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隐喻认知体现

二、翻译中的隐喻认知体现

隐喻理论所描述的思维方式，同样适合于分析不同的民族对客体进行不同的隐喻性认知。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机制具有普遍性，而不同民族语言隐喻投射的取向或概念组织转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翻译作为一种双语转换势必涉及两种语言和思维的隐喻性对应与冲突。

（一）对象域的认知

译者（认知主体）首先要面对源语符号，而这个符号是以隐喻方式生成的，具有特定的媒介域或对象域，认知主体必须对此进行确认。确认过程也是理解过程，因为两者都是自主结构，认知主体必须寻求语符的常规所指和隐喻所指。常规关系所指一般通过词典意义可获得，隐喻关系则通过认知主体对语境、文化、意图等的认知。这是一个源语思维过程。理解成败的标准是译者所确立的对象域是否与源语对象域相符。即译者头脑中是否在看到源语词语时激起了原作所应有的意象、情感和相应知识等。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不能以母语所形成的概念网络进行投射以确认对象域。常见的错误是源语符号的概念网络激起某个母语符号的概念网络，并将两者完全对应起来，而想当然地认为其所描写的对象域也是相同的，因而形成错误的理解。如将英语“milky way”译作“牛奶路”即是典型一例。

对象域的确认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也是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对象域是原作者头脑中形成的，是原作者期望用所选概念网络（语码）能够转达出来的。译者在解码过程中需要具备相关的语言能力和背景文化知识。况且，对象域并不限于客观具体事物结构，也可能是一种情感，一种知识、一种美感、一个意念、一个形态、一个抽象结构等。而这些类型的对象域在源语中的隐喻化过程中（即用什么概念网络投射）更多地带有民族的特点，其确认就更加困难。对象域一旦形成，就成为译者的描写对象，这个对象域应该与原作对象域相同或相近。从严格意义上讲，两个对象域不可能完全吻合，“翻译”中令人遗憾的“变异”（translating）已经开始：在这一环节上往往已经打上认知主体的主观烙印。另外，在此，翻译者的任务是复原其对象域这个自主结构。

“戴着镣铐跳舞”这句话表达了翻译中的束缚与创造的关系。从隐喻认知角度可以看出，束缚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象域的确认受原语概念网络的束缚，一是目的语受认知主体确认的对象域的束缚。

（二）常规与非常规关系的认知

对一个对象域的描写，既可以用常规概念网络投射到对象域，也可以用非常规方式。实际上，常规关系中也有隐喻关系，只不过经过长期使用而成为一种常规认知关系，即“死喻”（dead metaphor），这一点在西方隐喻理论中多有证明，因为“语言很可能在产生之初就具有隐喻的内在本性”。这就意味着，在英语民族认为是常规的，在译者认知中却可能仍然是隐喻的。但这种语言产生之初的隐喻式关系却并不为其所知。翻译中大量“望文生义”的错误由此产生。

隐喻理论认为，任何常规关系结构都有一个创造过程；语言体系是人类隐喻化思维创造的结构体系（Riceour，1975）。在它形成之后，其与所指的客体建立的就是常规所指关系。这种常规关系在形式上存在于语言中，在认知上存在于语言使用者的头脑中，是本民族认知把握世界的模式范型（stereotype）。常规是动态的，操同一种语言的人由于其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等的差异，对哪是常规的哪是非常规的（隐喻的）有不同的认知（Indurkya，1992），作两种语言对比时更是如此。由于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是相同的，不同语言在宏观语言学上是同质的，这就为语言间的可译性提供了基础。不同语言间也可以建立常规关系，如一些科技词汇、专用名词等。但是由于常规关系是凭借隐喻关系建立的，在一个民族看来是常规的，在另一个民族看来却是非常规的或新颖的隐喻，如“milky way”和“银河”。译者如不了解源语的隐喻化认知过程，这些已经在原语中常规化的语言片断便会显示出其张力（tension），需要认知主体的特殊认知理解。一个语言体系中的俗语、习语、典故等本来具有生动、鲜明、稳定、常用和口语化的特点，但由于其隐喻化具有二级性或后生成性而往往成为译者面临的认知课题。

翻译理论研究重点及其意义在于揭示非常规现象。非常规现象即隐喻现象。有这样一种情况：源语与译语分别是对客体的常规描写，而且源语与译语之间也存在常规描写，这时翻译相对来讲是容易的。从隐喻理论看，这是一种隐喻模式化后的纯语言体系之间的转换。对译者具有挑战性的是翻译过程诉诸其隐喻化思维，隐喻思维即创造性思维。

隐喻概念范畴之间的转换以范畴概念理论为基础。隐喻之所以长期以来被称为语言的非常规现象，正是由于隐喻所显示的两个范畴之间不存在传统的经典范畴理论所称的必要的或本质特征的对应，因此被认为是反逻辑和反客观事实的。如“John is a worker.”中“worker”都有｜＋human｜这一本质特征。两者依此建立客观逻辑联系。但在“John is a tiger.”中，“John”和“tiger”却缺乏典型特征作为联接的基础，因此是偏离的、非客观的。原型理论认为，范畴的特征是以人的体验（bodily experience）认知而获得的。其特征既有典型的也有非典型的，既有处于中心位置的又有处于边缘位置的。“John is a tiger.”一句成立的基础是选择“tiger”的非典型特征，如“勇猛”、“有生气”等，而将其典型特征隐去。范畴化是人类将事物切分，形成概念进而认识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范畴是将不同的东西看成是相同的。各民族以词语表现出的范畴划分和涵盖的不同却是实质性的，也是语言认知研究价值所在。一般来讲，各民族对基本共享特征事物的指谓范畴同大于异，如horse（马）——coach（马车）。但这并不意味着基本共享特征事物的指谓范畴都只有不变的对译关系。例如陶渊明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许渊冲先生译为：

Among the haunts of men I build my cot；

There’s noise of wheels and hoofs，but I hear not.

如果将“车”译为“coach”，将“马”译为“horse”，应是“字字精确”；然而，许把“车”译成“wheels（车轮）”，把“马”译成“hoofs（马蹄）”，尽管词语范畴发生了变化，但更确切地表现了“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喧闹。动态地看，“车”、“马”的其中特征（“车轮”〈wheel〉，“马蹄”〈hoof〉）以“喧闹”为背景突显出来。

如果一个词语范畴真的像经典范畴理论认为的那样，只是由一个或数个本质典型特征构成，对翻译来说自然是轻松不过的事情了，然而语言隐喻演化的普遍原理证明，源语和目的语都存在隐喻的多义性和可变性，两者交互作用，使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直译成为幻想。正是由于一种语言词语范畴的隐喻性和两种语言词语范畴及结构的非对应性，使翻译成为一种认知的、创造性的活动。宏观地看，翻译中将一种语言变为另一种语言是进行又一次隐喻化认知过程（Verbrugge，1980）。这个过程包括译者在源语范畴的诸多特征中选择哪些（个）特征，以及用目的语范畴中的哪些特征与之对应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