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时道，我的舅舅

柴时道先生对别人来说是可敬的美术老师，大家都尊称他为“柴老师”，但对我来说却是亲舅舅，只有我和弟弟可以亲昵地叫一声：“小娘舅。”

我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是小舅舅拍摄的，那是1937年冬天或1938年早春。我出生后刚满月，妈妈穿着缎子棉袍，坐在菜园暖烘烘的冬阳下，怀里抱着胖嘟嘟的我。我瞪着乌溜溜的双眼，面对这陌生的世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小舅舅给小时候的我的第一印象：年轻、潇洒、豁达，浓黑的长头发，戴一副玳瑁边眼镜，整天笑呵呵，常常爆发出爽朗的大笑。他本身就是一幅典型的知识分子肖像，只要人们提到老教师，我就马上会想到小舅舅。

我的小舅舅柴时道，一位不爱扬名的画家

孩提时，妈妈常带我去外公外婆家。我在外婆楼下的大房间草草问个安，吃点糖果糕点，就直冲上楼梯，跑进楼上小舅舅的书房。见他正在伏案泼墨挥毫，画稿不光满桌子都是，盈箧盈筐也全是画：燕子、公鸡、老鹰、山水、花卉……我觉得好看又好玩，往往会挑上一大摞带回家，糊风筝、做毛兔灯、折纸鸢。舅舅见我这“外甥皇帝”要，又不能不给。

我听妈妈说，小舅舅曾经在杭州学过美术，是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师范专业，毕业以后在杭州民众教育馆做过事。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回宁海，担任过溪下小学校务主任、遗惠小学美术教员。那时，我妈妈也在遗惠小学教书，还一度担任过教导主任。只是1937年与我爸爸结婚后，怀上了我，才离开教职。

我对小舅舅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参加他的婚礼。舅妈是家乡的美人儿，长得苗条娟秀，说话轻声细气，就像是从月份牌上的美人图中走出来的。她出身城东陈家的大户人家，是一位标准的大家闺秀。

婚礼办得非常隆重热闹。按家乡风俗，新房里的子孙桶（马桶）一定要外甥撒第一泡尿，才能早生贵子、多子多福。我是名正言顺的亲外甥，理应效劳。我就在新房的婚床边，掀开高脚的红漆子孙桶盖子，还意外得到一袋内装有红枣（早）、花生（生）、桂圆（贵）、莲子（子）的礼物。然后拉开了开裆裤，毫无顾忌地撒了一泡尿，尽显“外甥皇帝”的威风。

这下可不得了！一年后小舅妈就生下贵子谷香，而且接二连三：大香、小香、大宝、小宝，一生就是4个贵子，还有1个闺女。

1949年春天，我考进宁海中学春季班。下半年宁海解放，举行盛大的国庆游行，小舅舅就日夜赶着绘制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大幅画像。

我们都涌到大礼堂去看他赶绘，在蒙着白布的大画框上用炭笔先描绘出领袖脸部轮廓，再用油画颜料一层层涂抹。这一下我对小舅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光山水、花鸟等中国画绘得如此传神，连素描、油画等西洋画也技法精通，画得惟妙惟肖。

1951年冬天我宁中毕业，被保送到慈溪锦堂师范。发现不少教师宿舍里，都有炭笔的主人公速写肖像，署着“谷人”的炭笔签名。而且每幅人物肖像风格相似，亮部都用白粉笔擦几笔。

咦，谷人，不就是我小舅舅柴时道吗？我脱口叫了出来！

“是啊！柴时道当年是我们锦堂师范美术老师。”郑为前、杨文奎先生都这样回答我，“这是当年他为我画的头像。画得真好！”这样，我才正式了解小舅舅的前半生经历。

舅舅的国画作品

抗战开始后，杭州的机关、学校均内迁到浙西、浙南。小舅舅所在的民教馆内迁到兰溪女埠后停办。1939年，在著名教育家郭人全邀请下，小舅舅到浙江丽水碧湖社会教育实施区担任艺术指导员，主编《民众报》。1940年8月又被聘任为省立锦堂师范美术教员。

他先在锦师教了2年美术。1942年8月因宁海中学增设高中部，改名为宁海县立中学，特邀小舅舅回乡担任美术教员。就在这年冬天他结了婚，1944年还被聘任为宁海美术协会筹备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郭人全把锦堂师范作为地下党活动基地，为解放区培养与输送大批优秀人才，他又聘请小舅舅在1946年再次担任省立锦堂师范美术教员，并兼附设民众教育馆主任。这期间他培养了不少优秀美术人才，很多人成为解放区与解放后的宣传干部，有的还成为杰出的画家。

我在1986年应邀到慈溪参加锦堂师范成立七十周年校庆。在庆祝酒会上，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郭人全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回忆抗战时如何艰苦办校，坚持教学，把锦堂师范从慈溪东山头内迁到嵊县，再辗转东阳，然后到达抗战后方丽水碧湖。那情景真有点像电影《流亡大学》。郭校长越说越激昂：“那时，我聘请柴时道先生来教图画。他不计较条件艰苦和薪水低微，培育了艺术英才。”

坐在我旁边的“江南笛王”赵松庭、中国美院教授吴德隆、指墨画家白凡教授等听后都纷纷响应，热烈地谈起当年柴先生如何对他们热忱指导，使他们走上艺术之路的往事。当知道我就是柴先生的外甥，喝了点酒面孔通红通红的白凡教授竟激动得有些口吃：“我的指墨就是柴先生教的。宁海的徐抚九擅长指墨，所以潘天寿、柴先生都画指墨。我永远不会忘记柴先生啊，他对我……艺术上的帮助，真大真大……”

1991年10月，谷人画展在杭州举行。我和王家扬先生及舅舅下一代合影

吴德隆告诉我：柴先生擅长花鸟、山水，并善金石、书法、诗赋，诗书画印四艺俱能。他早年就读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时，就受到徐悲鸿的称赞，是当时学校里的高才生。潘天寿在20世纪30年代成立“白社”围画研究会，柴先生就是会员。舅舅和解放后西安美术学院院长刘蒙天是当年同门学子，这说明他当时已步入名家之列，只是后来回到家乡，从此同全国美术界疏离了。

这一下，我才进一步知道，小舅舅抗战前后的这一段历史，他在师生中居然有那么大的影响，他的学生至今还在怀念他。可当时，小舅舅已经退休，双目因白内障几近失明。当我把他这十几年近况告诉郭校长和赵松庭、吴德隆、白凡等人时，他们都不胜感慨，要我代为问候。

1992年在宁海县宣传部、教育局支持下，相继要在宁海、宁波、杭州等地举办柴时道个人画展。当时我作为杭州市文艺部门负责人，更有责任为小舅舅在杭州的画展积极联系场地、邀请有关领导和文艺界著名人士参加，让小舅舅了却平生一大心愿：他在西湖学艺，他的艺术重回西湖展览。

盛大的《谷人画展》放在西湖边六公园的浙江省政协联谊会堂举行。开幕式那天上午，来了不少有关领导和文艺界著名人士。东西两大展览厅，琳琅满目地挂满柴先生的花鸟、山水长卷。前来观赏的有不少当时走红的书画名家和“政协诗画之友”的老领导。他们都很惊讶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乡村画师怎么会画出造诣这样深的作品，纷纷拍照摄像，赞不绝口。著名书法家蒋北耿竖起大拇指，亲口对我说：“了不起！了不起！这位老先生，不光花鸟、山水画得好，书法功力也很深！可惜啊，过去太不了解他，宣传得太少。”

是啊，小舅舅一向是个平和谦虚的人，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从不夸耀自己，更不会包装推销自己。连有我这样在杭州文艺界服务多年的外甥，他也从不找我帮个什么忙，更不宣传他自己。因此连我都对他不甚了解，甚至我写了那么多文章，写小舅舅的也只有《乡村画师》等短文。还是近年结识的杭州钱币博物馆馆长储建国告诉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宁海工作时就采访过柴时道先生，对他非常尊敬与佩服。

年初，我拿到储建国的一大摞采访笔记，从宁海收集到的小舅舅早年国画、素描、速写、版画、印章等作品复印件，以及1939年在丽水主编《民众报》的复印件。采访笔记中有一段写小舅舅在大后方工作时，结识了孙多慈等美术界人士，与孙多慈相邀到天台山等地写生、采风，并与孙多慈等五名画家发起举办“抗日救国义卖书画”展览，作品轰动当地。其中还有一帧孙多慈专门为小舅舅画的肖像。

我简直吃惊了。因为近年我读过不少徐悲鸿、蒋碧薇、孙多慈的传记，对他们情况比较了解。我知道孙多慈到浙南去过，却没想到与小舅舅有联系。

1993年4月，和舅舅的最后一次会面

其实这也毫不奇怪，当年孙多慈到浙南，认识《民众报》的这样一个年轻有才能的主编，他是学美术的，而且在画风上志趣相投，因而一起相邀到天台山等地写生、采风，这非常自然。孙多慈在浙南和浙江省教育厅许绍棣结婚后，临解放去了中国台湾，成为大画家与美术教育家，台湾很多画家都是她的学生。当年她在浙南，对小舅舅真是慧眼识英才。可惜由于政治和生活环境不同，两人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也是不可抗拒的。在小舅舅百年诞辰之际，孙多慈专门为小舅舅画的肖像的发现，也为他的艺术作了一个小小的补注！

（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