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修辞学中的受众研究

受众研究源自古典修辞学。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Plato指出“修辞学家应该使演讲适应听众的特点，因为话语所要影响的目标是心灵。他应该对话语和心灵以及对心灵产生影响的不同方式分别进行分类，对每一种情形进行解释，并提出适合不同心灵的演讲类型。因此，一种听者将会容易被某一种的演讲所说服，去为了某种理由去采取某种行动，而同样的演讲对另一种听者就很难产生影响”(转引自胡曙中，1999：22)。

Aristotle也非常注重对受众的研究，在《修辞和诗学》(Rhetoricand Poetics)中，他认为成功的修辞者必须非常了解听众的特点，这样才能在不同的修辞情境中接近并说服他们。他将劝说分为三类：理性诉诸(logos)、情感诉诸(pathos)和人格诉诸(ethos)，其中情感诉诸就是通过使受众进入某一情感状态来达到说服的目的。Aristotle认为，“当人们处于不同情绪，比如说感到悲哀或欢欣，友善或敌意，他们对同一件事作出的判断并不一样”。“当人们友善温和时，他们想同一件事情；而当他们生气或有敌意时，他们想的要么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要么就是看待同一件事情的强度不同”。也就是说，“当他们对所要评判的人友善时，他们会认为他几乎没有做错什么；而当有敌意时，情况则完全相反。同样，当他们迫切期待或希望一件愉快的事情发生时，他们认为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并给他们带来好处；而如果他们并不在意或感到恼怒时，他们则不这样认为”。Aristotle认为我们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每一个情感进行分析才能到达说服的目的：①有这种情感的人的心态；②这个人是谁?他的情感因谁而起?③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同时，Aristotle对不同的六类人的不同性格进行分析，如年轻人、老年人、中年人、出身高贵之人、有钱人和有权有势之人。他是这样分析年轻人的：“年轻人具有强烈的情感，并想不加区别地去满足它们；……他们的欲望非常强烈，但并不持久；……他们脾气暴躁、性子很急，一触即发；……他们喜欢荣誉，但更喜欢胜利；……他们容易看到积极的一面；……容易轻信他人；……”(1954：1356a， 1378a，1389a)。由此可见，Aristotle对于受众的研究主要是从心理层面进行分析，“是西方智力史上最早出现的对人类心理的系统描述”(刘亚猛，2008：58)。

Plato和Aristotle都注意到了听众对于演讲成败的决定作用，但他们眼中的听众是一个相对静止的概念，是已知的，真实的，也是被动的聆听者。Aristotle之所以不把听众按性格分类，是因为在他看来，修辞研究如果要成为一门学问，必须基于普适考量。此外，在古希腊，修辞活动主要是面对面的演讲，听众是已知的、明确的，在演讲过程中，修辞者将他们所知道的知识单向地传递给听众，听众的范围也是局限在有知识的人群，因此，没有必要对听众做过多的研究。

不过，关于普适受众的概念在Aristotle之后受到了质疑。随着修辞学越来越朝着认识论和心理学的方向发展，受众这一主体在18世纪逐渐受到重视。Augustine将风格分为低、中、高三类，指出低风格(缓和的风格)适合教授，因为它诉诸理解；中风格(较为强烈的风格)适合用来与受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它诉诸意愿或自愿；高风格(强烈的风格)适合激发受众采取行动，因为它诉诸受众的顺从(Willard et al.，1990：46)。Francis Bacon将受众分为两类：没有专业知识的和有专业知识的。George Campbell也许是第一位强调受众在话语构建中的作用的，他在《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一书中将受众分为“作为人类整体的听者(the Hearers as Men in General)”和“作为人类个体的听者(the Hearers，as such Men in particular)”。他研究人类思维本体，同时也关注个体差异。Campbell将演讲根据演讲者想要在受众身上产生的影响分为“启发理解型(to enlighten the understanding)、取悦想象型(to please the imagination)、感动激情型(to move the passions)、影响意愿型(to influence the will)”(1963：li.)。虽然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分类很不成熟，但他的理论使得之后的修辞学家们开始把关注点投向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