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审美与大众文化的亲民

二、日常生活的审美与大众文化的亲民

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迅速转型，市场霸权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现代大众传媒和审美文化，在大大增加了人的生存负荷之后又为人们留出了更多的大块生活闲暇时间，于是，审美在痛苦的争吵中迅速走向产业化、商品化和日常生活化；而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责任感冷漠综合症”造成的从理性沉思到感性愉悦的审美趣味转向，更促使审美文化走向娱乐化、欲望化和享乐化，并形成审美与生活的全面互渗态势；物质生活水平的较大改善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滞后，使得普通民众更加专注于“向钱看”和生活享受，使得各种社会精英暂时媾和甚至沉醉于各种声色享乐和感性体验之中。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进一步自觉改造暂时受阻的情况下，在市场逻辑的掌控和数码技术的支撑下，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不断边缘化，而物质化和世俗化的新型消费文化——以产业化的大众文化为表征——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地盘并迅速成为事实上的社会主流文化。正是在这种情势转变中，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纯审美”或“唯审美”，而是渴望美在生活、实用、通俗和商业的基础上展现自身，美成为日常生活本身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以往的纯审美被泛化到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日常生活体验成为审美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日常文化生活也趋向于审美化，有意无意地将审美作为自己的标准，泛审美倾向尤其明显。显然，技术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使当今时代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趋势，其具体表现就是大众文化崛起中蕴含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

20世纪后期大众文化的崛起，正是适应了日常生活层面在现实生活中的上浮态势，显示了这一层面本有的价值所在。知识精英所标举的人文关注与意义追求虽不失崇高积极的一面，但由于缺乏满足日常生活动机与利益的现实性，这些极显浪漫精神与乌托邦理想的审美原则并不能直接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主流文化对国家意志的遵循使得它在获得正统性、权威性的同时也削弱了它对平常大众的亲和力度。大众文化正是通过疏远政治道德的理性权威及放逐精英的形而上思考，肯定了人生的平凡性与世俗性，强化了大众现实欲望的追求与满足，强调了平常百姓具体的感受与经验；它直接切入大众的生活领域，直接审视当代人的生存/文化环境与文化实践，这不仅增强了大众与文化之间的亲近感，也促使文化与大众共同面对复杂的当下生活，共同交流复杂的心情意绪。理想、憧憬、权威慢慢回落到日常中，生活原生态审美的零散、琐碎成了文本的话题，平民人物与平凡事件成了聚焦的中心，大众文化正是以其充分生动的当下关怀，完成了对日常生活层面的积极凸显和对“诗意栖居”的消极背离。

从社会行为学视角考察，以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为突出表征的大众文化，借助于工业化生产、现代传播媒介和商业化运作机制，不仅事实上已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主流，而且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闲暇活动本身，改变了当代文化发展的走向。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制造身体幻象、提供游戏化的心理经验、克服认同焦虑，使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充实了文化生活；它也许是趋时的、媚俗的，但是它却为文化消费者欣然接受。所以，在当今这个感官享受取代理性反思、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发达是必然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意味着当代文化从传统的文字的、印刷的时代进入了影像的、视觉的时代。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传统社会地域文化之间的鸿沟被填平，文化从特殊地域中凌越出来，成为不同地域居民可以共享的文化；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也意味着生活与艺术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同时还使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变得界限不清。

在日常感性得到较好满足的先进国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得很理直气壮；然而，在日常感性相对匮乏的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具体效益还是相当复杂的。从较为客观的立场看，尽管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审美泛化带来了诸多问题，但是在文化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快感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积极因素还是值得肯定的:克服大众的认同焦虑，充实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现代社会可能的审美解放尤其是感性的视觉革命等；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文化的崛起对结束文化的长期禁锢及颠覆大一统文化格局、实现政治祛魅、转向市场逻辑为核心理念的世俗化都有直接贡献；再从大的方面讲，它也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从重思维转向重想象、从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33]——提供了新的文本佐证和文化实验场。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况且在科技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注入的高新技术含量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新颖怡人；同时，人们心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期望，一种既不为过去也不为现今所吓倒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