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边亲民福西蜀

五、固边亲民福西蜀

临危受命知成都府

在崔与之任京官这段日子，川蜀边境发生了重大变故。嘉定十一年（1218）二月，金兵火烧大散关，攻破皂郊堡，幸得兴元都统制吴政率军英勇杀敌，得以奏捷。次年春，金兵再犯西和州，吴政力拒金兵，在牛黄堡一役中战死，川蜀百姓人心惶惶。更令人吃惊的是，四川制置使董居谊长期克扣军饷，激起兵变，叛军杀死总领杨九鼎。金兵乘机攻打大安军，身为四路统帅的董居谊竟然从利州弃官而逃，朝廷即令利州路安抚使聂子述取代董居谊。岂料号称红巾军的叛军继续攻打利州时，聂子述不能力挽狂澜，也弃官而逃，于是川蜀局面一片混乱。

当时川蜀地区（包括今陕西、甘肃部分地区）分四个路：成都府路（原称益州）、潼川府路（原称梓州）、利州路（今陕西汉中等地）、夔州路（今重庆奉节），故名四川。这地区紧邻金朝与西夏边境，也是南宋重要的钱粮赋税基地，其战略及经济地位绝不容忽视。川蜀一失，南宋危殆，因此朝廷对蜀地生乱忧虑万分。于是，皇帝便想到善于安边拨乱的崔与之。

嘉定十三年（1220）四月，宋宁宗任命崔与之为焕章阁待制、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崔与之此时已六十三岁，心知此职事关重大，故向皇帝呈上辞免奏章。他说：蜀地位于江汉上游，而成都府实为根本重地，因此必须以硕德雅望之人才方能镇服人心。此人还必须胸怀远见卓识，方能应付突发事件和危急的边情。他认为自己虽然小有政声，不过是勤于政事，将勤补拙而已，恐怕难当大任，所以希望朝廷收回成命另择大臣担任。但是，皇帝坚持由崔与之担任，他最终亦慷慨赴任。有人问他何故先辞官后赴任，他朗声回答：朝廷因为蜀中散乱，令我去整齐之。

崔与之到成都赴任后，开始了新一轮安边为民的工作，也令他再一次闪耀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光辉。

初到成都，他便与四川宣抚使搞好团结。四川宣抚使是屡立战功的宿将安丙，资历老、权力大，从来看不起东南地区来的安抚使。但是，崔与之到来之后与他坦诚相处，他也了解到崔与之守淮东的政绩，因此两人关系还算融洽。由于上下同心协力，源于兵变的红巾军很快便被镇压下去，利州和成都府的社会得以稳定下来。

嘉定十三年（1220）九月，安丙接受西夏一起攻打金兵之请，发兵攻打金朝。崔与之闻讯，马上发信表示反对，认为蜀地连年打仗，士气不振，怎能轻易发兵！加上西夏小朝廷不足为恃，和他们结盟终究吃亏。但是，安丙不听崔与之的劝告，发兵攻打金朝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和巩州（今甘肃陇西）。岂料兵临城下时，西夏军队违约不到，结果宋军大败。安丙因此信服了崔与之的先见之明。

崔与之有鉴于此，号令所属边将切不可轻易接受西夏联合攻金的要求。一年之后，西夏又要求宋军联合攻金，派出一百名骑兵奔赴南宋凤州（今陕西凤县），请宋将派兵支援。崔与之命令都统李冲来严词拒绝，指责西夏的做法违反规例：倘若合盟攻金，应派使者来商议，怎能径自派出骑兵到来？军士、百姓不知内情，还以为你们举兵来侵犯，倘若发生冲突，岂非失却两国和好？西夏骑兵自知理亏，只好立即离去。

对金兵，崔与之不断实施攻心战与离间计。当时金朝已现衰败之象，不时有将士反水投奔南宋，南宋官员害怕这是金人的诈降计，通常不敢接纳。但是，崔与之审时度势，下令接纳归降者，并给以奖赏，以吸引更多的反水金将。不久后，金将呼延棫率军来到洋州（今陕西洋县），要求归降。崔与之经过多方了解后，确认他出于诚心，遂开城接纳。崔与之还把呼延棫部下中的精锐编入南宋军队中，以充实力量。随后，崔与之还在边关公开张贴榜文，欢迎金朝将士归降。这一来，果真陆续有金兵来投诚，还弄得金朝将领之间产生疑忌，捕风捉影捕杀不少军士，弄得人人自危，影响到金朝上下的情绪，不敢再对南宋用兵。

关心民生安定川蜀

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安丙去世，朝廷任命崔与之为权四川宣抚司职事。十二月，又任命崔与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至此，他便升任为川蜀四路的最高军事长官了。

崔与之认为：“立国之道，在谨边备以为藩篱，安人心以为根本，根本固则藩篱壮。”因此，他到哪里为官均重视安定民心、发展生产、财赋收入及军事后勤保障。来到成都之后，崔与之亦是这样。他看到市场冷落，运输也缺马匹，便了解有关情况。知道以前川蜀四路有战马一万五千多匹，后来安丙裁去三分之一，嘉定年间与金兵开战又损耗过半，到崔与之上任后，战马只剩五千匹。这与边境封锁过严、货物无法流通大有关系。而且商人也因此而叫苦，税赋来源受到影响。于是，崔与之下令开放边境贸易，除军事要塞严密防守外，其他地方容许双方边民往来买卖，只派暗哨监视敌情，保护边贸，对于茶、盐、蜀锦等金朝、西夏上层的必需品，则由官方控制输出量，提高售价，又用赚来的钱高价收购骡、马及日用品；土产则放手让边民经营，让百姓有利可图，社会随之安稳。边贸一开，成都与附近州县的市场活跃起来，数月间赋税大增，战马也得到补充，军需运输、军民生活均得到逐步改善。

崔与之又注意到川中有不少少数民族聚居地，宋代对这些地方多是设立羁縻州，授予少数民族首领以官职，管理寨中事务，实现羁縻（近似自治）治理。崔与之非常注意处理民族间的关系，经常深入村寨，与羁縻官、少数民族首领座谈，了解各个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经济状况以及政治倾向等，并替他们解决困难。这些羁縻村处于川蜀四路的大后方，如果处理不慎便会激化民族矛盾，引起更大风波。例如威州、茂州的少数民族多为羌人，又有吐蕃人杂居，一旦生事，吐蕃、大理、西夏等邻近小国可能插手干预，从而引发更大的战事。因此，崔与之严禁官兵掠夺少数民族的珠宝、财物，约束商人强买强卖，又命茶马司供应一些驴骡给少数民族，正价收购山货、药材外销。于是，少数民族的首领对这种亲民便民的做法心悦诚服，从而也巩固了川蜀的大后方。

开禧年间宋金开战后，蜀地徭役频繁，而龙州（今四川江油北）百姓承担了劳役的五分之一，没有军情时，各家各户的成年男丁也得去扼守边寨；一旦有军情，不但交纳重税，还要承担繁重的徭役，如向边关运送军需物资等。因此，当地百姓意见甚大，但却苦于无处投诉。嘉定十五年（1222），崔与之听其门生、知龙州的洪咨夔反映情况后，立即作出决定：免去龙州百姓戍边与运粮的苦役。百姓闻之，十分感激。其他地方未免徭役者亦参照执行，故川蜀百姓皆感激崔与之。

崔与之开诚布公，重视使用川蜀人才，又紧密团结各路将领，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尽弃前嫌同心保国，对崔与之也心悦诚服。因此，崔与之命各路守将巩固城防的意见得以顺利施行。如在边关外仿照扬州“植树为障”的做法、要塞城堡改土墙为石头砌筑等。隔第关与盘车岭都是宋金交界处的天险，崔与之命将领派出不少密探窥探金兵动静，结果金兵的举动均为宋军所知。另外，关外的阶、成、岷、凤四个州，以及七方关、仙人关、武休关均是蜀地的要塞，崔与之强调加强城防设施，得到众将领的大力贯彻。经此布置，川蜀四路边防越发巩固。地方军需告急时，崔与之即在成都府拨钱一百五十万缗购买粮草，又拨粮米三十万石储藏在沔州，以备战时所用。

在崔与之审时度势后大力固守的整治中，川蜀四路得以安定，经济也比前大有发展，官库钱粮储备也远比从前丰裕。崔与之初到成都府上任时，官库存钱仅万余缗，存粮仅十万石，战马仅五千匹，他离任前钱存三十万缗、粮存三十万石、战马一万五千匹。

对于崔与之的功劳，宋宁宗曾下诏嘉奖说：“卿道德足以镇浮，智识足以制变。赋宽四蜀，民气顿苏，尘靖三边，军声益振，使朕无西顾之虑。”这是朝廷对崔与之治蜀的高度评价。

有人说崔与之没有打过大仗，没有赫赫战功。但是，古语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兵家之上，这才是高明的军事家；俗语说“止戈为武”，他这军功比血流成河的战功更为难得。皇帝的赞赏正是最好的说明。而且，四川的百姓也称赞他为“岭南古佛、西蜀福星”呢！后来，蜀人思念崔与之治蜀之功，把他的画像与治蜀先贤张泳、赵抃一同供奉于成都仙游阁内，称为“三贤祠”。

离任前的动人一幕

嘉定十六年（1223）六月，因崔与之多次上疏求退，也或许因丞相史弥远想在川蜀安插亲信，朝廷下旨召崔与之回京，并任命史弥远的亲信郑损接替其职。郑损还未到任，消息已传到金朝。金朝妄图趁南宋主帅调动、军心不稳之际，迅速集结大军向川蜀进攻。当时崔与之正准备卸任，接到密探传来金兵蠢蠢欲动的消息，不禁有点进退两难。幸而朝廷以十万火急快马，传命崔与之仍暂行四川制置使之职。崔与之此时再上辞表也不是时候，想到国家安危大局，即率一班精干幕僚，再临前线。一出剑门关，消息已传遍前线各州县，南宋官兵士气大振。崔与之率军迅速巡视和尚原、仙人关、大散关等边防重地，与各将领分析金兵动态，商讨对策。并布置前线各地高竖“崔”字帅旗，令金兵知道崔与之仍未离开川蜀。有金将欲图试探虚实，派出金兵偷袭金州外围城寨，却被宋将设伏围歼，金兵顿时锐气大丧，不敢轻举妄动。

崔与之回师时经过剑门关，登临剑阁城楼，远看一望无际的莽莽群山、嵯峨乱石，想到京师官场的斗争，百姓受战乱之苦，不禁百感交集。自己一方面担心社稷安危，另一方面又年老体衰想回家乡休养，这一矛盾心态令他晚上不能安睡，于是寄意于词，按《水调歌头》的词谱，填下《题剑阁》一词（见本书第1页）。

这首词是崔与之留存于世上的两首词之一，也是最见其感情澎湃的诗词代表作。此词上半阕披露了他决心抗敌守边、报效国家的一片丹心，下半阙则抒发怀念故乡之情和未能尽展自己所长的感慨。

上半阕头两句，显现出一位边防将领雄关立马的高大形象。第三、四句是从看大好河山想到国家，唐代杜甫有句“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见《小寒食舟中作》），北宋辛弃疾也有句“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见《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均可参照分析。“乱山”，战事频繁仿似把山也弄乱了，情势危急！“长安”早已沦于外敌之手，怎不令人痛心！第五、六、七句，是心怀民众。老天爷啊，你应该看到近百年的战争已令生灵涂炭、听到战死的将士鬼魂在悲痛地控诉，快结束动乱争斗回复和平的局面吧！第八、九句，直露为国为民的一片丹心：我暂留于此苦守，只为减少百姓的伤亡、保卫朝廷疆土啊！

下半阕是矛盾心境的流露。首三句，对着荧荧灯火，搔着已经斑白的头发，想着难以解开的心结，深更半夜也睡不着觉。第四、五句“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颇耐人寻味。当上四川制置使，怎能说“勋业未就”呢？不，他是感叹未能尽展所长！史弥远当权，一班趋炎附势的大臣没有远见卓识，一时对敌冒进致使损兵折将，一时对敌奴颜婢膝耗费民财，倘若按正派大臣之见，审时度势固守安民，国势将会好转！自己老了，但眼前形势不能乐观，又岂可过上休闲日子呢？第六、七、八句，他想到故乡广东了。粤北梅岭梅树的绿阴和青梅，广州白云山上的蒲涧清泉与白石，我早就约定要回去看看了，但是如今办不到。故乡啊，你不要怪我忘记了旧约。清泉白石之盟，可参看上文提及的《题吉水鼋潭李氏仁寿堂》一诗。末二句“烽火平安夜，归梦到家山”，也耐人寻味。从字面上看，有“在边境平安的夜里，我的魂梦已回到故乡”的意思；然而想深一层，此二句更有“不是平安夜做不了归梦”的感叹，边境不平静，即使梅关的青梅更好味、白云山蒲涧的清泉再甜，我也是不能回去品尝的。

这首词既慷慨激昂又委婉动人，把守边疆与怀故乡统一到一个完整的爱国主义的主题中，词句本身也显得更具真实性、可信性，更有内涵。诗词贵有真情实感，所以崔与之凭此词而被称为“粤词之祖”，决非浪得虚名！

嘉定十七年（1224）春，圣旨又到，召崔与之回京任礼部尚书。可是，有心术不正的史弥远为相，当礼部尚书又有何意思？崔与之马上上疏《辞免礼部尚书》，请钦差代呈皇帝。此时，新任四川制置使郑损已到成都，崔与之便立即办理移交手续。

岂料还未起行，四路官员已带着各种礼物先后到来话别。这也是当时的惯例，俗称“大送”。同时，川蜀的名士、好友也来相送。治蜀五年，局势由乱转治，边防巩固，百姓安居，今又升任朝廷六部之一的礼部尚书，的确是很值得自豪的事，然而，崔与之以平常心对待，对前来送行的各界人士殷勤话别，多加鼓励，但对所送的礼物则一概谢绝。其清廉可见一斑。

当时，成都名士李曾伯题赠《贺新郎》一词给崔与之。词云：

万里归潮去，倚江亭，绿波碧色，一川晴絮。赢得成名留草木，玉垒雪山高处。未应减，平淮裴度。见说金瓯书字久，待公来，便作商岩雨。休忘却，蜀都赋。旌旗回首春城暮，听樯头，飞燕似把、人情低诉。两两三三鸥鹭里，拍拍船儿一羽。算惟有、清芬载取。百万人家儿样恋，恨柳风、不为留连住。离梦绕、沙堤路。

这首送行词写得婉转感人，词中把崔与之比作唐代名相裴度及商代名相傅说，又写出成都百万人家对崔与之的难舍之情。古代文人离别，喜欢互赠诗词，蜀人送别崔与之的作品不少，但这一首可称送行诗词中的代表作。

崔与之离蜀之后，接任的郑损胸无实学，却又骄横自傲，一改崔与之的防边策略，并把崔与之历年治蜀的积累挥霍一空。宝庆三年（1227），即崔与之离任三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四川，郑损弃守七方关、仙人关、武休关，逃到利州，关外的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随之落入敌手，导致四川门户大开，通都大邑成了瓦砾战场，百姓苦不堪言，史称“丁亥之变”。南宋名臣李昴英评价说：崔与之在蜀时，“全蜀如金瓯无少玷缺”，让郑损代崔与之的职务，实在是狗尾续貂，“天下大势因此不可救药”。时人评曰：权臣误国于此体现，宁不令人扼腕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