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实业界的旗手

1922年10月，上海一份由美国人创办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组织了“中国当代十二位大人物”读者问卷调查，近两千人参与调查，《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新民国杂志》等报刊对此均有报道和评论。穆藕初得票远高于徐世昌、曹锟、卢永祥、齐燮元、蒋介石等军政要人。一年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之胜利者》一书，把穆藕初和爱因斯坦、爱迪生、洛克菲勒、张謇相提并论，书中还称，在他的带领下，完全可以“希望一个更合乎需要的经济时代将被引进中国”。

只是那一个凄风苦雨的乱世，现实永远都像一道煞风景的智力题，熬干了所有的切实际或不切实际的愿望，让人在无限接近美好的时候，也无限接近了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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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战罢，清政府一败涂地，被迫签订城下之盟，赔款一亿元，割让台湾。“天朝上国”竟败给“蛮夷小邦”，真是奇耻大辱，华夏儿女同声一哭。黄浦江畔，十九岁的穆藕初痛哭流涕，这个只读过八年师塾的棉花行员工，从此发愤图强，要自立自救。他和哥哥约定，自己从事西学，哥哥致力国学，将来一中一西，分头并进，为国家效力。他决心从“求西学”入手。要“求西学”，外文是关键。他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学英文。十五年间，他娶妻生子、升职任铁路警务长，但始终没放弃苦读英语和留学梦。

1909年6月23日，三十四岁的穆藕初终于梦想成真，他靠朋友资助、太太典当首饰和借来的一千元，登上自费留学美国的轮船。经过一个多月的舟车劳顿，穆藕初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的技术文明。在金门旅馆，他登上“电机一动，蓦然腾空”的电梯，看到按钮一揿即自行启闭的窗帘等灵巧机械，不由为西人研究精深所折服。但他还是选择学习农工专业。他认为，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中国贫困的根源在于农村。他对国人读了书不种田、种田的不读书的现象十分不满，力倡“种田要读书，读书仍种田”。他以特科生身份进入了美国农科最有名的威斯康星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以雪多和功课多闻名，学术地位在全美名列前茅。穆藕初壮年留学，渴望学到真才实学。他说：“苟有实学，何用文凭，苟无实学，既有文凭，亦无所用。”在大学里，他像老鼠掉入了米仓，如饥似渴，因他年龄比一般同学大许多，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穆老爷”。在那个时代的留美学生中，穆藕初阅历丰富也是罕有的，因此，他留学目标更为明确，和一般留学生单纯求知不同，他聪明人下笨功夫，从怎样种棉花，怎样把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再到怎样办工厂，怎样管理工厂，事无巨细，一一学来，烂熟于心。后来，他在美国又进过三所大学，学的也都是农业。六年后，已年届不惑的穆藕初回国了，这位“老海归”带回了农学硕士学位，还带回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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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夏，国内外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皇帝被赶下龙辇，满街的长辫子还在剪与不剪中纠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在巴尔干半岛上空弥漫。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原材料的掠夺和商品倾销。民国以来，中国政治斗争不息，祸乱相寻，中国民族工商业却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世道混乱，恰恰是企业家们的“黄金时期”。面对国内实业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刚回上海的穆藕初踌躇满志。应张謇、黄炎培等人邀请，穆藕初在江苏教育学会举办的演讲会上，声明此次回国，不入政界，而要以所学专长投身实业建设，并号召所有留学生“以所学见诸实用为主，勿有虚荣心”。张謇对他以硕士不求得官、有学识而不思厚值，赞誉有加。诚然，以穆藕初留美洋硕士的背景，丰富的西学知识加上流利的英语，在民国初年实属凤毛麟角，如跻身政界，则必定平步青云。

穆藕初打算学以致用，投身实业，筹集资金建纱厂。经过八个月的努力，他的第一家纱厂——德大纱厂如期开业。在开业仪式上，他痛心地指出：“中国棉花掺水之弊不除，十年之后中棉将不可用。”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管理和制度改革。小试牛刀，收获颇丰。德大纱厂投产仅月余，产品便成功打入市场，德大的“宝塔牌”棉纱，质量远优于中外同类产品。德大棉纱异军突起，穆藕初在上海滩“一夜成名”，邀请他合作的人络绎不绝。1918年6月，他的厚生纱厂开工；次年4月，豫丰纱厂又在郑州破土动工；紧接着，他又参与创建恒大和维大纱厂。办纱厂的同时，他还从根源上改良棉花，创立穆氏植棉试验场，研究棉质，后来又发起中华植棉改良社，大力推广种植美国的脱脂棉。他撰写的《改良植棉浅说》小册子，用通俗浅白的文字向农民介绍改进种棉的方法，印了数万册，免费送给棉农。他还创办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和中华劝工银行，出版《交易所周刊》。短短六七年，他办起了五家新式纺织厂，资本达到五百万两银子，迅速在上海实业界崛起，被誉为“棉纱大王”。此时的穆藕初可谓“颂言满堂，黄金满筐”，名利双收了。

1923年，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股票，上有穆藕初的签名

民国时期，穆藕初与张謇、聂云台、荣宗敬并列为“四大棉纱大王”。四人中，张謇是状元出身，且身份特殊，在创建、经营纱厂时有政府扶植，享有“二十年中，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立纱厂”的垄断专利。聂云台是曾国藩外孙，人脉通达，同样能获得诸多援助，和张謇一样带有官商色彩。荣氏兄弟是旧式商人出身，经济上已有一定的积累，雄厚的资金往往令许多事情轻而易举。而穆藕初作为一名“海归”，无财力，无资源，无背景，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的成功，是知识创业，更显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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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藕初大胆创新，很多“吃螃蟹“的举动轰动民国，《申报》多次称他为”中国实业界之一线光明”。1916年6月，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产品质量比赛，当时，全国最细的纱一般只能达到四十二支，只有穆藕初的纱厂能纺出四十八支。记者采访穆藕初，他一语道破天机：“出纱之优劣，三分在机器，七分在人为。”

留美期间，穆藕初曾登门拜访有“管理学之父”之称的泰罗，当面请教工厂管理方法，他们反复讨论，穆藕初获益甚多。他对泰罗的科学管理法进行了中国式改良，总结出科学管理的四大原则：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此外，他还概括出一名出色经理的“五个会用”原则：会用人、会用物、会用时、会用钱、会利用机会。他的纱厂引入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美式纺织机，工厂还未开机，同行就来参观，他竟来者不拒，一点也不担心对手窃取商业机密。他率先改工头制为总经理负责制，在他的管理理念里，总经理就是指挥别人做事，而不需凡事自己动手。在郑州办豫丰纱厂时，有人也在邻近开办了一纱厂，声称要打倒豫丰。一开始，穆藕初也紧张不安，忙派人调查对方，调查结果是：对方总经理每天都在厂里，拾纱简筒，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穆藕初一听就笑了，说：这个人不能与我竞争，因为他忘记了总经理的职责，对细小事情事必躬亲，就不配做总经理，哪能使厂与人竞争。果不其然，这家厂不久就被豫丰收购了。

穆藕初建立了严格的报表统计和财务管理制度，把传统的流水账改为复式记账法，这也是西方财务制度第一次引进中国。他亲自拟定报表样本，交给各部门车间负责人参照填写，一日一报，以便及时掌握耗材、用工、用时、数量、质量等情况。在此之前，中国企业界从来不知道报表是啥东西。

“世界不问你是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这是穆藕初的名言。穆藕初任人唯才，只要能促进企业发展的人就是人才，他认为“才各有短长，不持成见，各称其才以用之”。用才要恰当，否则就会失去真才，如果你要作一篇文章，去叫一个仅能办事的人来作，那就用得不当。而且一个有真才的人，他另有一种品格，和奴才完全不同：他只会把工作做好，不会去拍马屁。穆藕初特别重视管理人才，他把管理人才的地位置于技术人才之上，这在当时，也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1928年，穆藕初跨入政界，担任国民政府工商部次长。上任后，他便制定出众多现代工商法规，包括《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他认为，在人事日趋烦琐，社会日趋复杂的现在，无论什么团体，都要以法治为本，然后有一定的轨道可循，有一定的规矩可遵。可惜，深谙科学管理之道的他，对派系倾轧有些摸不着门道，或者，他根本不屑于与他们同流合污，不愿意妥协吧。以办企业的思维模式对待官场做派，注定是要失败的。何况，那时农本局有钱，国民党政府的各派系都想分一杯羹，挡了他们发财路的穆藕初，最终成了他们的刀俎。人去政息，他制定的很多工商法规被束之高阁。许多年后，许多经济学家发出惊叹：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或者想做的，穆藕初当年就提倡并实行了。

1933年，《东方杂志》邀请林语堂、朱自清、穆藕初等各界名流人士笔谈《新年的梦想》，后结集出版名为《梦想中的中国》。穆藕初写道：“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这八十年前的中国梦，是那一代中国实业家实实在在的心里话，也是现在乃至将来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

穆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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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合一的，兴办教育是近代实业家浓重的情结，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张謇提倡的“父教育、母实业”。青年时代，穆藕初就与张謇相识，情谊在师友间。穆藕初在商不止言商，他对财富有自己的情怀和追求，他说：“我们一切一切的经济行为，不是专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作；反之，应该以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国民全体的乐利为前提，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进步。”穆藕初以“日间作马牛，夜里作猫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生活俭朴，布衣素食，衣服破了也难得添一件新衣。他从不耍大牌，月消费不足他收入的十分之一，朋友都说他自视太轻、自奉太薄。但在资助教育事业上，他从来都是慷慨解囊、大手大脚，且从不张扬以显己名。

虽然，清末就兴起了教育改革，但培养出来的学生仍不能为社会所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穆藕初提倡发展职业教育，试图去解决当时中国教育最大的危机——毕业者失业、就业者所学不能所用。实际上，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也未获解决。1917年5月，他联合蔡元培等四十八位教育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试验推广职业教育。穆藕初多次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捐助巨资，被公认为董事中“最热心的人”。六十岁生日当天，他谢绝了亲友们的祝寿安排，悄悄地向中华职业学校捐款两千元。

晚清民初，政府选派的留学生多为年幼者，耗费大而成就少，得不偿失。穆藕初对官派留学生回国后的表现相当失望，他依照自己留学经验，坚定了资助青年才俊出国的决心。他向北京大学捐款五万元，委托蔡元培帮助审查毕业生中能对学术社会确有贡献而负有希望者，不经考试，斟酌选派，以实行选派留学生之一种试验。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林这五个青年才俊被选中，当时，人们视他们为中国青年学生的形象大使，希望他们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故戏称为“五大使出洋”。之后，他又先后资助张纯明等二十余人出国深造。这些人学成归来后，都成为各行业翘楚和社会的中坚。

穆藕初对教育发展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高级人才，同样需要中等人才和初级人才，高级人才培养必须具备良好的初中等教育基础。1931年和1936年，在经济处境并不乐观的情况下，穆藕初先后两次以个人名义向新华银行贷款，出资创办位育小学和位育中学。他特别强调实践活动：“仅有实在经验而无专门学识，可小就而不可大授；仅有专门学识，而无实在经验，能拟议而不能建设。”他联络各农校，扩大农场面积，划出一部分作为植棉用地，供学生随时实地练习，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实际，以成为社会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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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在社会巨变的转型期，民生跌宕，人情多变，思潮混杂并流，充满诸多困惑。在新社会经济变动面前，急需要一种博大精深的精神力量来解答。但传统儒学担当有限，万般无奈中，很多人不得不求助宗教。近代上海实业家中，信仰基督教、道教、佛教的不乏其人，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办人简照南和简玉阶、恒丰纺织厂总经理聂云台，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华商电气公司董事王一亭还出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委。穆藕初留学美国，又是介绍西方科学管理制度的第一人，他信仰佛教，便颇耐人寻味。

佛度有缘。1920年5月的一天，蒋梦麟、庄达卿和穆藕初来到北平一座喇嘛庙游览。蒋梦麟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庄达卿是穆藕初伊利诺伊大学的同窗，从事建筑学研究。和尚问客人要不要求签，庄达卿一口拒绝，他相信科学，注重实验，蒋梦麟和穆藕初则至诚膜拜，分别得签中平、中吉，阅读签文，他们暗暗称奇。穆藕初的签书上写道：“家道丰腴自饱温，也须肚里立乾坤；财多害己君当省，福有胚胎祸有门。”他暗自思忖，这不正是对自己助学善举的默知和赞许吗？因这年元月，他决定捐资五万两白银设立奖学金选拔国内可造之才赴欧美留学。这件事完整地记录在《藕初五十自述》中。他在书中解释自己信佛的缘由：“佛教自可以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意，做许多好事于世间。故余深信佛教于人生有大益。世有以留学界不应提倡迷信之说进者，夫亦太轻视自家本具之灵知矣。”他的最后一句话更有深意，大概也只有穆藕初才有资格说。在许多人眼中，出国留洋的人讲科学，自然不会相信烧香拜佛那一套，穆藕初却例外，且对轻视自家本具的世俗观念提出批评。

一年后，穆藕初皈依佛门，成为居士。他结识了太虚、弘一等佛教界知名人士，佛教慈悲、利生、融和、超越的精神，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还大力捐资弘一法师弘法利生，成为大护法。为弘扬佛法，弘一法师与丰子恺师徒俩合作编绘《护生画集》，丰子恺画图，弘一法师配诗并书写，穆藕初资助出版。他还出资最多，在浙江上虞白马湖，为弘一法师建一常住净修之所，小屋取名“晚晴山房”。

穆藕初能将科学管理和佛教信仰融会贯通，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他也得过病，生意上遇到过挫折，信仰宗教是寄托，也是排遣，但在更深层面，佛教为穆藕初利益社会的诸多善行，作了印证似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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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藕初是昆曲的“救命恩人”。在昆曲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在昆曲穷途末路时，穆藕初这个名字，应在卷帙上留下一笔。

穆藕初学的虽是工科，倡导的也是实业救国，但他眷恋中国传统文化，他是资深昆曲票友，对“百戏之祖”昆曲情有独钟，昆曲华丽典雅的文辞、婉转流利的唱腔、含蓄优美的身段特别让他着迷。

晚清民初，随着花部地方戏的兴起，昆曲开始“曲高和寡”，演出班子纷纷解散。一天，穆藕初看到登台演出的昆曲演员都已鸡皮鹤发，后继无人，昆曲很可能成为《广陵散》第二，从此销声匿迹。他痛心异常，下决心不惜代价保存国粹。1920年秋，他联合江浙曲界名流成立“昆曲保存社”，花重金请法商百代公司为“江南曲圣”俞粟庐灌制了六张半唱片，每张二百元，在当时这是非常昂贵的价格。因穆藕初的慷慨解囊，一掷千金，百代公司共录曲十三支，使叶派唱腔永留人世。

为使昆曲一缕香火不绝，穆藕初筹建昆剧传习所。他借用自己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与奥林匹克剧院合作，义演筹款，他甚至自制行头，亲自粉墨登场。后来，他又将筹集到的八千元作为昆剧传习所启动资金。昆剧传习所成立先后招收十到十六岁小学员五十多人，穆藕初亲自制定传习所文明办学方针：不准打骂学员，学员不单学戏，还要学文化、练字等。传习所办了三年，穆藕初逐月支付教员薪资，先后出资五万元，包下了全部办学费用。有一年，他过生日，传习所一定要献演一台戏为他祝寿。他说：“那是不可以的，这是你们的职业所在，未可牺牲。”坚持给演员们一百元。后来，他在杭州北高峰山腰上建了一幢“韬庵”，作为雅集避暑之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韬庵”年年夏天都是丝竹管弦、笙歌不绝。在陪都重庆期间，他还对曲友说，等到胜利返沪，我要出资建造一个小剧场，专门演出昆剧。可惜，他没能等到那天。

1943年，穆藕初因罹患肠癌去世，临终前他吩咐家人：“我一生从事棉纺织事业，棉纱事业为我心之所归。我死之后只须为我穿土棉织之物，不需丝绸之物，不宜厚葬。”这位驰骋纱界的工商巨子身着粗衣土布告别了人世。在简陋的奠堂上，众多的挽联中，最醒目的一条挽联是四个字——“衣被天下”。英灵虽远去，但这平平实实的四个字，应该能给那些行色匆匆心浮气躁的人，一个实实在在的归程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