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门改属的道统之争

附　云门改属的道统之争

自慧能出，典型的中国禅宗便于佛教中翘然独秀。菏泽神会于滑台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公开提出:“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²⁵⁾揭起顿渐、旁正之争，并以慧能嫡传弟子的身份，标明了一个南宗传法系统。其后，洪州兴起，更以慧能——怀让——道一为正脉，于是，禅宗“如风偃草”之大势，也伴随着纷至沓来的道统之争。宗密当时就指出:“南能北秀，水火之嫌；菏泽洪州，参商之隙。”⁽²⁶⁾正反映了禅宗鼎盛时的道统纷争。如果说，南北对立，还有法门顿渐的不同，那么，同出慧能门下的菏泽与洪州，其参商之隙，也实在纯为道统之设了。至宋，临济门下之达观昙颖、觉范惠洪提出了两道悟之说，将原隶于石头门下的云门、法眼二宗，变成了洪州系统。这一云门改属的事件，尤其能反映禅宗兴起以后“分灯并弘”以及禅门弟子依傍门户的道统观念。

平心而论，越祖分灯，道统分设，几乎与禅宗的兴起同时并进。“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²⁷⁾，普济甚至把禅宗五家分宗上溯到六七个世纪前的达摩的预言。普遍认为，慧能而下出南岳(洪州)、青原(石头)，洪州下沩仰、临济，石头下为曹洞、云门与法眼。宗系固然存在，然在马祖与石头之时，往来参学者络绎不绝。他们对于菏泽神会的《坛经》传宗也颇有异词。但师资法统之传承，也难免各执异说。公元952年，《祖堂集》已经确认云门与法眼俱出石头门下，因此，宋时临济、云门独盛天下的局面，应当说洪州、石头各有其贡献。北宋末，好事者以两道悟之说，归云门于南岳之下，实欲平息济云之争。慧洪《林间录》尝谓“今妄以云门、临济竞者，可发一笑”，亦可见其对改属的得意了。不过，事与愿违，此举不仅未能息争，而且制造了一桩疑案，挑起了一场场新的争论，直到清初仍有增无减。

云门、法眼究竟出自石头还是洪州，属青原还是南岳?歧见实自天皇道悟的师承而生。《宋高僧传》云:

释道悟，姓张氏，婺州东阳人也……生而神隽，长而谨愿，年十四将求出家，慈爱之旨，不见听许。辄损薄常膳……父不获己而许之。遂往明州大德剃落。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大德具戒……投径山国一禅师，悟礼足始毕，密受宗要……断诸疑滞，无畏自在，直见佛性……疑道途之乖错，故重有谘访……建中初，诣钟陵马大师。二年秋，谒石头上师。于戏，自径山抵衡岳，凡三遇哲匠矣。至此即造父习御，郢人运斤，两虚其心，相与吻合。

据此可知，道悟14岁要求出家并于明州剃落，25岁依杭州竹林寺受具足戒，后投于径山国一禅师而直见佛性。因嫌固陋，故相继参访道一与希迁大师，复印证自国一处所授佛法，可见，道悟实得法于国一，并进一步师从马祖和石头。国一乃牛头宗僧人，牛头禅“虚空道本”的禅法与青原、南岳“见性成佛”的宗旨相去不远，故能“相与吻合”。实在地说，道悟无论划在谁的门下均无不可。《宋高僧传》《石头希迁传》引刘轲撰碑，其门人固有道悟，无非是以最终师从而定为青原一系的。《景德传灯录》所说与《宋高僧传》稍异，即首谒径山，受心法，抵钟陵，谒马祖，重印前解，最后“乃谒石头迁大师……从此顿悟，于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弹其迹”。这里进一步强调道悟从石头处顿悟心法，自然也就专属青原门下了，但它也突出了马祖与石头二人对其思想的直接影响。可见，北宋末之“好事者”将道悟视作南岳后裔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慧洪、达观误引丘玄素文实在有顾此失彼之感。

早在丘玄素之前，《全唐文》卷501载权德舆《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其十一弟子中即有道悟。其时距马祖道一灭寂不过数年。⁽²⁸⁾元和年间(806～821年)，归登撰《南岳怀让禅师碑》，其再传弟子道悟也列其中。稍后于马祖的圭峰宗密有《中华禅门师资承袭图》，马祖道一弟子六人，署名榜首的即“江陵悟”，并注“兼禀径山”，亦即天皇道悟了。这些撰述与记载，都与马祖时代相去不远，资料来源应当说是比较可信的。

时至北宋末，南岳门下临济宗僧人达观昙颖集《五家宗派》，黄龙系僧人慧洪撰《林间录》，均引述荆南节度使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禅师碑》，强调说明在荆南的城西和城东，同时有两个道悟，具体分别如下:

碑铭中还说，道悟与国师侍者应真南还谒马祖。祖曰:“识取自心本来是佛，不属渐次，不假修持，体自如如，万德圆满。”师于言下大悟。同时遵马祖指示，返荆门结草为庐。这里强调的是，道悟先从石头问法，未曾投机，终归马祖而悟心法，师承之先后与《宋高僧传》恰好相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结论是道悟法嗣马祖，其下龙潭崇信分孽出云门、法眼二宗。至于石头下的道悟，即天皇道悟，虽有弟子数人，仅一传而终，故与云门、法眼无涉。照此说法，便改变了云门与法眼的宗系，传统青原下出曹洞、云门、法眼，南岳下出临济、沩仰之说，则变成了南岳下有临济、沩仰、云门、法眼四宗，青原下仅曹洞一宗，如图:

其后，至南宋淳祐年间，普济集《五灯会元》，天皇道悟传亦本石头系说，即所谓:“首谒国一受心法，服勤五载。后参马祖，重印前解，法无异说，依止二夏。乃谒石头而致问曰……”不过，《五灯会元》宝祐初刻本及以后元至正重刻本均附有按语云:

……皆谓云门、法眼二宗来自青原石头，虽二家儿孙，亦自谓青原石头所自出，不知其差误所从来久矣。

其下说法与惠洪、达观同，或系引自《林间录》，既说明普济(如果是普济自注的话)对史料采取的客观、公正态度，亦可见云门改属在当时已经成了一桩历史悬案。

一般认为，玄素碑乃伪作，所以二道悟之说以及皇、王之误也就成为无稽之谈，但都不能否认他们确实曾以马祖、石头为师，只不过是先后不同罢了。所以说，即使不是二道悟，把他们归在青原或南岳任何一系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天王、天皇之争本质实不在教义教理，而在道统。《释氏疑年录》所谓“其意不在天王，而在云门之改属”是极为中肯的。

值得注意的是，云门之改属并非云门派僧人参与其间，“二家儿孙，亦自谓青原石头所自出”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大多是协律郎符载，常侍归登，节度使丘玄素、礼部尚书权德舆以及张商英这样的达官显贵和宗密、赞宁、普济与云门无涉者，特别是南岳门下临济宗僧人，如达观、惠洪以及宋宝祐及元至正间《五灯会元》的引注者，以二道悟挑起了云门归属之争，这实有些与众不同。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道悟原本问法于马祖和石头，视为南岳、青原均无不可。其时尚无五家分别，为之传记者各以己意定其所属，异说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以后《宋高僧传》与《五灯会元》均将道悟载入青原系下，只是由史料来源所决定，也不见得有偏右青原的意思。

但是，北宋末云门、临济，卓然冠映诸方，独盛天下，言禅者多为两宗之裔。若依僧传、会元所记，云门、临济风行天下则为青原与南岳并行乃至于相争，这是洪州门下临济宗僧人不乐于接受的。加之道悟归属问题本来就是盲人摸象，各执其偏，天皇、天王两道悟也不过是师从马祖、石头，或石头、马祖的先后不同，与僧传、会元之说也无根本不同。所以，达观、惠洪定道悟为南岳系僧人，目的不过在于把与临济宗并存并荣的云门宗囊括在自己的宗派之中，以壮南岳的声色并平息济、云之争罢了。惠洪在其《林间录》中尝说:“今妄以云门、临济竞者，可发一笑。”足可见其用心之一斑了。

然而事与愿违，云门改属既未平息济、云之争，反而种下了道统纷争的另一颗种子。明末费隐容撰《五灯严统》，重申云门、法眼为南岳之说，以“严统”二字，排斥洞宗，于是又掀起了禅宗史上所谓甲乙两宗大讧。⁽²⁹⁾

由上观之，云门归属之争实在如明代高僧藕益所言“不啻小儿戏”。后有议及此者说:“天王之误，实始于张商英……其视云门、临济，一如元祐、熙宁，亦欲分门裂户。”⁽³⁰⁾可以说，是击中了云门

改属之病灶。《南雷文案》曾详评论说:

昔之学佛者，自立门户者也，今之学佛者，倚傍门户者也。自立门户者，如子孙不藉先人之业，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门户者，如奴仆占风望气，必较量主者之炎凉……故两家之是非，不必为之辩。⁽³¹⁾

这段话把云门改属的意义说得就更清楚了。一、趋炎附势，依傍门户，以壮自己的行色；二、批判了学佛者依竹附木的陋习；三、谁是谁非尤不足辩。

还是用云门僧人的故事来做结论吧:

漆黑的夜，龙潭崇信把点燃的灯递给德山，德山伸手去接，崇信却把灯一口吹灭，于是德山大悟……接过来的不是禅!

接过来的尚且不是，依附上去的还有什么价值呢?云门改属的道统之争，实在有悖于云门的精义。

【注释】

(1)王禹偁:《小畜集》卷20《通慧大师文集序》。

(2)王谓之唐天祐十六年生，系按唐代纪年。

(3)见《进高僧传表》后。

(4)《宋高僧传序》。

(5)《宋高僧传》卷7《汉棣州开元寺恒超传》。

(6)《唐青峰草堂寺宗密传》系。

(7)《唐常州兴宁寺义宣传》系。

(8)比宁序说少二人。

(9)赞宁:《进高僧传表》。

(10)赞宁:《高僧传序》。

(11)吴处厚:《青箱杂记》。

(12)“吾尚可迟汝”，迟读zhì，即等待。

(13)《五灯会元》说中宗神龙元年降诏，使内侍薛简迎请。据印顺考，则天晚年征召，中宗元年派薛再请。

(14)《坛经》。

(15)《宋高僧传》之《唐荆州当阴山度门寺神秀传》。

(16)《宋高僧传》之弘忍传。

(17)《宋高僧传》之神秀传。淰读shěn惊走意，鲔wěi鱼的一种，鲟。

(18)《宋高僧传》之天皇道悟传。

(19)经常贫穷之意。

(20)宗密《禅源诸全集都序》把禅分为外道、凡夫、小乘、大乘与最上乘。

(21)陈垣:《中国佛教史典籍概论》，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0页。

(22)刘善泽:《五灯会元·跋》，长沙1930年影印宝祐本。

(23)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5页。

(24)清《法门锄宄》。

(25)神会:《南宗定是非论》。

(26)宗密:《禅源诣诠集都序》。

(27)普济:《五灯会元》卷1。

(28)马祖死于788年，权文至迟在791年。

(29)甲乙指顺治十一年、十二年甲午、乙未。

(30)祁季超书，载俍亭《语录》，转引自陈垣《清初僧诤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页。

(31)黄宗羲:《南雷文案》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