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希如
吴有训
（1897～1977）
物理学家、教育家。1897年4月26日生于江西高安。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7年11月30日逝世。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抗战期间同时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校长，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数学物理学化学部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1977年11月30日的凌晨，在地安门中国科学院第一宿舍家中，爸爸因突发致命的动脉瘤破裂，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时在他的书桌上还堆满了学术杂志及文件资料，有不少未完成的亲笔给国外华人科学家的信件及对科学教育工作的建议等。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已经80高龄白发苍苍的爸爸兴奋不已，就在他去世的头一天晚上，他还在为迎接他期盼已久的全国首次科技大会的召开而努力伏案工作着，而他却在春天到来前悄然离去！与爸爸几十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妈妈面对爸爸的离去留下了心中永远的痛！在爸爸去世的17年后，1994年5月妈妈也随爸爸而去。爸爸和妈妈一生经历艰难的年代，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为我们几个子女和我们的后代付出了无私的爱与关怀！而当他们进入老年之后，又正值我们几个儿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奔忙。弟弟再生抗美援朝志愿参军，一直在海军部队工作；妹妹湘如在航空学院毕业后，即被分配到西北闫良，一直在为我国的飞机制造事业奋斗着。他们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十分艰苦，很少有机会能回北京的家。哥哥惕生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在部队进行放射医学研究，得了“放射病”而致伤残。只有我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北大医院儿科工作，除去繁忙的临床工作外，还参与了“四清”，“五七干校”，下乡教学等，虽与爸妈同住，但很少有时间给他们以细致的关怀，甚至在一起谈话的机会都甚少。如今回忆起爸妈来，真有说不尽的辛酸眷恋和深深的自责与内疚。
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家随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从北京长途迁移到云南昆明。只记得爸爸早已离家先行去筹备建校，是妈妈带着我们4个孩子走的。昆明当时日本飞机轰炸频繁，“逃警报”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残酷经历。全家搬到乡下黎烟村一个大院，与梅贻琦、赵忠尧、余瑞璜、杨武之、任之恭等多位教授同院。我们就在村里小学上学。只记得当时的爸爸愁容满面，忧国忧民，常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一身蓝布大褂，整日为西南联大理学院的工作奔忙，从乡下到城里去工作是步行或马车。妈妈则为我们4个孩子和全家操劳；由于经济困难，爸爸在工作之余，还亲自动手做一些家用的凳子等。妈妈和其他教授夫人一起作刺绣衣服，卖给在昆明支援抗日的美国士兵，贴补家用，有时换点饼干、黄油给我们吃。妈妈在油灯下制作刺绣的身影，我迄今还能依稀记得！她却为此而患上了严重的眼疾。
○1947年，吴有训任中央大学校长时（中立穿长衫者）与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的学生合影
在那段艰苦日子里哥哥惕生突然患病，必需手术，妈妈带着他历尽千辛万苦到北平治疗。那段日子里工作繁忙的爸爸兼任严父慈母，把我和再生（4～6岁）带到他的工作地点大普吉（清华大学金属物理研究所）与他同住，2岁的小妹则由一位女保姆照顾。记得爸爸在百忙之中还要给我们做饭吃（多半是煮挂面加一鸡蛋）。再生小时很淘气，曾经被自行车撞轧过，猴子抓咬过，还患过严重的牙龈脓肿。我迄今仍记得多次爸爸背着弟弟，牵着我走很长的路去城里给他治牙的情景。一路还遇到过日本飞机轰炸而要“躲一阵”再走。在大普吉时，爸爸经常因工作不在家，记得陈芳允、孙珍宝、王天眷诸位先生，均给过我们很多照顾。
○1957年春节摄于北京地安门中科院第一宿舍排左起：吴希如，王立芬，吴有训，吴湘如。后立者：吴再生（长兄吴惕生当年在外进修）
爸爸妈妈是严父慈母，他们是善良正直的人。他们从来对子女都是慈爱有加！他们珍视友谊，真诚待人！记得在昆明小东城脚住时，我们在上联大附中、附小，一路上常可见到草席包裹的死尸，人民生活艰难。一天突然有人用担架送来张钰哲伯伯，他因大量胃出血病情危急，当时他的家在重庆，独自一人在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工作。爸妈在家里对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精心护理，直到基本康复。抗日胜利离开昆明时，周培源伯伯把他收留的一位云南女孩亚莲托给爸妈，以后亚莲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份子。新中国成立后爸爸调到中科院工作，送她去学习，后来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并成家立业结婚生了儿女。多年来爸妈对待家里的每位保姆、司机和服务人员素来都是平等真诚的。记得爸爸去世后，几位曾在家中服务过的保姆，专程回来，在爸爸遗像前放声痛哭！
抗日胜利后，爸爸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学校复员回南京后，记得爸爸首先就拒绝了给他的高级别墅和一整套服务人员，而让全家住进南京鸡鸣寺中央研究院萨本栋伯伯楼下。当时我们都在中学读书，爸爸坚决主张我们住校过集体生活，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特殊化的待遇。记得再生住校时得了急性阑尾炎，还忍着痛去上课，差一点就穿孔变成腹膜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学生运动不断，国民党要镇压，爸爸则想方设法保护进步学生。记得爸爸在家里说过“一定要保护好学校，保护好教师和学生”。为了保护学生，他自己也亲自去参加了学生“争民主”的大游行，并且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其实那时候爸爸已经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决定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并且亲自找到当局领导，坚决不让任何人进校内抓捕学生！
○1941年，吴有训、杨武之、赵忠尧三家部分子女合影于昆明梨烟村（前排左起：杨振汉，吴再生，杨振平；后排左起：杨振玉，吴希如，赵维志）
解放前不久，为了拒绝去台湾，爸爸带着全家“隐居”在上海福开森路“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的楼上，和陆学善先生家住在一起。当时妈妈正因胆石症所致严重黄疸住在医院里，家里十分困难。上海解放的当夜，我们曾听到一阵枪声，次日清晨出门看到许多解放军就睡在大街的人行道上，爸爸当时真是无比感叹，对我们说：“这就是子弟兵啊！”解放后不久，爸爸被任命为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哥哥和我分别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离开了上海的家，住校学习。
以后爸爸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家又搬到北京地安门中科院第一宿舍。我清楚地记得爸爸经常对妈妈说，孩子们必须自力更生，努力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决不能依赖父母。我们四兄妹没有一个在中国科学院所属单位工作。
妈妈时常惦念多年在外工作的弟弟和妹妹，常常为此落泪。弟弟很小就参军，在一次高空作业中颅部受伤，以后得了“癫痫”，肢体也受过伤，但他一直坚持在东海舰队工作岗位上，并在艰苦的海岛环境，依靠自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完成了本科函授大学的学习，爸爸为此而深感欣慰！妹妹分配到西北闫良后，曾怀过两次多胎子女，结果出生后均因条件艰苦而死亡，直到第三次怀孕，妈妈坚决让她回到北京生产，才有了一儿一女。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领导成员合影
（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爸爸在中科院工作了27年，我知道他是在呕心沥血拼命工作。特别重视推动新的学科领域发展，重视国际国内科技工作的学术交流。他对我国科学人才的培养和发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要求科学院要出成果、出人才，同时还非常重视吸引国外华人科学家为祖国服务。爸爸没有门户之见，他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正直坦荡。在谈到他的同事与学生时，他都是由衷地谈他们之所长，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任何人的非议或埋怨，他只是严格地要求自己。
“文革”十年动乱中，爸爸已经是70高龄的老人。他和同院的竺可桢伯伯都被“靠边站了”。他们这些老科学家怀着满腔爱国之心却无法工作，心情郁闷。在“运动”席卷而来不久，传来赵九章先生去世的消息，爸爸长时间地沉默不语。赵先生是清华物理系的高材生，我们都知道他还是一位“才子”。他多年前为爸爸写的小楷条幅《丽人行》，至今还挂在地安门宿舍客厅。当得知叶企孙伯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时，爸爸妈妈十分难过，想方设法去帮助叶伯伯。得知周总理去世时，我看到爸爸在流泪。但爸爸坚持读书，还在院子里自己动手种下了许多月季花，这些花在妈妈与兄嫂的照顾下，直至今天，每年春天仍会艳丽地开放。“文革”十年中，爸爸的健康状况逐渐出现问题，曾几次在北京医院住院。我记得在医院中他还接待过美国回来的任之恭、陈省身等多位华人科学家。当我在“五七干校”及下乡教学时，我的大儿子一直由父母及哥哥照顾。当我的个人家庭生活与工作出现问题时，爸爸曾给予很多鼓励。他曾对我说：“在中国，女性干好工作是要付出更多艰辛的！”在他去世的头一天，还在教我的大儿子用打字机打字，学英文。
十年动乱宣告结束时，80高龄满头白发的爸爸高兴极了，他走在中国科学院庆祝游行的最前面（这张照片刊登在China Daily上）。妈妈还买了一只雌三只雄的螃蟹煮给我们吃！
爸爸去世已经32年，当年邓小平同志参加了他的追悼会。1994年5月妈妈也离我们而去，弟弟写了一首碑铭刻在她的墓碑上：“历尽风雨艰辛，一生克己为人，迎送世间冷暖，慈母恩泽长存。”
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没有金钱与财产，而是激励我们终生的宝贵精神财富、高尚的情操和无声的榜样！要我们做热爱祖国、淡泊名利、正直无私、努力追求知识和真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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