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起源说之争

二、货币起源说之争

桑弘羊强调“币与世易”，货币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他认为:“故教与俗改，弊(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黑贝)，周人以紫石(紫贝)，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真)并行”(《错币》)。即中国最早的币材是夏代的贝，而后发展为金钱刀布。这一认识与我国货币发展的史实基本一致，较之当时流行的自夏以来“金三品”的说法或更符合历史史实，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桑弘羊所说的“奸”是百姓私铸的品质低劣的坏钱，“贞”是指中央政府官铸的精整足值的好钱。他确信不禁止私铸，则私铸奸钱与官铸贞钱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就会如贾谊所说:“法钱不立”，“市肆异用，钱文大乱”。

贤良文学则是一伙复古狂，他们一味地厚古非今，着眼于“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向往远古“抱布贸丝”，物物交换的原始生活，诬蔑货币改制是每况愈下，越改越坏。埋怨有了货币(龟贝金钱)交换以后，货币屡经变革，民俗便滋长了弄虚作伪的风气，即“滋伪”。汉初旧弊未除就聚敛财利，改革币制又要驱商务农，犹如“以煎(熬)止燔(烤)，以火止沸”，适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实际上货币改制的趋势总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演变而日臻完善。改革有成功，也有失败，可如果因为个别的失败而否定变革币制向前发展的大趋势，只能是如狂犬吠日，痴心妄想。贤良文学对货币关系的不满，对变革币制的不满，对抱布贸丝的憧憬留恋，正暴露了他们试图否定货币关系发展的总趋势，从立场观点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他们还指责汉初政府“趁弊而不改变，蓄利变币”，指的是统治者承袭秦朝旧制而不知改变，只知聚敛财用，却不变更钱币。利用通货贬值政策来加紧对人民大众的搜刮，不仅起不到劝民反本的作用，只会是火上浇油。自元鼎四年(前113)币制改革以前上推到吕后二年(前193)的80年间，钱法变更九次，已是“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用武帝君臣的话讲，改革币制，就是为了“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⁴⁶⁾”，充实国家财政，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实行通货贬值，发行白金币(银锡制造值三千、五百、三百三品)和三铢钱。次年因三铢钱太轻，不便流通，改铸五铢。元鼎二年京师又铸造赤仄(剉平外郭或说以赤铜为郭，又称子绀钱)，以一当百，仍是贬值。自造白金币五铢钱以后的五年里，因盗铸而处死的多达数十万人，向政府自首的百余万人，私下遭杀害的不计其数。不敢自首比自首的人还要多，全国百姓差不多都与盗铸有纠葛，简直到了“吏不能尽诛取”的地步。另一方面为了打击肆意兼并，为富不仁的豪富，不是简单地对准大商贾，而且包括经商的地方诸吏及各级官吏⁽⁴⁷⁾。因为这个有钱的阶层结成一种势力，阳奉阴违，有能力与朝廷对着干，成为一种离心力，不利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系的建设和巩固。自上林三官⁽⁴⁸⁾铸造“轻重适中”，足值的五铢钱后，货币流通稳定数十年，中央政府每年动用十万人采铜铸钱，至汉末共计280万。自汉至隋七百多年，五铢钱基本上通行未废，这是中国历史上铸造发行得最为成功的货币之一。然而贤良文学不顾事实，偏偏要攻击受到世人拥戴和后人称许的统一铸造五铢钱的币改。他们采取移花接木，颠倒黑白的手法，将私铸不足值货币的弊端嫁祸给五铢钱，发出“以煎止燔，以汤止沸”的鼓噪，与其说是发泄他们对币改的不满，倒不如说是发泄他们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仇恨;与其说他们渴望足值的铸币，倒不如说企冀钱文混乱，奸真并行。难怪霍光只是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打击自己的对手桑弘羊，在经济上则对他们的建议置若罔闻，不予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