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书和红烧肉

红宝书和红烧肉

在我读小学四年级那年，最盼望的日子就是父亲从干校回来，这样，兄弟几个馋鬼就可以吃上一顿猪肉了。

我们家里那个时候，平常很难吃上猪肉。每月每人四两猪肉指标，我们家一共六人，四弟那时才两岁，没有猪肉指标，全家合起来就两斤猪肉指标。一般只有乡下舅舅或姨妈他们送粮送菜来我们家，母亲才会舍得买点肉吃。即使吃肉也是一大锅萝卜放一点肉。

每当这时兄弟几个开始兴奋和紧张。吃饭时，眼睛盯住盆里的几片肉打转转，这时母亲俨然如一位警察，手中的筷子就像个警棍，谁夹肉就敲谁的筷子，如果谁不知趣就会敲你的头。

有时盯住的肉被客人夹走，心里懊恼好半天，就像心头被别人揪了，痛苦不已。当然，我们也有招数，往往在母亲为客人盛饭或者端茶倒水时，将事先看准的肉迅速夹在碗里，然后用米饭盖住，端着饭碗到一边去吃。

有时我如果没得手，就会尾随出来要挟谁，必须让我吃一囗否则就去告发。兄弟几个为夹到的肉比大小，由此内战或内讧。因为缺肉的缘故，鼻子也变的异常灵敏。那时，我们住的老三街都是一溜的平房，谁家在做肉，风儿一吹，满街肉味飘香。我们就会嚷嚷谁家又吃肉了，吃的是粉蒸肉，还是红烧肉。这个时候我就会出去遛达一圈回来，吃的是自家的饭，想的是别人碗里的肉。

这年冬天，父亲从干校回来了，告诉我们明天做红烧肉吃，兄弟几个兴奋得连蹦带跳，红烧肉带着我们进入了梦乡。早晨四点钟左右，父亲叫醒了我：“卫平，快起来，我们去排队买肉。”我一骨碌下床，麻利地穿好衣服，紧随父亲的身后，街面没见一个人影，四周静悄悄的。我们到了买肉的地方，已经有好几个人蹲在那占着队，人们都不说话，呛人的烟雾中还夹杂着猪肉的腥味儿。当年，城外的肉铺在大众餐馆不远，旁边是五金公司，马路的斜对面是新华书店。肉铺排队的人一会儿多了起来。父亲庆幸今天来得早，肯定能买到肉，我已经在吞口水了。

在教堂的院子里

一会儿，人群忽然有些骚动，父亲走了一圈回来对我说，他到马路对面新华书店去排队，那边今天发行毛主席语录（当时称之为《红宝书》或者《八万八》），一会儿再过来买肉，让我在这边排着队。

天快亮了，肉铺开始卸门板了，我有些着急，担心父亲误了买肉。队伍的前面只有七八个人了，这时，父亲过来了，把我拉出买肉的队伍，边走边对我说：“那边排队每人只能买两本《红宝书》，你插在我前头，我们就可以买四本，干校好多人都想弄到这本书。”我一听急了，甩掉父亲的手不说话，周身仿佛凉透了。父亲感觉到我的不悦，哄着我说：“送你一本《红宝书》。”这时我才来了点儿精神。

到了这边一看，排队买红宝书的人远远多于买肉的人。那个年龄不理解，后来才明白为什么说文革是个疯狂的年代，把人变成了鬼，把鬼变成了人。

父亲把仅有的两块钱买了四本《红宝书》，家里几张馋肉的嘴等着肉吃，父亲没有露出丝毫的愧疚，沾沾自喜的抱着四本《红宝书》回了家。

我都不记得那天回家后，父亲是怎样收场的，当然，我是不会得到那本《红宝书》的。

一本《红宝书》，一顿没有吃上的红烧肉，一个时代。

三个屠夫，一头年猪

两兄弟

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