闺房里满架的八股文章却全不在意。她还以为“这些自然都是他烂熟于胸中的了”,又想到“他因新婚燕尔,正贪欢笑,还理论不到这事上”。她努力把蘧公孙往好处想。谁知过了几日,蘧公孙赴宴回房,袖里竟然笼了一本诗到灯下吟哦,还拉着她并坐同看。到这个时候,她终于忍不住要试试丈夫八股文的功夫了。第二天,她知道公孙坐在前边书房里,就写下一个“身修而后家齐”的八股文题目,叫采苹送给蘧公孙,蘧公孙却付之一笑,回说道:“我于此事不甚在行。况到尊府未经满月,要做两件雅事,这样俗事,还不耐烦做哩!”

蘧公孙视作八股文为“俗事”,这也是他从小被家庭熏陶后形成的立场。他的祖父虽然任南昌太守,却“在风尘劳攘的时候,每怀长林丰草之思”,功名之心淡泊;做南昌太守时,府中有“三声”: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因为父亲蘧景玉早逝,祖父对他的影响更大。蘧太守曾经对娄三、娄四公子说道:“我只这一个孙子,自小娇养惯了。我每常见这些教书的先生,也不见有甚么学问,一味装模作样,动不动就是打骂。人家请先生的,开口就说要严,老夫姑息的紧,所以不曾着他去从时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读些经史,自你表兄去后,我心里更加怜惜他,已替他捐了个监生,学业也不曾十分讲究。近年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几首诗,吟咏性情,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欢便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蘧公孙尽管有了“监生”的名分,但实际上对举业“不曾十分讲究”,也没有多少兴趣。相反,他对做名士却比较热衷,从王惠那里得到《高青丘集诗话》后,他竟然加上“嘉兴蘧来旬夫氏补辑”的字样刊刻出来,“刷印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孙是个少年名士”;只是蘧太守知道后,却“成事不说”,反而“就此常教他做些诗词,写斗方,同众名士赠答”,助长了乃孙的名士之心。

正是本着这样的立场,蘧公孙才向鲁小姐的侍女说出八股文是“俗事”的话来,他以为“向才女说这样话,是极雅的了”,谁知正犯着鲁小姐的忌讳。“当晚养娘走进房来看小姐,只见愁眉泪眼,长吁短叹”,说道:“我只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谁想如此光景,岂不误我终身?”“从此啾啾唧唧,小姐心里纳闷,但说到举业上,公孙总不招揽,劝的紧了,反说小姐俗气。小姐越发闷上加闷,整日眉头不展”。蘧公孙和鲁小姐,一个追求的是名士风流,一个讲究的是科举立身。朋友之间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夫妻之间“道”之不同麻烦就很大。成婚方才十多天,这对看起来是“才子佳人,一双两好”的新婚夫妻已然出现了大裂痕了。

其次,是蘧公孙和鲁编修之间的尴尬。

鲁编修是在娄府初见蘧公孙的。之所以看上他,一来是门第不俗,娄府的表侄、太守的孙子;二来也爱他有才华,小说写道:“两公子把蘧公孙的诗和他刻的诗话请教,极夸少年美才。鲁编修叹赏了许久。”紧接着就问他的庚岁和悬弧之日。后来陈和甫做媒,也向娄家公子说鲁编修“着实爱他才华”。不过,在鲁编修的潜意识里,前者恐怕是他择蘧公孙为婿更重要的动机。

果然,在鲁小姐制艺难新郎后,一向以科举为上的鲁编修也开始关注女婿制艺的能力了。他“也出了两个题请教公孙,公孙勉强成篇。编修公看了,都是些诗词上的话,又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子书’,不是正经文字,因此心里也闷,说不出来”。这个时候,还是女儿成婚不久,他只能“心里也闷”,不便对新女婿发作。娄府公子遍请名士“大宴莺脰湖”后,参加娄府活动的蘧公孙去见他,他说得很不客气了:“令表叔在家只该闭户做些举业,以继家声,怎么只管结交这样一班人?如此招摇豪横,恐怕亦非所宜。”明里是批评娄府两位公子,暗里却是责备女婿不将举业放在心上。

鲁编修的去世,直接原因是接到朝廷升迁的朝命,痰病大发,以至病亡。但是此前,他已中过一次风,为的就是蘧公孙对举业的轻视。夫人告诉他:“编修公因女婿不肯做举业,心里着气,商量要娶一个如君,早养出一个儿子来教他读书,接进士的书香。夫人说年纪大了,劝他不必,他就着了重气,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小姐在傍泪眼汪汪,只是叹气。”没有之前的中风,鲁编修不至于接朝命就痰病发作。蘧公孙对举业轻视的立场,带来了鲁家全家的不幸。

最后,是蘧公孙的自我尴尬。

蘧公孙受其祖父影响,前文曾述。他本来的追求是做个名士,视举业为“俗事”。这个立场在与鲁小姐婚后不久仍然没有改变,即使在鲁小姐面前有些“惭愧”,即使小两口子“从此啾啾唧唧”,“但说到举业上,公孙总不招揽,劝的紧了,反说小姐俗气”,惹得“小姐越发闷上加闷,整日眉头不展”。他照样去娄府,参加他们组织的“大宴莺脰湖”活动。他甚至把岳丈鲁编修批评娄氏兄弟的话转述给他们听,三公子听后大笑道:“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这个地位!”这句话,也说出了他对岳丈大人的看法。

或许是鲁编修的突然去世产生了一定的刺激,更重要的是娄氏兄弟的“雅举”落下的诸多扫兴,蘧公孙对“名士”一途产生了怀疑。第十三回《蘧夫求贤问业,马纯上仗义疏财》写道:“公孙居丧三载,因看见两个表叔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因把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诗话也不刷印送人了。服阕之后,鲁小姐头胎生的个小儿子,已有四岁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公孙也在旁指点。却也心里想在学校中相与几个考高等的朋友谈谈举业,无奈嘉兴的朋友都知道公孙是个作诗的名士,不来亲近他,公孙觉得没趣。”原先把举业当“俗事”,现在“却也心里想在学校中相与几个考高等的朋友谈谈举业”;原先和鲁小姐不是同路之人,现在也和鲁小姐一同“在旁指点”儿子讲“四书”、读文章。以作诗、印诗话而获得“名士”身份的蘧公孙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吴敬梓对蘧公孙和鲁小姐婚礼尴尬场面的描写,可以理解为“预示”。但是,我更倾向于将它视为一种“隐喻”笔墨或手法。

隐喻,最先是被视为修辞学中的一种修辞格。修辞学中的譬喻格,有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它们都是由于喻本和喻体之间有着相似点构成的,一般都在词组和句子中发挥着作用。但当代语义学认为隐喻是语义选择限制和语义变异的结果。因此,对“隐喻”概念及其理论的探讨首先也是在语言学领域展开[4]

随着对语言学中隐喻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文学隐喻的探讨也逐渐展开[5]。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是目前探讨比较深入的论著。该著从定义“隐喻”入手,探讨文学中的隐喻问题。他认为:“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他进一步解释道:“所谓‘把握’,指的是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的总和。所谓‘文化行为’,指的是心理行为和语言行为的总和。就其实质而言,它首先表现为语言现象,却暗示出更具深意的心理现象,而任何心理现象都是文化现象的深层性展示。就其过程而言,它表现了两类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在两类事物或明或暗的联系中生成新意义。”[6]在此理解的基础上,该书讨论了“隐喻视野中的文学传统”——包括隐喻与明喻、转喻、曲喻以及与比兴、典故等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文学隐喻自不同于修辞学中的隐喻,不仅表现为语言意义(修辞和语义)上的比喻,而且往往表现为隐喻意象。例如月亮,往往暗喻着团圆、思乡等情感。在叙事文学作品中,隐喻甚至藏伏在某一段落甚至全篇之中。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和史湘云联句,联句本身富有诗意,但联句的场景却很凄清,特别是林黛玉吟出“冷月葬花魂”的时候,这个清夜联句的场景描写所喻示的人物的情感乃至命运,就越来越清晰了。

蘧、鲁的婚礼,在此前已经得到了铺垫。蘧、鲁两家,一是曾经的南昌太守,一是朝廷的翰林,可以称得上门当户对;蘧公孙和鲁小姐,都是有才有貌,才貌相当。他们的婚礼,在娄府那里,本来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却不料到了鲁家的宴席上,发生了“老鼠掉汤碗”和“小使飞钉鞋”两件很是尴尬之事。小说家吴敬梓完全不是随意写来,而是细细铺陈,让尴尬的场面仿佛目前。如此的笔墨自然隐藏着作者的用意——尴尬的婚礼隐喻着蘧、鲁两人的婚姻的尴尬、人生的尴尬。鲁小姐的满心希望,变成了暗自垂泪;一心作风流名士的蘧公孙最后变成了他原先最瞧不起的八股选家。鲁编修本指望招来一个好女婿,谁知因为生女婿的气而断送了性命。婚礼的尴尬虽然是一个开始,但并不是这些结果的原因,尴尬的婚礼只是“喻示”——而非“预示”——后来一系列的尴尬。

就《儒林外史》整个叙事看,这种隐喻的笔墨,并不仅仅表现在蘧公孙与鲁小姐婚礼描写中,在其他地方,同样可以发现。例如,第三十五回《圣天子求贤问道,庄征君辞爵还家》写庄绍光被皇帝征召,在奏对之时,“不想头顶心里一点疼痛,着实难忍,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问,一时不能条奏,客臣细思,再为启奏。’”回到住处后,他“除下头巾,见里面有一个蝎子”。这个细节,庄绍光理解给出了喻体:“臧仓小人,原来就是此物!看来我道不行了!”接着就是太保公让徐侍郎转达“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的意思,被庄绍光婉拒。皇上看了庄绍光所上十策,欲为重用,征求太保公的意见时,太保公则以他非进士出身为由提出反对意见。果然如庄绍光所言,“臧仓小人”使得“我道不行”。

实际上,精于结构的吴敬梓在小说的第一回就设置了一个隐喻——王冕看星:

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这段文字,既是小说的情节,也是一个场面。在中国古代星相学里,贯索九星是主牢狱之灾的煞星,它们犯了主读书和获取功名的文昌星。本来是平静澄澈的月夜,因为两星相犯,怪风骤起,人禽皆惊,接着是天上百十个小星坠向东南角。作者借王冕之口,说这个星象将会带来一代文人的厄运。从整个小说看,这是一个隐喻意象。用星宿的交合比喻一代文人将被八股科举制所束缚和毒害,用怪风骤起、人禽皆惊的恐怖场面喻示一代文人被八股科举制束缚之苦、毒害之深。

从蘧、鲁婚礼的描写,我们能够看出吴敬梓对隐喻手法的纯熟的运用。从庄绍光奏对时被蝎子所蜇,感叹“我道不行”,以及王冕看星,还可看出吴敬梓在小说中经常运用隐喻的手法。这种手法的运用,体现出作为小说家吴敬梓的莫大用心。对这一手法予以挖掘,或许也是懂得《儒林外史》“伟大”的一个途径。小说中类似蘧、鲁婚礼的场面描写还很多,其中不乏隐喻笔墨,或是隐藏着其他的艺术手法,需要我们做更多细心的挖掘和发现。

【注释】

[1]《仪礼疏》,《十三经注疏》本,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转引自李汉秋:《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3]转引自李汉秋:《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152页。

[4]如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将西方隐喻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隐喻的修辞学研究,从公元前300年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为隐喻的语义学研究,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第三阶段为隐喻的多学科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

[5]关于文学隐喻的理论探讨,参见朱全国、王海燕:《文学隐喻研究述评》,《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6]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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