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与叙事话语的修辞特征

人对世界的表达是以修辞的方式进入的，同样人对世界的理解也是从修辞角度的一种审美化理解。文学原本是一种语言艺术，从语言的描绘上认识和反映世界，那么其语言的修辞性特征更加明显。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对世界的修辞性认识和反映更加直接。本节将运用广义修辞学概念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叙事话语的修辞性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这些特征在三个中译本中的体现。

一、修辞学概述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人只要运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伽达默尔说：“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人通过语言为存在命名，进而了解世界、体验世界，但这种体验一般是修辞化的，尤其是一旦进入审美境界，人对于世界的表述和理解都是修辞化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每一件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通过遣词造句、结构的安排等给人审美的感受和愉悦，而修辞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审美现实的活动，因此文学语言不可避免地具有修辞化的特征。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除具有情节性和思想性之外，语言层面的艺术性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修辞学理论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以探讨小说语言的审美功能。本文将运用修辞学理论分析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语言艺术。但这里的修辞学理论并非狭义上的修辞方式，如比喻、夸张、双关语等修辞格，或者仅仅关注声音的锤炼、词义的选择、句式的调整、句段的安排等言语选择与调配艺术，而是广义上的修辞学概念。这里主要采用谭学纯等提出的广义修辞学概念：

广义修辞学，不是狭义修辞学经验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立体建构的多层级框架，是两个主体（表达者/接受者）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谭学纯，2009：初版自序）

该概念偏重研究整个作品的艺术设计，在某些方面与诗学交叉。它的多层级理论框架具体表现为：

第一层面——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技巧

第二层面——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

第三层面——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学（同 上）

以上三层级构架，分别体现着修辞功能的三层面：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属于修辞技巧方面；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这里的文本建构方式指的是特定的表达内容在篇章层面如何向特定表达形式转换的审美设计，属于修辞诗学方面；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属于修辞哲学方面（谭学纯、朱玲，2009：6）。

具体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两个层面，将从称谓语（包括家族称谓、官职头衔、詈词和脏话）、双关语取名、色彩修辞、战争修辞话语、男性话语对女性的修辞五个方面探析小说原著叙事话语的修辞性特征，以及在三个中译本中的体现。

二、称谓语及其汉译

1.家族内部及之间的称谓

由于人类思维方式的相通性，语言具有共性，但是不同的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尤其表现在特定领域词汇的多寡与丰富程度上。不同民族语言在某一特定领域内词汇的差异，是语言差异的一个方面。不同的语言之间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由于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历程不同，所要求和产生的词汇当然不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受到该民族的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动植物、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的影响，由此产生的词汇不可避免地带有地理、历史等文化背景特点。

中国是农业文明，拥有比较稳定、封闭的内陆生产生活方式，其生产活动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分工协作生产。这样就产生了家庭中各种复杂的关系，每个人都是家庭中的一员，男外女内，长幼有序，即中国社会特别注重人际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这种家庭结构的生产经营模式以及行为准则延伸到国家的治理，用治家的模式治理社会这一大“家”。因此，中国的社会家国一体，特别注重人际之间的伦理关系则顺理成章。这一文化特色在其语言中体现出来，于是各种人际之间的称谓，包括家族成员之间、主仆之间、上下级官员之间等等称谓变得复杂起来。当然，各种复杂的称谓也与中国是重集体社会有关，这正好与西方强调个体、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不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种文化特色当然会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中国家族内部及之间的各种复杂的称谓，在英文中没有准确的对应词汇，那么用英文创作中国小说的林语堂是如何表达的呢？通过研读林语堂的作品发现，他主要采用了四种方法用以展现中国的称谓文化，分别如下：

第一种是使用“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进行音译。因为受时代所限，清末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并未形成，而当时威氏拼音应用较广。例如，Hsiaochieh，Laoyeh，Saotse等；

第二种是用音译加文内解释的方法，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复杂的称谓，例如，Tachieh （eldest sister），Erh Hsiaochieh （number two daughter），Pingko or the elder brother，Taku or “Big Aunt”等；

第三种是意译加音译的方法，例如，Antie Sun，Cassia Nainai，Uncle Fu等；

第四种是采取意译的方式，例如，Little Number Three，good aunt，new young mistress，auntie等。

对于汉语称谓的复杂性，林语堂在小说正文之前专门对一些中国主要的称谓进行了解释与介绍，并且指出其原因是中国复杂的家族制度和众多的亲人住在一起。林语堂对这些西方社会中不存在的称谓如Taitai，Nainai等用英文进行阐释，以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称谓文化。林语堂用汉语拼音翻译中国家庭成员之间及主仆之间等的称谓，也许是出于向西方介绍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的意图，体会汉语语言的发音，使英文读者读起来颇感异域色彩。但是在译回中文时，这些称谓语如何进行还原呢？这些称谓文化回到中国文化语境，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相一致，那么这些称谓语就要回到汉语文化的传统中，符合中国人的称谓习惯。比较Moment in Peking的三个中文译本，回译过来的称谓语大体上一致，并且符合汉语的称谓习惯，但是依然存在出入。经对比发现，能还原成本来面目、并且三个译本都一致的称谓语是那些经过音译的称谓，经统计有以下经回译还原后相同的称谓语：

Hsiaochieh（小姐），Laoyeh（老爷），Tachieh （eldest sister）（大姐），Erh Hsiaochieh（number two daughter）（二小姐），San Hsiaochieh（number three daughter）（三小姐），Tseng Laoyeh（曾老爷），Lanmei（兰妹），Meimei or the younger sister（妹妹），Chiehchieh（姐姐），Pingko or the elder brother（平哥），Manmei （or the younger sister）（曼妹），Nainai（奶奶），Taku or “Big Aunt”（大姑），Li Yima（李姨妈），Yao Shaoyeh（姚少爷），Uncle Fu（傅伯伯），Chiehchieh （elder sister）（姐姐）等。

由于以上称谓语多是音译或者音译加解释，那么在还原成汉语本来的形式时则具有优势，很容易还原，实际上三个译本也基本没有出入。但是对于原文中意译或者个别音译的中国特有的称谓语，在返回到中国文化语境时由于译者个人的语言习惯或者不同地域的习惯用法，三个译本出入较大（见下表）：

表6　称谓语及其不同的翻译

此处以auntie一词的不同译法为例，以探讨称谓文化的还原问题。Moment in Peking中有三种情况使用auntie一词，但内涵不同。一种是曾夫人子女对其表姐（妹）的称呼，应该称其为“姨妈”，但是郑译本译为“姨婆”，多为中国南方的称谓方式。另一种是曾夫人称呼曼娘的母亲，即曾夫人的亲家，郑译本以为“婶母”，而张振玉和郁飞译本均译为“亲家母”；第三种是木兰称呼曼娘的母亲，是对长辈的一种称呼，郑译本依然译为“婶母”，而另外两个译本则一律译为“伯母”或者“孙伯母”。这种回归中国文化本体的汉译要以中国文化的原型为目标，回译成中文后这个称呼语要符合中文的称谓表达习惯。那么，对以上两种情况，究竟是翻译成“婶母”还是“亲家母”，或者翻译为“婶母”还是“伯母”呢？按照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中国称谓文化的习惯，想必还是译为“亲家母”和“伯母”为 佳。

称谓语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关系的一种反映，一个人在社会中同时拥有多种角色，相应的就有不同的称谓。称呼语本身是一种修辞，它可以表示对某人的尊敬，或者表示亲密，拉近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等。称呼语的修辞作用在汉语中格外重要，它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对非亲属之外的人不论年龄大小，一律直呼其名的做法。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曾夫人称呼自己儿媳的母亲为“孙夫人”，尊重多于亲切，似乎亲密度与亲切感不足，但是如果直呼其名，又是中国文化所不允许的。因此，称呼语的修辞作用不可忽视，在返回汉语时要根据不同的亲属关系与中国不同地域的表达习惯，选用正确的称谓用语还原其本来面貌。

2.官职头衔及其汉译

敬称和尊称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官衔都是一种敬称和尊称，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构成方式决定的。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官僚作风严重，加之中国历代帝王长期以来主要以儒家伦理作为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等级观念深入人心，由此造成人们对官员称呼其官衔以示尊敬。从王希杰对于修辞学的定义 “修辞学是一门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科学。换句话说，修辞学是有关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的总和”（王希杰，2000：60）可见，修辞学属于语言学的一个部门，这种认识不同于把修辞学狭隘地看成是一种修辞技巧或修辞格，也不同于谭学纯等把修辞学看成是语言学、哲学、诗学的结合部，即是一种交叉学科。对于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本文不予探讨，但是认为修辞学意在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对本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交际过程中，敬称和尊称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手段，因此它们的修辞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 面。

由于Moment in Peking描写从清末到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故事，其中涉及的清政府以及民国时期的官僚机构和官职名称众多，以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作风。林语堂借用小说人物之口发表一番封建社会的为官之道，或者揭露中国官场的腐败与丑恶。据此也可得知林语堂是有意识地体现中国的官僚制度，而不是对中国腐败落后的现状极力掩饰。既然如此，对于官员的称呼就能很好地体现中国人对于官员的尊敬或敬畏。

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出现的以官职头衔称呼的称谓语，有些借用英文中对应的词语，如Prince Ching，Governor Yu Lu等；有些则用拼音音译再加上英文释义，如langchung （a cabinet minister），tsungtu （a governor）等。这些官职专名负载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对于这类专有名词的汉译，更要回到中国文化的原貌，即使无法复原林语堂心目中的中国文化文本的原型，至少要尽可能最大限度的接近。

然而，对于这类中国特有的专名，在返回中国文化文本的过程中，三个译本存在明显的出入。但也有一些三个译本是一致的：Prince Ching（庆亲王），Prince Tuan（端亲王），His Excellency New（牛大人），Vice-Minister Tan（谭侍郎），Dog-meat General Chang Tsungchang（狗肉将军张宗昌），Pig-Tailed Chang（辫子将军张勋）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民国时期的官职，如Chief of Ministry，Second Chief of Ministry，Chief of Province，Chief of District，三个译本无一例外地译为 “部长、次长、省长、县长”。这或许可以说明，距离现代社会越近的事物，人们就越熟悉，进而就越容易还原其本来面貌。

对于存在差异的译文，兹给出小说中出现的官职头衔原文，及其不同译文的还原情况，列表如下：

表7　官职头衔及其汉译

此处的差异说明中国文化事物虽由中国译者进行汉译，但由于时间距离现代较为久远，译者的理解各异，最终导致还原后的译文出现差异。这一方面反映了各译者翻译和还原策略的不同，例如，“Vice-director Fu”是译为“傅先生”还是“傅大人”较好？当然不排除译者的理解错误所造成不同的译文；另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文化事物的不同说法与表达形式，不同译者的不同阐译共同表现同一个事物，可谓殊途同归。也可以说，不同的译文表达方式是同一个中国文化事物的不同表现文本，它们共同阐译和指向这一中国文化文本。

3.詈词和脏话及其汉语还原

对于詈词和脏话，王希杰在其《修辞学导论》中曾有讨论：“詈词”就是骂人话。“脏话”，又叫“下流话”。“詈词”和“脏话”是交叉的概念。脏话都是詈词。詈词骂人话通常就是脏话，但也有例外。非脏话的骂人话，例如“神经病”，而“村长他狗日的不是个东西！”则既是骂人话，也是脏话。（王希杰，2000）

詈词和脏话，是一种粗俗的语言，常常出现在对话中。它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可以起到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气氛或创造背景的作用。甚至有时候詈词和脏话还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富商之女姚木兰与仆人银屏的骂人话就截然不同，因为木兰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从小受到良好而且严格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教养好、素质高，知书达理。例如，当木兰的女儿被日本兵非礼后，木兰满腔愤怒，对那个日本兵骂道：“You three-island short devils! You will not die a good death!”但也仅此而已。相比之下，银屏作为仆人，出身卑微，没受过什么教育，当然她骂起人来比较粗俗。例如，当银屏的儿子被姚家派来的几个仆人抢走时，她一时心急骂起人来，由于是宁波人，其脏话带有宁波方言：

Chopped by a thousand knives! F—your elder sister，younger sister，paternal aunt，maternal aunt，and all your three generations of bitches! Thief’s bones! I will have my baby back yet，and your son of a bitch will die of apoplexyand roll down to the eighteenth hell and stay there for ten thousand generations.（Lin Yutang，1939：308）

由此可见，虽然木兰与银屏当时的心情同是愤怒，但是银屏脏话用语的诅咒意味更浓、更粗俗、更恶毒，这与二者的身份与受教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如，曾文璞是旧社会儒家伦理道德的卫道士，虽然在清廷做官，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严格自律，修养很高，是一位坚守道德的儒者。当他得知二儿媳妇素云在证券交易所做投机买卖而折了钱时，也只骂道“addled egg”（混蛋）。素云在外同他人出入剧院、舞厅、夜总会等这些交际场合时，这些新派女子的做法对于曾文璞这种思想守旧的人来说，是败坏家风、有失体面的事情。于是在他当天批评素云而素云却不以为然进行辩解时，其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挑衅，狂怒地骂道：

“Stop!”shouted the father.“If you have no sense of shame，I have.All modern women are wangpa!”（Lin Yutang，1939：471）

由于“wangpa”一词是音译，英文读者无法理解，林语堂紧接着对之进行文化解释：

Now wangpa was the most extreme curse word possible in mandarin.Originally it meant “forget-the-eight”—shame being the last of the eight virtues—but usage had connected it with “tortoise”and so made it a word of low abuse，which mandarins often used on criminals.（Lin Yutang，1939：471—472）

可见，即便是狂怒的曾文璞，骂人也是带着他那种京官的气势与腔调，用了京腔里头最重的骂人用语“wangpa”。该词的汉译相对容易，这是由于该词是音译，又有作者给出详细的释义，译者在理解上不会出现太大出入。但是三个译本依然存在差异，郑陀、应元杰译本译为“忘八”，张振玉和郁飞译本均译为“王八”。实际上，现在流行的骂人用语是“王八”或“王八蛋”，而“忘八”并不常见。因此，根据汉语拼音发音、作者的英文解释以及现在的习惯用法，译为“王八”比较贴切。

粗俗语言的翻译在返回汉语时，要针对作者塑造的不同人物形象把握好尺度，符合人物的身份与层次。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即，有时原著中并未用詈词、脏话，但根据当时的语境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却存在着詈词氛围。例如，牛似道因贪赃枉法、纵子行凶被其他官员举报后，清廷派钦差到牛府捉拿凶犯并抄家，当清廷官员读完圣旨的处置决议后，要捉拿牛似道的两个儿子却不见其踪影时问道：

“Where are your sons?”the official demanded.

“They are inside，awaiting your orders，sir”，babbled New，his voice shaking.

（Lin Yutang，1939：356）

三个译本分别为：

郑译：

“你的儿子在哪儿？”那钦差厉声发问。

“他们都在里边，等候阁下的命令，老爷。”牛思道嗫嚅的说，声浪断续的发抖。（郑陀、应元杰，2010：398）

张译：

侍卫喝问道：“你儿子在哪 儿？”

牛大人结结巴巴地说：“老爷，他们在里头，静听老爷吩咐。”（张振玉，2009：254）

郁译：

“你那两个孽子呢？”头目喝问 道。

“在里室听命。”牛似道结结巴巴地回答。（郁飞，1994：332）（黑体为笔者所加）

显然，三个译本中郁飞译文最地道，对游手好闲、为非作歹的犯人之子称为“孽子”，还原了一位中国清朝官员奉命捉拿犯人时对犯人说话的气势，颇符合其身份与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且该官员的声音、形貌及其那种神圣不可冒犯的神态跃然纸上。因此，用词“孽子”翻译原文的“son”，取得了很好的修辞效果。相比之下，郑译“你的儿子”，用词平淡并带有欧化痕迹。张译“你儿子”虽无欧化倾向但失之平淡，了无生气，同时也无法复原中国官僚文化的特征和中国官员的神 气。

对于小说中出现的骂人用语，本文进行了大体统计，列表详见附录8：Moment in Peking中的詈词和脏话翻译对照表。

4.外来词语的翻译策略

特定民族的语言拥有用以表达本民族事物以及思想的特定的词汇，但是由于语言的相通性，在民族的相互交往中，不同的民族语言之间可以借用彼此的词汇。随着人类交际活动的日益广泛和多样化，外语词语在某些交际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并具有重要的修辞价值。在交际过程中一些具有异域色彩或洋味儿的外语词汇，可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表现力，使得语言表达更加活泼多姿。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借用的外来词语，作者一般都用斜体字表示，对此本文统计如 下：

表8　外来词语与汉译体现

作者借用的外来词语中主要是来自法语和日语的词汇，例如，“La Jeunesse”就是法语单词，日语色彩的词汇“yoko”、“jintan”根据相应日语词汇的发音音译为英文。但是在翻译成汉语后，这些外来词汇并无保留，三个译本均采用意译方式。这样似乎造成中文译本失去了本应具有的一点异域色彩，其修辞功能相应也丧失掉，成为翻译的一种遗憾。

颇有意思的是对法文词汇“brassières （655）/ brassière（664）的翻译。这个词在小说中共出现两次，叙说当时的摩登女郎开始穿戴西方的时尚衣装，以及木兰也紧跟时尚潮流。对这样一个专有名词的翻译，三个译本的翻译策略差异较大。郑译本和郁飞译本作为大陆译本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在其第一次出现时都对这种服装极力进行阐释，使中国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或许这种翻译策略与当时中国对外界不够了解有关，即，20世纪40年代国内读者对这一外来新鲜事物没有概念，或者由于90年代初中国仍然不够开放。而张译本则直接译为专有名词“奶罩”并未加以解释，或许当时的台湾与西方接轨的程度比起大陆来强一些，读者能够很好地理解而无需解释。但这个法语词汇第二次出现时，三位译者都不约而同地译为专有名词。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有明确的读者意识。

三、双关语取名与译本再现

关于人名双关语的这一重要的修辞手段在小说中的运用，浦安迪在其《中国叙事学》中分析奇书文体的修辞特色时曾有详细的论述。他运用的修辞概念，是广义而言，“指的是作者如何运用一整套技巧，来调整和限定他与读者、与小说内容之间的三角关系”（浦安迪，1996：102）。他举例《金瓶梅》中的人物“瓶儿”中的“瓶”字，似乎暗指她那“敢怒不敢言”饮吞感情的克己性格；西门庆的酒友吴典恩（“无点恩”）和常时节（“常时借”）的姓名也是基于惯用的双关语意（同上，104）。又如《水浒传》中的主要谋士吴用，即“无用”的谐音，这一人物的命名也极具反讽意味。而《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宝玉、黛玉、宝钗的名字已经暗含了“木石盟”与“金玉缘”之争。这种修辞手段在浦安迪界定的明清六大奇书文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人名是一种社会符号，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蕴含着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又体现着明确的性别意识，同时也具有社会的交际功能。文学作品中的人名是作家精心选择与设计的结果，而并非随心所欲，信手杜撰。它不只是一个符号命名，更多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或人生理想，寄托作者的某种愿望。有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命名可以起着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预示人物的命运与结局，或者揭示人生哲理的作用。在文学创作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再试举几例，在小说《红楼梦》中，作者用谐音精心设计各种人物的命名，贾雨村（假语存），甄士隐（真事隐），贾宝玉（假宝玉），甄宝玉（真宝玉），甄英莲（真应怜），贾家的四位小姐“元、迎、探、惜”春，连在一起便是“原应叹息”。这些人物寓意于名，音意结合，或体现了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或反映了作者对于他们的同情，寄托了作者的爱憎情感。在翻译成英语时，《红楼梦》中的这些人物命名都采用音译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失掉了人物命名本身带有的深刻的寓意和文化内涵，使得译文读者不可能获得与原语读者一样多的语义信息和艺术享受。这是由于中英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产生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设置的人物命名，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果，如姚木兰，是作者极为看重和喜爱也令读者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她的名字来源于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英豪大方，巾帼不让须眉。古代的花木兰在匈奴入侵时代父从军，姚木兰则是在日本入侵的时代背景下支持抗战。因为日本的入侵与迫害，使得木兰最终成为勇敢、坚强的抗日民众的一分子，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儿子的抗战。姚木兰面貌秀丽、灿烂爽朗、灵慧深情、才思隽秀。她既会唱京戏也会吹哨，而且还收集古董并懂得鉴赏，对甲骨文有着浓厚的兴趣。她的字也像男孩子写出的字，刚劲有力。作者刻画的这些性格特点，从姚木兰的名字上也能体现出一些。但是“木兰”这一人物命名的典故来历及其含义，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是很难理解和体会到的，这或许是异语写作中由于语言能指和文化所指错位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局限。但也有补救的措施，那就是对于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中国事物，作者可以费一番笔墨进行文内解释介绍。但是，这种方法在文学艺术作品比如在小说作品中，势必会影响叙事的进程，影响艺术效果的传达，这是从作品的纯粹艺术性上来讲。

Moment in Peking中人物命名一般都有含义，如曾家子女的名字，作者在小说中借木兰之口都有交代：

...Pingya meant “Peaceful Asia”； Chinya，“Skirting around （that is，embracing）Asia”； Ailien，“Loving Lotus”； and Lilien “Beautiful Lotus.”（Lin Yutang，1939：379）

对以上姓名，三个译本中除了爱莲（Ailien）、丽莲（Lilien）翻译的一致之外，其他两个名字Pingya和Chinya的翻译存在些许差异，郑译、张译和郁译分别是：彬亚/平亚/平亚、襟亚/经亚/襟亚。造成差异的原因是，拼音及其还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中文的同音字太多，而且作者使用的威妥玛拼音，与现代汉语拼音还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还原时各人的译名必然会难以统一。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参照林语堂曾注解的小说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可惜这些寄给郁达夫的注解至今仍然不知去向。既然如此，以下翻译策略或许提供一些思 路：

中国人物命名被译回中文，即返回到中国文化应该依附的语言载体时，应当还原作者人物命名与设计的初衷，向中国读者传达每个人名背后的深刻寓意和文化内涵，使读者从人物命名上获得应该获得的语义信息和艺术享受，进而领会作者的苦心造诣。对于Moment in Peking中的人物命名，返回中文时，可根据每个人名拼音的发音以及作者描述的含义还原成中文。对于那些英语意译的人名，可参照其含义及作者在行文中赋予该人物的特征，以及参照中国民族文化命名的心理特征进行还原。因此小说中人物命名的还原，可操作性还是较强的。

四、色彩修辞与翻译还原

颜色词是对绚丽多彩的自然事物进行描述的语言，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有一套描述客观世界多姿多彩的颜色词汇。这些颜色词除了客观描述事物的色彩之外，还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和文化内涵，是每一民族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颜色词与一个民族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密切相关，反映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过程，也体现该民族的文化传统。

由于人类的认知具有共性，不同民族的语言使用者在使用颜色词上同样具有相似性，比如，对于基本颜色词如红色、黑色、白色等的界定与认知。但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不同民族语言中的颜色词的数量、名称和文化内涵又各不相同。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柏林（Berlin）和语言学家凯（Kay）的研究，英语中基本的颜色词汇共有十一个：black，white，red，green，yellow，blue，purple，pink，orange，grey，brown，恰好与汉语成语“五颜六色”相吻合。而菲律宾的Hanunoo语中，只有白、黑、红、绿四个表示颜色的基本词汇，新几内亚的Jale语中只有黑、白两个颜色词。相比之下，汉语中的颜色词汇非常丰富，和称谓语一样种类繁多，而且大多数以修辞化的方式生成。如：

绿色系列：葱绿　湖绿　草绿　军绿　墨绿　苹果绿　橄榄绿

蓝色系列：蔚蓝　天蓝　瓦蓝　湖蓝　海蓝　宝石蓝　孔雀蓝

红色系列：土红　火红　梅红　杏红　桃红　橙红　枣红　品红

　　　　　猩红　血红　肉红　铁锈红　石榴红　玫瑰红

黄色系列：金黄　鹅黄　牙黄　土黄　橙黄　橘黄　乳黄　杏黄

　　　　　米黄　蜡黄

青色系列：藏青　豆青　石青　雪青　天青

紫色系列：玫瑰紫　葡萄紫

灰色系列：铁灰　烟灰　瓦灰　芝麻灰

白色系列：月白　雪白　银白　乳白（谭学纯，朱玲，2009：217—218）

由此可见，汉语颜色词种类繁多，大多以修辞化的方式生成，如葱绿、玫瑰紫等。这样，汉语对于大自然、人和事物的描写更加形象和逼真，汉语语言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然而，当不同语言之间的颜色词进行转换时则会出现困难。例如，中英语之间，由于汉语表色符号系统大且完备，汉语中的颜色词汇比英语中多，从而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反之，英语中的颜色词译成汉语时就有多种形式对应，这样就带来了颜色词翻译的困难。

在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出现颜色词，虽然这些描述中国事物的英文颜色词比较单一，但是在转换成汉语时却有一定的麻烦。因为汉语颜色词汇丰富，数量较多，究竟用哪一个汉语颜色词来表达只能取决于译者的理解。对于小说第一到第二十一章中出现的描述中国事物的颜色词及其对应的三种译文，笔者进行了统计，列表如下：

表9　颜色词的翻译还原（1—21章）

在上表中，英语颜色词的汉语译文基本一致，都属于一个色系，但是还是存在着差异。例如，“duck’s-egg green”不管是翻译成“鸭蛋绿色”、“蛋青色”还是“鸭蛋青色”，人们的头脑中都会出现鸭蛋的颜色，这三个译文基本上差异不大，只是人们的语言习惯问题。实际上，“duck’s-egg green”本身更多具有汉语的语言习惯。然而，“pink”一词，分别译为“红”、“桃色”、“粉红”，这三个颜色词所描述的颜色差异就比较大。

汉语颜色词汇本身不仅常以修辞化的方式生成，而且本身还具有其他修辞效果。也就是说，它们不仅可以表征某种特定物质的颜色，而且具有其他的联想意义和引申意义。因为颜色词有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和明显的民族特点，不同民族对同一颜色词所赋予的联想义和引申义不同。例如，“红色”在汉语中是一个褒义色彩很强的颜色词，象征着吉祥、喜庆、欢乐、热情。然而，在英语中常作贬义，带有残忍、血腥、灾难等意味。此时的颜色词已不再表示客观物质的颜色，而是变成了带有本民族文化特点和情感色彩的象征义，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民族心理，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这种情况下的颜色词修辞性更加明显。在Moment in Peking中也存在很多颜色词，面对中英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差异，作者将如何处理呢？以“红色”为 例：

The idea now however，was to make as great a change of atmosphere in the sickroom as possible，showing everywhere the red color of happiness to drive away any lurking evil air.（Lin Yutang，1939：141）

三个译本分别如下：

郑译：

意思是要在可能范围内把病室的空气更换一下，到处显着快乐的红色以便驱除潜伏着的恶魔。（郑陀、应元杰，2010：158）

张译：

现在尤其是为了使病房气象一新，处处都是喜气洋洋的红颜色，要驱除一切不祥之气。（张振玉，2009：108）

郁译：

现在的用意是尽可能使病人房间里的气氛焕然一新，处处都要有红色的喜气来驱除潜伏的邪气。（郁飞，1994：135）（以上黑体部分为笔者所加）

汉语中的“红色”与英语中的“red”，由于中美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差异，这两个词的表层意思相同，但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差异很大。所以，为了避免英美读者的理解偏差，林语堂在“red”一词最初出现时特意加上一个限定词“happiness”，把汉语中“红色”一词的基本文化内涵传达出来。而三个译本都照原文译出，但其中翻译的最流畅、最符合汉语习惯的则是郁译。

五、战争修辞话语

战争修辞话语，指的是对战争或者战争场面以及对侵略者和战争英雄的描写，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态度和认识、对侵略者的憎恨、对英雄的崇敬以及对人民的同情等。这些话语通常饱含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因而带有很强的修辞特征。既然Moment in Peking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反映抗战主题，那么对中日战争的背景与场面就会有描写，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态度肯定会有所交代或反映。这部写于中国战争年代、以中日战争为背景并向西方宣传中国抗战的英文小说，它是如何设计战争场面与反映中国人民对于战争的态度的呢？

林语堂对于战争场面和战事进程的描写与交代，安插在家庭叙事的进程之中，主要还是为整个小说情节进程的需要而安排的，同时实现其向西方人宣传抗日的目的，以博得国际的同情与支持。林语堂通过对战争场面与战争暴力的描写激起读者的愤慨与同情。战争是生命的对抗，是残酷的。传统的战争是肉躯的博弈，战争修辞体现了对于生命的书写兴趣。例如，对于日本人制造的济南惨案的叙述，是在曾太太去世后需要将其运回山东老家安葬，却因日军占领胶济铁路而无法移灵归葬安插进来的。作者叙述了日军的暴行，兹引录如 下：

Twice they bombed the native city of the Tsengs，and in their worstbombing，at Tsinan，3，625 civilians were killed，and the damage to property was estimated by official reports as twenty-six million dollars.In addition，918 Kuomintang members were arrested and imprisoned，and Japanese soldiers and sailors gouged out the eyes and cut off the nose and ears of Tsai Kungshih of the army，and then murdered him and his associates in his office.This was known as the “Tsinan Accident，”and Japan’s violation of the Nine-Power Treaty called forth a proposal from America for mediation，which was opposed by the Japanese.

This savagery was followed on June 4，by the bombing of the car of the Manchurian world，Chang Tsolin，by a powerful electricity ignited bomb placed under a railway crossing at which Japanese sentries were constantly on duty.Chang and several of his generals were killed.

And this lawlessness stirred up national indignation and an anti-Japanese boycott ...（Lin Yutang，1939：666—667）

此处通过对济南惨案和张作霖被炸事件的描述，反映了日军的残忍，最后一句用一个词“lawlessness”进行总结，三个译文分别为：不法的行为（郑译）、非法行为（张译）、无法无天的暴行（郁译）。其中，郁译“无法无天的暴行”更能贴切地反映日军的残酷，更能体现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与仇视的心情。相比之下，其修辞效果要明显好过其他两种译文。再如：

After taking Manchuria，annexing Jehol，pushing quietly into Chahar，and creating the East Hopei Regime，the Japanese now wanted to detach the “five northern province”，and they thought China would give the territory to them.The Chinese hated the Japanese，but the Japanese loved China’s territory，andthe more the Japanese loved our land，the more bitter was the Chinese hatred.（ibid：740）

郑译：略去未译

张译：

日本占了东三省之后，侵占了热河，悄悄地进入了察哈尔，创造出冀东伪防共政府，现在日本想使北方五省与中央脱离，他们以为中国会把这片领土送给他们的。中国人恨死了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却爱煞了中国的领土。日本人越喜爱中国的领土，中国人越仇视日本人。（张振玉，2009：524—525）

郁译：

日本占领了东北，侵占了热河，悄悄进入了察哈尔，制造冀东伪政权，现在又要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了。他们以为中国会拱手相让这片领土。中国人痛恨日本人，日本可垂涎中国的土地。日本人越觊觎我国的领土，中国人便越加痛恨他们。（郁飞，1994：701）

这是小说第四十三章中的几句话。作者在这一章开篇就介绍“卢沟桥事变”并分析中日战争爆发的不可避免性，这是日本蓄谋已久的结果。从日本占领东三省开始，便不断一步步地侵占中国的领土。引文中最后一句话，作者以中国人的身份，评论日本的贪婪与盲目乐观和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虽然用词简单，如“give”，“hate”，“love”，“our land”，“hatred”等，却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作者简洁的语言风格，但是在汉译时却应表达出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色彩。郑陀、应元杰译本迫于当时孤岛上海的战争形势此处省去未译。张振玉分别把这几个词译为“送给、恨死、爱煞（喜爱）、中国的领土、仇视”，郁飞则分别译为“拱手相让、痛恨、垂涎（觊觎）、我国的领土，痛恨”。郁译用“垂涎”、“觊觎”翻译原文中的“love”，带有极强的贬义色彩，修辞色彩很浓。虽然原文的“love”字面意义一般，但郁飞却译出了该词在原文中的深层含义。相形之下，张振玉的“爱煞”、“喜爱”翻译“love”一词似乎用词有些平淡，无法体现作者的强烈感情。郁飞的译文 “他们以为中国会拱手相让这片领土。中国人痛恨日本人，日本可垂涎中国的土地。日本人越觊觎我国的领土，中国人便越加痛恨他们”，更能体现出作者极力表现日本人的傲慢、贪婪、无耻与中国人对日本的痛恨和反抗到底的决心。

以上只是战争修辞话语的字句修辞方面，文本修辞也是战争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修辞策略，主人公阶级觉悟的自我转型有两种叙事模式：“自发—自觉”模式^[2]，这种模式是最切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修辞策略，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姚木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第二种是“原过—改过”模式，如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的牛素云。木兰个人阶级觉悟的提高，民族意识的强化，从个人复仇向民族复仇的提升，在小说水乳交融的叙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军事思想和普遍观念，如“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必胜”之类的战争修辞话语，在Moment in Peking中也是极力加以宣传，以增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为中国的积极抗战鼓劲。

小说中的文本修辞以木兰民族意识的增强为例。木兰从在杭州郊区躲避战乱，阻止儿子参军抗战，到迫于抗战形势的严峻向中国西部迁移。在迁移的途中，木兰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并发生很大的转变。从自发的个人复仇，如为曼娘的惨死而反抗，到她本人整个民族意识的提升，融入到抗击日本的大潮当中，在叙事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尤其在小说的最后，木兰的这种民族意识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揭示了林语堂宣传的主流意识形态：“人心所向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以及“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念。具体到小说中的语言文字，以下段落可以说明：

She had a sense of her nation such as she had never had so vividly before，of a people united by a common loyalty and，through fleeing from a common enemy，still a people whose patience and strength were like the ten-thousand-li Great Wall，and as enduring....Such was the triumph of the human spirit.There was no catastrophe so great that the spirit could not rise above it and，out of its very magnitude，transform it into something great and glorious.（Lin Yutang，1939：814）

郑译：

她又引起了一种对于本国的感觉，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这样生动的；她又感觉到一个被共同的忠诚所维系的民族，而且这个民族因为是在抵御一种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们的耐心或精力如同一座万里长城那样的有力和持久。……这就是人们的精神的胜利。他们也不觉得有一种太过严重的灾难，使他们的精神不能越过它，而使它变成了一些伟大的和光荣的行为。（郑陀、应元杰，2010：995）

张 译：

她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得这么清楚，这么真实；她感觉到一个民族，由于一个共同的爱国的热情而结合，由于逃离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跋涉万里；她更感觉到一个民族，其耐心，其力量，其深厚的耐心，其雄伟的力量，就如同万里长城一样，也像万里长城之经历千年万载而不朽。……这就是人类精神的胜利。再大的灾难，人的精神都能克服，能超而上之，由于精神的坚强弘毅，能改变而成为伟大荣耀，光辉万丈。（张振玉，2009：575）

郁 译：

国家在她意识里从没有这么鲜明生动过，民族也是。这个民族已由一种共同的忠诚心团结起来了。虽然正在逃离共同的敌人，仍是一个其耐力和伟力有如万里长城的民族，也必将同长城一样长存。……这就是人心的胜利。灾难再重也超越不过人心。人心的博大深厚能把灾难化为伟大光荣的功业。（郁飞，1994：774；775）

以上三种译文，郑、张、郁译从字数上分别为156、188、128个字，而原文仅有83个词，所以郁译在三种译文中最简洁，与原文简洁的文风一致。从流畅性上来讲，在三种译文中郑译最差。郑译拘泥于原文的句式结构，很难摆脱之。从汉语的表达习惯上来看，郁译似乎更像是用汉语写作。尤其是原文中的“human spirit”，只有郁飞翻译成“人心”，而其他两个译文分别为“人们的精神”“人类的精神”。实际上，汉语中人们常说“人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郁飞选词“人心”简洁明了，更符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战争修辞话语，即“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念。

六、男性话语对女性的修辞^[3]

随着母系社会秩序的瓦解，中国进入父系秩序的男权社会，男性掌控着话语权，使女性成为被言说对象。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一直占据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男性按照自己审美品位和审美体验塑造着女性形象，并形成一系列对女性的修辞话语。例如，“玉楼”、“瓦舍”旧时同为妓院的修辞代码，“从《诗经》开始，‘弄瓦’就被用作生女儿的修辞代码，多生女儿的母亲，也因此有了‘瓦窑’的讥称”（谭学纯、朱玲，2009：122）。再如，现代社会中“女强人”、“女博士”等修辞命名的出现，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的“另类”，是一种变了“味道”的称谓。其根源在于男女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或者说是男尊女卑的心理在作怪，因为“女强人”、“女博士”的能力、知识、智慧给男性带来压力与挑战。男性社会中男性话语的霸权地位，从下面一段话很好地体现出来：

“在以男性为主角的社会秩序中，艺术创造的主体是男性，男性创造了女性形象，设定了女性价值，以及表现女性形象、体现女性价值的话语，其间纵或夹杂着女性微弱的声音，也是对男性话语的摹拟、对男性审美标准的认同，女性的自我承认往往要通过男性的承认来实现，女性的价值往往要交付男性评判，既然女性所进入的，是男性文化为她们预设的‘他者’秩序，这就意味着女性不得不委屈地借用男性话语而‘在场’，意味着女性无法摆脱男性话语为自己命名。”（谭学纯、朱玲，2009：122—123）

经历过激烈社会变动的林语堂，虽然从小接受西洋文化和教育，但其骨髓中还是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和中国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期待和审美需求。也就是说，林语堂对女性的态度是较为复杂或者矛盾的，一方面要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又要有西方女性良好的教育背景与独立自强，这从其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行文中对女性的话语修辞上可以看出。例如，在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从作者对裹脚和纳妾的描写上，可以体会到作者作为中国男性的审美关照和价值观念。其中对中国女人裹的小脚的描写可谓精致，作者对小脚之美表现出欣赏和赞美，而这又是中国男性的审美标准和需求。不仅如此，作者对小说女性人物的描写也是从男性欣赏的审美角度描写，表现出在男性话语霸权里，对女性的身体修辞。例如，小说对曾文仆的姨太太桂姐，从其脚着弓鞋到身段的描写：

The effect of the bow shoes in which a woman walked essentially on herhigh heels was exactly like that of Western high-heeled shoes，which change the walking gait，throwing the hips backward and making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a woman wearing them to assume any but an erect position，or to walk slovenly as in low-heeled shoes.Cassia was rather tall，with a good head and neck，the line of her body gradually flowing out until below the waist it tapered in，with the round，carefully balanced trousers，and ending at the two small tips of the slightly upturned shoes—like a perfectly proportioned vase that one can examine for days and feel its perfection without being able to tell why it is perfect.A pair of big unbound feet would have completely ruined this harmony of line.（Lin Yutang，1939：46）

为节省篇幅，此处只给出张振玉的译文：

女人穿上弓鞋走起来，主要是在两个高出的后跟上，所以完全与西洋的高跟鞋效果相似。女人穿上高跟鞋，走起来步态就变了，臀部向后突出，要想不直立，决不可能，若想象穿平底鞋时那样懒散萎靡邋遢的样子，决办不到。桂姐真是够高的，头和脖子都好看，上半身的轮廓成流线形，丰满充盈，至腰部以下，再以圆而均衡对称的裤子渐渐尖细下去，而终止于微微上翻的凤头鞋的尖端——看来正像一个比例和谐的花瓶儿，连日观之不厌，但觉其尽善尽美，何以如此之美，却难以言喻。一双不裹起来的大脚，把线条和谐则破坏无余了。（张振玉译，2009：43）

此处的译文很准确、贴切地传达出原文对女性的修辞性描写。译者作为男性可以很好地体会出作者林语堂的审美趣味，若没有作为男性的相同的审美体验很难传神地传译出原文的神韵。而且，这种对中国传统女性身体外貌的描写，回归到汉语语言形态，更加生动地体现出男性眼中的女性之美，语言之流畅仿佛是汉语写作。作者对女性的比喻修辞如“vase”（花瓶）也是汉语中本来就有的，但是在汉语中把女人比作花瓶却是含有贬义，喻指那些徒有美丽外表但无学识之人。

除了男性话语对女性的身体修辞之外，作者还不时地流露出男性对女性的价值标准与要求，例如：

“To yield，to yield”must be the girl’s attitude； to be sober and not expect too much from life，always to expect men to have more freedom and to indulge in mischief.（Lin Yutang，1942：75）

郑译：

女子的态度一定要柔顺服从；要稳重谨饬，不可对人生期望太奢，时常容让男子享受较大的自由，施展放任的行为。（郑陀、应元杰译，2010：86）

张译：

女孩子的态度应当是忍让，是稳重，在生活上不要太贪求，要听从男人享有较多的自由，由他荒唐胡闹。（张振玉译，2009：63）

郁译：

女孩的态度必须是“一忍再忍”；要克制，对人生不抱什么奢望，永远让男子享有更多的自由，由他们胡闹去。（郁飞译，1994：75）

此处是作者或叙述者发出的评论，明显是男性强加于女性的价值标准，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对传统贤淑女性的要求。作者及其译者同为中国男性，对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不平等社会地位有着相同的体会与感受。因此，原文及其三个译文都很好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与要求，可以说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