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民实边与河西屯田

第一节　徙民实边与河西屯田

周、秦至汉初，张掖为西戎、乌孙、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场所。汉武帝元狩二年春（公元前12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击破匈奴右地。初置酒泉郡后，为加强汉朝与西域各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联系，防止匈奴族侵犯，真正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西汉政府随之决定从内地向河西地区开始大规模地迁徙民众，以充实西汉王朝边疆要地。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西汉王朝移民的对象主要为在生活上没有着落的贫苦农民（“以关东下贫”），这类人群占移民人口的绝大多数。还有一部分为犯有刑事罪或叛逆罪的犯人及其家属（“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与此同时，为加快河西地区的开发，还从内地征调大量的兵士到河西从事农耕，收获之后，自食自用。这类人平时务农，战时作战，兵农一体。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几次大规模移民，张掖人烟稀少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变，劳动力资源也日渐增多，农业生产也随之加快。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至西汉平帝时张掖郡的户口数为：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

但由于边防守军数量庞大，移民实边后所剩余的农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为有效解决边塞军队军粮的供给问题，征和年间，桑弘羊与丞相御史上奏汉武帝，建议在西域，由军队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通沟渠，种五谷”，实行军事屯田。并在军队建制中设“候农都尉”和“田官吏座”，专管军队的农业生产。《史记·平准书》记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冬，屯田张掖，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汉朝这种以强制性的手段，利用成千上万的戍田卒从事屯垦，规模宏大，加快了张掖农业的开发步伐。

随着移民实边政策和河西屯田的不断实施，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经验和技术也随之传入。当时，张掖开始种植麦、黍、粟、豆等五谷，同时也有从西域传入的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胡桃、葡萄、苜蓿、西瓜等作物。播种时五谷疏成行列，杂种黍、稷、麻、麦、豆五种作物，行与行之间带有一定间隔，若其中一、二种作物遭遇灾害，其他还可以收获。

在耕作上，主要采用西周以来深耕、宽垄、轮流休种的方法。至汉武帝末年，由于采用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张掖可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时任搜粟都尉的赵过，总结并推广了“能风与旱”、适合西北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一种耕作方法——“代田法”。据《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候。下诏曰：‘方令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又载：“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当时的居延城为张掖属地，由此可知，张掖亦广泛推行了代田法。代田法和使用牛耕是分不开的。《汉书·昭帝纪》记载：“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应劭注：“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采用代田法。由此可知，新田器和牛耕的使用进一步促进了张掖的开发。同时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所发展，《史记·河渠书》中有“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山谷以溉田”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中原的井渠法亦传入张掖。修理沟渠，推广井渠法，便利灌溉，保证了张掖农业的收成。

汉武帝时期，随着河西四郡徙民和屯田的不断深入，地旷人稀的张掖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水平逐步提高。张掖也由游牧区逐渐向农业区转变。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更始元年（23年），“天下扰乱”现象日趋加剧。窦融因其先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具有良好人缘”；加之“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即使“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亦可保全家人性命，不至于绝灭。为此，他自愿前往河西，就任张掖属国都尉。为能立足河西，保据一方，他所推行的“抚结雄杰”措施，使当地“雄杰”、“英俊”争相归心，一致推举窦融为大将军，职掌河西五郡事。窦融出任新职后，委任史苞为张掖太守，自己仍兼任张掖属国都尉之职，并置“从事”监察五郡政务。自此，以窦氏为核心的河西政治集团形成，河西地区社会趋于稳定，经济也有所发展。窦氏占据河西，时间虽然不长，但张掖经济发展速度却明显快于西汉中后期。究其原因，当地纯朴的民风和窦融实行的上下相亲、宽松的政策，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张掖出现了“晏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富”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