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聖》篇云：“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書契”，各本均訓作文字，似無一例外。全書多處使用的“書契”二字，絕大多數也確指文字。但是，此處取同樣的訓釋，解句則顯得不甚通達。
這一段開頭，作者即明確指出，聖人的文章都可視作典範，經書的體例大致有四種類型，即今所謂的敍寫特徵：“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緊接著，列舉多種經書以證各類體式的不同特點，如《春秋》、《禮記》、《詩經》、《易經》等（有的係暗指）。此列“書契”三句，正是“明理以立體”一式的舉例。“書契”如泛指文字言辭而不指具體著作，那末，既與上文下文皆實舉書册論證體式的行文不協，更使“此明理以立體也”一句無法落到實處，哪一部經籍是明理體式的著述呢？所以，“書”、“契”二字宜分訓，“書”指《尚書》，“契”指文字，文本寫作“《書》契”，謂《尚書》的文字寫得如何。前後各句連起來，可以譯成這樣的白話文：“所以，像《春秋》那樣祇用一個字定出褒貶，《禮記》文中僅舉輕喪服概及其餘，這是簡言達意的例子；《豳風·七月》積句聯章綴成長詩，《禮記·儒行》繁辭鋪陳羅列品類，這是繁文述懷的作品；《尚書》言辭的果斷有如‘夬’卦一般直截了當，文章的明晰又如‘離’卦一樣亮若火光，這是明理體式的著述；《易經》說的‘四象’義理精深，曲折隱晦，《春秋》講的‘五例’語辭微妙，委婉含蓄，這又是隱曲深藏的文章了。”這樣串解，行文是否順暢些，表意也難找邏輯破綻了呢？
由於“書契”爲固定語詞，解作“《尚書》的文字”乍看確難於接受，但就彥和用語簡約、書中取用“濃縮”性詞語並非僅此一例的情況看，二字分訓或最顯合理，且有訓詁依據。《尚書》常簡稱爲《書》；“契”字本義即指文字，古代獸骨、龜甲上灼刻的文字皆稱“契”，甲骨文至今尚有稱“契文”、“殷文”者，“契”字泛指文字並無不可。再則，句中說的“斷決以象夬”、“昭晰以象離”，恰與《尚書》實際相合。《宗經》篇說《尚書》“訓詁茫昧”，但僅僅指文字艱深而已，一旦“通乎《爾雅》”掃除文字障礙，則又“尋理即暢”、“文意曉然”，且引子夏的話說它“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這正與此列三句講《尚書》言辭決斷、文章昭晰完全合拍的吧！可見在這裏的語言環境中，“書契”分訓指《尚書》的文字不僅切合這部經籍的實況，且能貫通上下各句，即使不是定解，可否應屬勝解呢？
再如《詮賦》篇中有“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兩句。“體國經野”，語出《周禮·天官·冢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鄭注云：“體猶分也，經謂之里數。”以後陸德明又作解釋，意謂營建京都宮城門途，如人之有手足；管理郊野丘田溝洫，如機之有經緯。這些都是正確的解釋。
就字面解釋言，各本註訓都準確無誤。但是，轉化爲譯文釋文，有的認爲“這些都是關係到國家的大事”，或謂“都要考察國都體制，觀看田野規劃”，恐與作者原意相距過遙。描摹“京殿苑獵”，瞭解觀察自不可免，但何以牽扯到“國家的大事”，且需考察體制觀看規劃呢？這樣解句，似於邏輯不甚圓通，於文意不甚銜連。關鍵是《周禮》說“體國經野”，指建設、經營、管理，自然是實指；這裏指大賦創作，則宜取比喻義，謂大賦篇幅長，內容廣泛，故應如“體國經野”一般地經營構築，以形成後文所說的結構完整、有“序”有“亂”的“鴻裁”。
自然，左思《三都賦》的創作情況較爲特殊，他鑒於以往賦作多有虛夸失實之弊，對自己所描述的山川城邑、鳥獸草木、風謠歌舞，都一一據地圖、方志、習俗予以考訂，以致殫精竭慮，賦成終使洛陽紙貴。《神思》篇稱他“左思練都以一紀”，皇甫謐也讚他“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三都》雖係實考實寫之作，但畢竟是極個別的例子，不能否定辭賦夸誕虛飾的總體特徵。彥和這裏用了一個“並”字，說明他是從大賦的整體著眼的。再說這個“並”字不單指稱“京殿苑獵”之作，同時還包括“述行序志”的賦篇，訴說征戰、抒寫情懷的創作難道也得考察體制和規劃嗎？“體國經野”一語，後來已成固定詞語，泛指治理國家，含善規劃有條理的意思。這裏藉以說明大賦創作，恐祇宜取比喻義解句方顯圓通入情。後一句“義尚光大”，“義”取本訓，指容止、儀態，“光大”言昭明盛大，整句謂其構架應完整和宏大。
再如《比興》篇說：“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序志》篇結尾處說：“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各本或衆解紛紜，或出現訛誤，根子都在文字訓釋上。前一例，爲說明毛公述解《詩經》六義，何以祇“獨標興體”而不及其餘。郭紹虞先生說過：“‘風通賦同’很難理解”（《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下編）。於是，“通”字有的校改爲“異”字，有的以爲指通於“六情”，或通於“美刺”，或通用“賦比興”三體。皆不甚通達。說風（包括雅、頌）通六情或美刺，興體何嘗又不與各種情味內容相通？說兼用賦比興三法，則正該一一標明。以上各解，均未找到“獨標興體”的真正原因。這裏，“通”應訓貫通，就《毛詩》編排體例看，風雅頌是分類排列的，無需注明即可知其體式；所謂“賦同”，指賦體鋪陳直敍，與風雅頌同樣的明白清楚。“比顯興隱”則易於理解。彥和其實是拿風、賦、比三者與“興”體相比較，“通”、“同”、“顯”都言其餘諸體皆具明白顯豁的特點，惟興體隱晦，故需“獨標”。這樣解釋或最切彥和本意。《困學紀聞》對此有些簡述，周振甫、向長淸、龍必錕的譯釋本也已將“通”字訓作貫通，可惜“賦同”的解釋似還欠確。後一例子的兩句話，其實是對掌握創作要領的總括。不少註釋本將“逐物”解作“理解、掌握事物”，兩句於是釋爲：認識掌握事物是困難的，憑藉自然天性則可較顯容易。表面看是解通了文句，細斟卻仍有不可通解處：認知事物之難，就難在把握其“性”也即掌握其規律上，下句又說掌握了規律則可變得容易，豈非成了自悖式的解釋？儘管諸多本子都將“憑性”譯作“憑著天性”，但仍無法圓通矛盾，譯意也含混玄虛，故應疑譯釋或有誤。彥和論文學創作，有其自身的用語體系。徵之其餘各篇，“物”、“貌”等語實爲其專用的寫作概念。《明詩》說，“情必極貌以寫物”，《詮賦》又有“品物畢圖”、“寫物圖貌”諸語。這裏的“逐物”，似應爲“寫物圖貌”意，引申指寫作事業，兩句實謂：寫作事業本就極其艱辛，掌握規律則可較顯容易。這樣解釋對不對，自然可以磋商，就全書論創作談規律的主旨看，末篇結語中如此表述，恐正具概括力度，這一觀念正也貫串了全書。不過我們這裏僅僅想說明一點：文字訓詁稍有分歧，解字、析句、表意該有多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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