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黑白故事

乙巳年春节,我写了一篇名叫《云晴龙去远》的散文,文中称道了一张该年的贺年卡,表述了这卡上的蛇那出其不意的造型带给我的喜悦。但我尚不知这卡的设计者是谁。

两年之后,春天的一个早晨,有位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全家都喜欢我那篇谈“蛇卡”的文章,说那“蛇卡”的设计者便是他的女儿卜桦。还说他现在因事来到了我们这座城市,很希望和我见面。

打电话的先生便是卜维勤。确切地说,是卜桦的“蛇卡”和我称道卜桦的文章,使我和卜维勤先生有了初次的交流。

第二天卜维勤来到我家。卜先生是位动作敏捷的高个子先生,椭圆脸,戴一副模糊了眼睛的眼镜,这使他的脸上常常浮现出一种对四周事物视而不见的表情,然而四周的一切又实在没能逃过他的眼。他进得门来直呼着我的小名,不需人让,自如地这里坐坐、那里坐坐,高声地评价着我家的布局,用了许多“质朴”“优雅”之类的形容词,同时不经心似的也谈着我的一些小说和他的创作。他行动和语言频率之快是远远超过了常人的,他这种让人措手不及的非凡热情和“拿着自己不当外人”的自信自如“风范”,令人既感到陌生又感到无法将他看做生人。很快我的思路便随着他那带有鼓动性的情绪和言语而驰骋了。这时我已知道他是版画家,中央工艺美院教授,年龄已近六十。

这一代人实属我们的父辈了,有人称中国的他们是备受时代折磨的一代。这或许是指他们生自我们民族最黑暗的年代,童年和少年又不断历经国家的战乱和动荡。当他们衷心欢呼新中国带给了他们美好的生活和希望,并开始为一个新的时代而献身时,十年“文革”又开始了。但我仍然要说,卜先生在这一代人中毕竟有常人所不及的幸运之处。他的第一个幸运是在东北家乡参军不久,竟又有机会考上哈尔滨外语学院。他说学外语是靠了一位好心首长的激励,因为当他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学外语对他后来的一切有着怎样重要的关系,一心只留恋部队那个单纯、愉快的集体时,那首长却给了他一个耳光,一边骂着他“没出息”,一边把他“赶”出了部队。卜先生告诉我说他一辈子都感激那个耳光,一辈子都想念那位首长。他的第二个幸运是外语学院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北京中央对外文委那个人人向往的地方,成了一名年轻的俄语翻译。在这个位置上他接触了代表着那个时代智慧最高层次的来华访问的作家、艺术家:爱伦堡、聂鲁达、乌兰诺娃、麦绥莱勒、李特维年柯、施马里诺夫、维拉·萨波……年轻的卜维勤都曾与他们在中国境内一同旅行并倾听他们谈论艺术和人生。这在当时尚嫌闭塞的中国,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卜维勤因此在中国艺术界也小有了名气。邵宇先生有篇文字曾言及一件趣事,说在一次美术展览会上,几位画界前辈见卜维勤进了展厅,便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以为又是哪位外国艺术家来了,结果来看画的只是卜维勤自己。大家笑起来。我的一位画家邻居对我说:“卜维勤,那是和马克西莫夫一起出现在中央美院的呀。”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在华期间,卜先生便是马克西莫夫的翻译。

在我们的社会里,的确生活着一些因认识名人而出了名的人,这种熟识名人的“名人”,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比名人本身生活得更加惬意。以凡俗的眼光着当年的卜维勤,他已属于这种“更惬意”的人。在他的现实里已是鲜花、美酒、宴会、旅行、与国家领导人的见面合影,当然还有不可少的漂亮女孩子做着的点缀。我曾经见过一张周恩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饭店与一群外国青年演员的合影,那时的卜维勤作为这个演出团体的中方领队站在其中,他身穿笔挺的中山服,留着比当时的青年更具时尚的发式,春风满面地在总理身旁笑着。宾主面前虽然只是一张铺了白台布的圆桌,桌上虽然只有两包中华烟,一瓶红葡萄酒,还有几瓶早不为今日青年所光顾的汽水,但这一切又意味着这氛围、场合的非同小可。以此为起点,卜维勤也许能由翻译和领队之路一跃成为年轻外交官的,然而卜维勤却出人意料地走出了眼前的热闹、眼前的五彩缤纷,闯进了一个寂寥的黑白世界。是什么使他一意孤行地放弃了优越于常人的前程,却转向版画艺术这前景未卜的旅途呢?显然,是艺术本身。是艺术本身使这个年轻翻译不能平静了,更确切地说,是卜维勤对艺术敏感的过人资质,令他自己不能平静了。而这一切又实在和卜维勤陪同的那些艺术大师分不开。

卜先生曾经反复对我说,他最终走上版画之路是受国际著名版画大师麦绥莱勒的直接影响。麦绥莱勒访华时,也是卜维勤全程陪同。这位如蒙克、柯勒惠支一样影响着世界版画进程的艺术家,鲁迅曾经为他的画集作序,茨威格和罗曼·罗兰公开宣称麦绥莱勒的世界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不可言喻的巨大震撼。如今这个比利时老头就真切地走在卜维勤身边,卜维勤像是为艺术屈服了,为麦绥莱勒屈服了。倘若一位大师可以改变一个青年的命运,成功却全靠了这青年自己。卜维勤作了不留后路的选择,这不留后路之举好像还为他后半生在艺术上执著的追求免却了左顾右盼。从此卜维勤开始面对一个单纯到只有黑白,然而又包罗着人间万象的艺术世界,他的喜怒哀乐也便同他眼前那一世界黑白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人对生活免却了左顾右盼也是一大幸运,那么卜维勤的第三个幸运当是和麦绥莱勒的相遇了。

不久卜先生再次来到我家,这次还带来不少他的版画作品请我同他一起欣赏。那是一个晚上,因为太晚了,致使卜先生的到来有点像突然的闯入。他进门先要求一杯白开水服药——一种稳定心律的药吧,这时我才得知卜先生心脏不太好。但接下来的景象又令我觉出他那服药的无用,因为他明显地又开始为他的艺术和我们的见面激动起来,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请我读画。他说:“你一定要先闭上眼睛，我让你睁眼你再睁，你会为眼前发生的事情所惊奇。”

我依照了卜先生的吩咐，恍若回到儿时。儿时当父亲送我礼物又让我感到意外时，便是采取这种方式的。我闭着眼，只听卜先生把他的作品弄得“哗哗”响。然后我又在他的命令中睁开眼，眼前已是卜先生的版画世界了：几棵硕大繁茂的树，一片安谧的水，和雨丝交织在一起的片片屋顶……我重复了无数次的睁眼与闭眼，睁眼时领略着卜先生的艺术，闭眼后又受着他的感动：他这份对待艺术的痴迷，他这份坦诚的自我肯定，他这份缺乏世故的率真，都使人体味到与孩童交往时内心的轻松与明净。谁能在六十岁还能找到孩子般的心境，谁便仍然拥有着打不倒的活力与青春。同样，艺术、艺术家和观众的交流不也是靠了这份无世故的率真吗?我庆幸我和卜维勤能够进行艺术和观众的交流,卜先生到底把他的黑白世界留给了我,把单纯和率真留给了我。

将近深夜已然告辞的卜先生又从住所打来电话,说他认为他的一张版画若挂在我家一定非常出色,他并且详细向我描述了应该挂在哪个房间的哪面墙上,应该配以何种材料和形式的镜框。未了他才想起打电话原是要告诉我,他的那瓶抑制心律不齐的药丢在我家了,说明天再来取。

第二天卜先生没有来取他的药瓶。看来他是可以心不在焉地敷衍他的心脏的,而对待他的艺术却连镜框问题都想得细致入微。

我开始独自欣赏卜先生的作品,欣赏他对大自然充满激情而又精细、耐心的经营。卜先生的作品大多是以风景为题材,在风景里,卜先生又特别热衷于表现各种各样的树:春天枝条柔韧的树,夏天茂盛而又热烈的树,秋天满腹沧桑的树,冬天披挂着晶莹白雪、灿烂了天空和人间窗户的树……树的欢悦,树的沉重,树的生机,树的喋喋不休的热闹和树那明媚的静寂,卜先生用刻刀把它们营造得远远超过了树的本身。还有雨,在卜先生的刀下,雨丝和雨脚变成了和人生的相互交织。《雨》仿佛一张绚丽、活泼的网,笼罩着一片屋顶。欣赏时如果多些耐心,便会愈加理解卜先生的匠心。那粗中有细的刀法和“木味儿”,已不再是“木味儿”和刀法,那实在是对雨中小城的丰富,是对人生的丰富。于是《雨》带着咄咄逼人的一派生机和人生一起响亮起来。《澹泊》则是画家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为观众创造出的充满透明感的内在而又严谨的秩序。他一边对自然做着微妙之至的表现,却又不忘把握黑白艺术的整体处理。那神秘而又热烈的黑和纯净而又奔放的白,激荡着画家丰满多姿的人生想像,又控制着画家弩张不发的意识,这意识便是为观众留下的余地。有句话叫做“别具匠心”,“匠心”大约是在寂寞着的内心氛围中产生的,而寂寞又是一切成功的艺术家所勇敢独具的,我以为卜维勤先生是不愧为这种艺术家的。

冬天的时候我去了卜先生家做客,这是北京一幢灰色高层建筑。我见到了他工作的地方,那是不足八平方米的用玻璃封住的前阳台,工作台是他夫人的缝纫机。大的画面当缝纫机支撑不起时,木板在两边的窗台一搭,激情和梦想也会油然而生。这次的访问还使我了解到林风眠先生对他的影响。从形式上看林风眠的艺术和卜维勤的艺术虽有着差别,但艺术上那种内在秩序,那种把一切人间热闹化作艺术的寂寥的气质,显然是密切联系的。

站在卜先生那小小的阳台上,我忽然想起盛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种艺术形式——民歌大联唱。联唱的编写者为使一些观众在有限时间内听完无数支歌,就把每支歌择出两三句,再做些有机无机的处理硬是编在一起给人听。这编写者也许是为着迎合当今一些听众的浮躁心理吧。而卜维勤们的价值就在于身处不愿听尽一首完整歌曲的时代,却能够俯下身来,成千上万刀地悉心雕琢着他那满树的叶子。他不忍心敷衍每一片树叶,正好比他不忍心敷衍整个时代和人生。他决不排斥时代的喧哗,但他更知道怎样寻找自己的灵魂与时代的真正契合。而他手下那些金黄色木屑的飞溅,那些藏于黑白之间冷静的笔触的推敲,才是他真正的欢乐。

这世界能够产生过时的理论,但怎会有过时的冷静和过时的热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