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回忆的二三事

值得回忆的二三事

王乐三

我于1956年5月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直到1969年，有13年之久，这是我参加革命后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这13年走过的路极不平坦，回忆起来，思绪万千，心情激荡。有几件事是值得回忆和颂扬的。

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我调入上医时，当时的院长陈同生兼党委第一书记，第一副院长是颜福庆先生，副院长还有黄家驷、胡懋廉、钱惪几位专家。李文同志是党委第二书记，李静一同志是第四书记，我任副院长兼党委第三书记。陈同生同志是1926年入党的，历经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考验的老同志、老党员，有着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是我们党委和行政班子的“好班长”和“掌舵人”。我刚到上医工作时，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对办大学缺乏经验。为此，陈同生院长严肃地对我讲：“你在渤海工作时是一个好的县委书记，但你办大学不一定称职，你还年轻，应该好好学习。”我当时虽感到批评的分量很重，但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极大爱护。从此时起我发奋学习，白天工作，晚上读上医夜大。当时有人批评我不务正业，我仍然坚持读了3年，内科学、外科学我都学过，更重要的是我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在老同志、老专家面前我是小学生，我是小弟弟，一方面要敢于大胆工作，同时要虚心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时期，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陈同生同志顶着很大的政治压力，讲党性，坚持学校的办学方向，坚持原则，带领党政干部，形成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陈同生同志说，办好社会主义医学院，一要靠党的领导，二要靠专家教授。早在1956年党委认真总结学习苏联经验教训后提出，要克服简单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要探索中国自己办社会主义高等医学教育的道路，提出学校今后的总任务是提高教学质量。在反右倾、拔白旗等运动中，陈同生再三提醒我们，不能过分伤害知识分子的感情，要坚持实事求是，他亲自保护了数位高级知识分子。他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962年8月，我被选为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我知道在办教育方面，颜老是上医的主要创办人，其他副院长也都是富有经验的专家教授，我是刚开始学习的小学生，他们对我的信任是把我视为共产党在上医的代表。我感到担子很重，但绝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我在院务委员会上诚恳地表态，明确提出：上医的重大事情由党委和院务委员会决定，具体问题由各副院长按分工负责处理，我做大家的秘书，有些问题需要协同解决的，由我负责协调。大家听我发言后都一致愉快地采纳了我的建议。我们的校领导班子关系相处很融洽，相互爱护，相互支持，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几位专家、教授和老同志，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哲学、自然科学的知识。他们不仅是我工作的同事，也是朋友和兄长。

“母鸡下蛋”

上医是一所老学校，有着相当雄厚的实力。支援边疆，帮助其他院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20世纪50年代先后曾调十几位有经验的临床医师去新疆医学院，还调了有名的教授去当时七机部领导的苏州医学院。特别是1955年，中央提出上医内迁重庆，校党委多次讨论认为，上医留在上海发展更有利，经多方努力，中央同意由上医负责在重庆包建一个医学院。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团结和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特别是要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党委决定由资深的、德高望重的副院长钱惪同志带头前去，他原是上医的第二期毕业生、一级教授、传染病学专家，并兼任附一医院（华山医院）院长。当我晚上去钱惪同志家中征求意见时，他二话没说，毫不含糊说了声“好”。当钱惪同志动员别人时，也是一分钟就解决问题，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各教研室分别推荐了自己的带头人。当时调正、副教授近30人，讲师、助教、教辅人员200余人，加上行政人员，先后有400多人分别调往重庆。物质方面，包括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凡有两套的都调走一套。

这些同志到重庆后，因两地气候条件不同，甚至工资待遇都降低了许多，生活上极度艰苦。这段艰辛过程，钱惪同志称为“一段流血流汗流泪的日子”。去重庆的这批员工的无私精神，以大局为重的崇高思想，成为上医全体员工努力工作的不竭动力，成为大家永远的学习榜样。

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和建设，我们建设的这所医学院现已成为全国有名的重庆医科大学了。在重庆改为直辖市以后，成为重庆市重点建设的大学，在我国的大西南，乃至全国的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优良的治校传统

一所学校的治校传统是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和积淀起来的。上医有许多优良的治校传统，至今都有借鉴作用。

1．一贯重视教学质量

从党的八大以后，党委通过学习和总结，就认识到不能照搬苏联的教学模式，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探索一条中国办好医学教育的道路；排除左的干扰，坚持学生要以学为主，适当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实践；明确提出学校工作的总任务是提高教学质量，提倡教授专家上讲台，行政干部深入教学第一线；积极进行教学改革，1956年以后采用的教材都是教研室编写的，为提高讲课质量，建立了以教研室为单位的集体备课制度和检查性听课制度；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减轻学生负担，建立开卷考试制度，等等。

上医有严格的教学和管理制度，有优良的教风和学风，学生进校后在一个优良的育人环境中成长。因此，上医历来以治学严谨、学生质量高享誉海内外，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医药卫生人才。

2．重视师资队伍接班人的培养

上医是有名的医学院校，1959年就列为全国16所重点高校之一。人才集中，高级专家、教授多，50年代就有正副教授近100名，一、二级教授有38名。全国统编的医药卫生教材40多种，由上医主编的就有38种。蒋南翔同志曾说：上医的专家教授多啊，一、二级教授比清华还多。但是这些专家当时已在50岁左右，党政领导经常为接班人担心。为此，学校党委多次专门进行调查研究，学校在1962年11月成立了师资培养工作组，决定有计划地从精通业务、熟练外语、学习勤奋、勇于创新、思想进步、作风正派的中青年教师中（主要是青年教师和高年助教，也有个别学有专长的副教授）挑选了55位，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对每一位都定出了3年计划，立有档案。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他们创造了各种条件，如多给学习时间，为他们找一流的辅导教师，派他们到全国最有名望的一流教师处去拜师进修。师资培养工作组定期检查对这些人培养工作的落实和进展情况。

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学校的医疗、教学、科研的骨干，有的还成为学校的党政领导，成为各个学科名副其实的接班人。更为可喜可贺的是，这55名重点培养的师资中，汤钊猷、顾健人、陈灏珠、闻玉梅成了工程院院士，沈自尹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他们的科研成果令世人瞩目。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重视接班人的培养也成了上医的传统，使师资队伍新老交替，生机勃勃。这是上医竞争力的核心，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经验和值得传承的精神。

3．重视科学研究

我到上医时，正值国家跨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12年规划会议，卫生部相应制定了12年科研规划，高教部召开了院校座谈会。党委贯彻以上会议精神，结合学校的发展方向，对研究生培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要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学校成立了科学技术革新委员会，并先后成立了心血管病研究所、肿瘤研究所、工业卫生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药学院白手起家，创办了红旗制药厂。

这一时期，直至文化大革命，上医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石美鑫教授等施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成功，在国内第一个打开了心脏禁区；崔之义教授在世界上首创将真丝人造血管用于临床获得成功；药学系创造敌百虫一步合成法；中山医院完成人工肾脏的试剂和采用综合措施，成功抢救了危重尿毒血症患者；杨东岳教授等施行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成功，成为国际首例。

4．重视发扬祖国医学遗产

中医是祖国的宝贵医学遗产，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强调指出要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上医积极响应贯彻，当时曾组织上百名西医专门脱产学习中医2年，有上千人参加为期3个月的中医扫盲学习，并进行专题研究，获得了可喜成果，如对肾本质的研究。为此，上海市《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各附属医院加强对中医科的领导，充实力量，建立中药房。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针刺麻醉，60年代初，上海市第一结核病医院开展针刺麻醉，效果很好。但当时对镇痛的机制还讲不清楚，议论纷纷。为此，上医曹小定同志在市卫生局的领导下，组织上海市有关单位，开展全市协作攻关，徐丰彦教授担任了机制研究组组长，后来在上医建立了针刺原理研究室。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实验中发现针刺能激活脑内以内阿片肽为中介的痛觉调制系统，因而起到镇痛作用。我国针刺麻醉与针刺镇痛研究得到了全世界医学界的关注，也促进了针刺疗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发展。现在世界上技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还在继续研究探讨这一课题。

以上这几件事的成就，主要是上医人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结果。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勇挑重担，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在庆祝上医创建8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上医的爱国主义传统和严谨的治校传统、优良作风永存流传。

作者王乐三，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本文由刁承湘整理，经王乐三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