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修辞学和长篇小说

“杂语喧哗”的世界

巴赫金

巴赫金（M.M. Bakhtin，1895—1975），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符号学家。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前期著作有《艺术与责任》、《语言创作的方法问题》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是他的力作，去世后出版了论文集《美学和文学问题》和《语言创作美学》。其思想影响了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发展。近年来，他的一系列关于语言、话语、文学等思想重新受到重视。

本文的主旨，在于克服文学语言研究中抽象的“形式主义”同抽象的“思想派”的脱节。形式和内容在语言中得到统一，而这个语言应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所活动的一切方面，它的一切成素，从声音形象直至极为抽象的意义层次，都是社会性的。

这样的主旨，决定了我们把重点放在“体裁修辞学”上。风格和语言脱离了体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主要研究个人和流派的风格，而风格的社会基调却为人们所忽视。随着体裁命运的变化而来的文学语言重大历史变故，被艺术家个人和流派的细小修辞差异所遮掩。因此，修辞学对自己要研究的课题，失去了真正哲理的和社会的角度，淹没在修辞的细微末节之中，不能透过个人和流派的演变感觉到文学语言重大的不关系个人名字的变化。在大多的情况下，修辞学只是书房技巧的修辞学，忽略艺术家书房以外的语言的社会生活，如广场大街、城市乡村、各种社会集团、各代人和不同时代的语言的生活。修辞学接触的不是活的语言，而是语言的生理上的组织标本，是服务于艺术家个人技巧的语言学上抽象的语言。但即使是风格中这些个人和流派的色调，由于脱离了语言发展中基本的社会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只会得到浮浅而空洞的解释，不能摆在同作品意义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中加以研究。

直到二十世纪以前，人们一直没有能从承认小说（艺术散文）语言的修辞特点出发来明确提出小说修辞的问题。

在很长的时间里，长篇小说只是抽象的思想分析的对象和报章评论的对象。具体的修辞问题或者完全回避不谈，或者附带地毫无根据地分析两句，如把艺术散文的语言解释为狭义的诗语，而后不加区分地用上几个传统修辞学（其基础是语义辞格的理论）的范畴，要么干脆说几句评价语言的空话——“富于表现力”、“形象生动”、“有力的语言”、“语言明快”，如此等等，却不给这些概念以任何确定的和深思熟虑的修辞含义。

上个世纪末，一反抽象的思想分析，对散文艺术技巧的具体问题，对长短篇小说的技术问题，兴趣开始浓厚起来。但在修辞问题上，情况依然故我：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布局（广义的解释）问题上。同过去一样，对长篇小说（还有短篇小说）中语言的修辞特点，既缺乏原则的研究角度，同时也缺乏具体的研究角度（二者不可分离）；依照传统修辞学的精神对语言作出一些偶然的观察评价，这种方法仍继续占着统治地位，而类似的观察评价是完全不能触及艺术散文的真正本质的。

……

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研究者在其中常常遇到几种性质不同的修辞统一体，后者有时分属于不同的语言层次，各自服从不同的修辞规律。

下面是几种基本的布局修辞类型，整个一部长篇小说通常就可分解为这些类型。

（1）作者直接的文学叙述（包括所有各种各样的类别）；

（2）对各种日常口语叙述的模拟（故事体）；

（3）对各种半规范（笔语）性日常叙述（书信、日记等）的模拟；

（4）各种规范的但非艺术性的作者话语（道德的和哲理的话语、科学论述、演讲申说、民俗描写、简要通知等等）；

（5）主人公带有修辞个性的话语。

这些性质迥异的修辞统一体进入长篇小说中，结合而成完美的艺术体系，服从于最高的修辞整体；而这个整体绝不等同于其中所属的任何一种修辞统一体。

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修辞特点，恰恰在于组合了这些从属的但相对独立的统一体（有时甚至是不同民族语言的统一体），使它们构成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小说的风格，在于不同风格的结合；小说的语言，是不同的“语言”组合的体系。小说语言中每一个分解出来的因素，都是在极大程度上受这一因素直接从属的那个修辞统一体所左右，如主人公独具个性的语言，如叙述人的生活故事，如书信等等。这个关系最近的修辞统一体，决定着每一因素（词汇、语义、句法等因素）的语言和修辞面貌。与此同时，这一因素又同自己最亲近的修辞统一体一起，参加到整体的风格中，本身带有该整体的色调，又参与形成和提示整体统一的文意。

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1]，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统一的民族语内部，分解成各种社会方言、各类集团的表达习惯、职业行话、各种文体的语言、各代人各种年龄的语言、各种流派的语言、权威人物的语言、各种团体的语言和一时摩登的语言、一日甚至一时的社会政治语言（每日都会有自己的口号，自己的语汇，自己的侧重）。每种语言在其历史存在中此时此刻的这种内在分野，就是小说这一体裁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为小说正是通过社会性杂语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来驾驭自己所有的题材、自己所描绘和表现的整个实物和文意世界。作者语言、叙述人语言、穿插的文体、人物语言——这都只不过是杂语借以进入小说的一些基本的布局结构统一体。其中每一个统一体都允许有多种社会的声音，而不同社会声音之间会有多种联系和关系（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话的联系和关系）。不同话语和不同语言之间存在这类特殊的联系和关系，主题通过不同语言和话语得以展开，主题可分解为社会杂语的涓涓细流，主题的对话化——这些便是小说修辞的基本特点。

……

长篇小说是一种艺术体裁。长篇小说的语言是诗意的语言，不过现有的诗语观的确容纳不了它。这一诗语观，是以某些限制性前提为基础的。这个观点本身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从亚里士多德到我们今天），就是以某些“正式”体裁为目标的，是同语言生活思想生活特定的历史倾向相联系的。因此，有一系列的现象被置于这一观点的视野之外。

语言哲学、语言学和修辞学，都公认说话者同“自己”统一而又唯一的语言，保持着单纯和直接的关系，公认说话者是以普通的独白话语来现实这一语言。它们实际上只承认语言生活中的两极，两极之间排列着它们所能理解的一切语言现象和修辞现象；这两极就是一个统一语言的体系，以及用这一语言说话的个人。

不同流派的语言哲学、语言学和修辞学，在不同的时代（并同这些时代不同的具体诗作风格和思想风格紧密相联），都给“语言体系”、“独白话语”、“说话者个人”等概念增添了种种不同的意味，然而它们的基本内容一直是稳定不变的。决定了这个基本内容的，是欧洲各种语言特定的社会历史命运，是思想领域里文字著述的命运；还有这类文字著述在特定社会领域，在自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上，所要解决的那些特殊的历史任务。

正是上述的命运和任务，决定了思想领域文字著述的特定体裁类型，也决定了特定的语言思想领域的流派；最后还决定了特定的语言哲学观，具体说是构成所有修辞学流派基础的诗语哲学观。

思想著述的历史命运和任务，制约着基本的修辞范畴，这一点正是这些范畴的力量所在；但同时，这又是它们的局限所在。它们是受到特定社会集团语言和思想的作用，在这种历史的现实的作用之下而诞生和形成的；这些范畴是各社会集团语言创造力在理论上的表现。

这种力量，是使语言和思想的世界文化、人文学科的概括说法。идеолorия（思想，意识形态）在此文中应作“文化”解。——中译注" class="calibre10">^[2]统一起来、集中起来的力量。

“统一的语言”这一范畴，是语言的组合和集中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的表现；是语言的向心力的表现。统一的语言不是现成得到的，实际上倒向来是预设而应得的；而且在语言生活的每一环节上，它都同实际中的杂语现象相矛盾。但与此同时，统一的语言又是克服杂语现象的力量，是限定其范围的力量，是保证起码的相互理解的力量；它结晶为一个实际存在的统一体（尽管是相对的统一），这便是居主导地位的口头语言（生活语言）和标准语即“纯正的语言”两者的统一。

通用的统一的语言，是由各种语言规范构成的体系。但这些规范并不是抽象的规则，而是语言生活的创造力量，它克服杂语现象，把语言和观念的思维组合起来集中起来，在混杂的民族语当中创造一个坚固稳定的语言核心——即得到正式承认的规范语，或者维护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个规范语，使其免受不断发展的杂语现象的冲击。

我们这里指的，不是保证交际中达到起码理解的那个抽象的语言学上的起码的通用语，亦即不是最起码的形式（语言学符号）体系。我们所说的语言，不是抽象的语法范畴构成的体系，而是有思想内容的语言，是作为世界观的语言，甚至是作为具体意见的语言；它在一切思想领域里能保证达到起码的相互了解。所以说，统一的语言，体现了语言和思想的具体组合与集中的力量，而这一过程又是同社会政治文化的集中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奥古斯丁的诗学，中世纪教堂“统一的真理语言”的诗学，笛卡儿新古典主义诗学，莱布尼茨抽象的语法通用论（“通用语法”的思想），洪堡的具体观念论等等，尽管相互间有微妙的不同，却都表现出了社会语言和思想生活中的同一种向心的力量，服务于同一个任务——欧洲诸语言的集中和结合。一种主导语言（方言）战胜其他语言，排挤和役使其他语言，用真理的语言启蒙别人，使异乡人和社会底层接触文化和真理的统一语言，将各种思想体系程式化，语文学研究和教授死语（因而实际上也必是统一的语言），印欧语言学从众多语言上溯到统一的母语——所有上述的一切，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学术思想中决定了统一语这一范畴的内容和力量；又在受语言和思想领域里同一种向心力影响而形成的多数文学体裁中，决定了这一范畴的创造作用，它的构成风格的作用。

然而，体现为“统一语言”的语言生活里的向心力，是在实际上的杂语环境中起作用的。语言在其形成过程的每一时刻里，都不仅仅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里的方言（根据语言学的形式标志，主要是语音标志）；对我们更重要的，是还分解为不同社会意识的语言，即社会集团的语言、“职业语言”、“体裁语言”、几代人的语言，如此等等。从这个角度看，规范语本身也只是杂语中的一种，而且它自身又可分解为不同的语言（不同体裁、不同思潮的语言等）。这种实际上的分解和杂语现象，不仅仅是语言生活的静态状况，又是它的动态状况，因为语言只要生存着发展着，分解和杂语现象就会扩大、加深。与向心力同时，还有一股离心力在不断起作用；与语言思想的结合和集中的同时，还有一个四散和分离的过程在进行。

说话主体的每一具体表述^[3]，都是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施力点，集中和分散的进程，结合和分离的进程，相交在这话语中。话语足以配称语言，因为它是语言在个性言语中的体现，也足以配称杂语，因为它积极参与语言的混杂。每一话语积极参与现实的杂语现象，这一点便决定了话语的语言面目和风格，而且决定的程度不亚于它归属统一语言集中的规范体系这一事实。

每一表述都参与“统一的语言”（即向心力量和倾向），同时又参与社会的和历史的杂语现象（即四散的分解的力量）。

这是岁月的语言，时代的语言，社会集团的语言，体裁的语言，流派的语言，以及其他。对任何一个话语，都可以作出具体而详尽的分析，揭示出它是语言生活中两种对立倾向的尖锐的矛盾统一体。

表述的生存和形成的真正环境，是对话化了的杂语环境；这杂语作为语言，是没有姓名的社会性现象，而作为个人的表述，则是具体的、有充实内容的、有所强调的东西。

一些基本的文学体裁，是在语言和思想生活中的凝聚、集中、向心轨道上发展的；而长篇小说和相近的艺术散文体裁，历史上却是在分散、离心的轨道上形成的。在官方的上层社会和思想界里，当诗作正实现语言和思想世界在文化、民族、政治上的集中化任务时，在底层，在游艺场和集市的戏台上，人们却用杂语说着笑话，取笑一切“语言”和方言，发展着故事诗、笑谈、街头歌谣、谚语、趣闻等等。这里不存在任何的语言中心，这里诗人、学者、僧侣、骑士的“语言”得到生动的戏弄，这里所有的“语言”全是假面，没有无可怀疑的真人的语言面貌。

在这些俚俗体裁中组织起来的杂语，不仅仅单是不同于公认的规范语（连同它所有的体裁），亦即不单是不同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语言和思想生活里的语言核心。更有甚者，这个杂语是有意地同语言核心相对立才出现的。它是一种目的在于讥讽的模仿，是与当代各种官方语言针锋相对的东西。这是对话化了的杂语。

沿着语言生活里集中倾向的轨迹发展而诞生与形成的语言哲学、语言学和修辞学，忽视体现着语言生活离心力的这一对话化了的杂语。因此它们也就不可能理解语言的这样一种对话性：对话性是不同的社会语言观斗争的结果，而不是语言内部个人意向斗争的结果，或者逻辑矛盾的结果。其实，就连语言内部的对话（戏剧的、雄辩术的、认识性的、生活的），迄今为止也几乎还根本没有从语言学和修辞学角度加以研究。不妨直接地说，语言的对话因素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现象，直到现在仍然处于语言学的视野之外。

……

注释

[1]орraнизoвaнное разноречие是本文用来界定长篇小说的基本范畴，通译为“组织起来的杂语”或“有序杂语”。——中译注

[2]словесно-идеолоrнческий мир是作者对文化、人文学科的概括说法。идеолorия（思想，意识形态）在此文中应作“文化”解。——中译注

[3]原文为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如文中所述指“具体的言语”。在无须区分时，下文亦译作“话语”或“言语”，同样指与语言体系相对的具体的语言成品。——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