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偏颇与文化等级的建构

二、意识形态的偏颇与文化等级的建构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1946—）认为:“文化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人类学意义上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和作为艺术的文化，它是文化产品与体验的精神升华（高雅文化）。”^[14]在传统语境中，这两种含义的文化通常是分离的，被某种等级秩序划分并制度化；作为艺术的文化，通常以其对意义的深度追求而成为文化等级秩序划分的一种尺度。可以说，文化等级秩序的制度化和艺术对意义的深度追求，构成传统语境中确认艺术经典的基本依据。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则认为:任何社会都会逐渐形成一套观念，向社会成员解释社会，从整体上理解社会，并为多数人所接受，这就是意识形态^[15]；但是，意识形态与真实的社会生活之间往往存在误差和错位。经典文化渗透着历代文化精英或文化大师的思想精华，久而久之沉淀成某种意识形态并逐渐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甚至发展到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发言更不允许异端思想的传播。这种精英控制的等级阴谋，不但损害了普通大众创造文化的积极性，更有可能扼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使大众的文化滋养与生活方式趋于单一，阻碍了更多的想象、经验和感受进入文化的殿堂。

按照传统的美学观念，文学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志和审美趣味理想的尺度；文学艺术历史的沉积和构成通常除了重大“文化事件”外，其主要的支撑框架则是经典文本；在文学、艺术史上，只有经典文本因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成就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内在审美价值，具有长久的历史生命，它们虽然数量不多却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最纯粹、最高尚的审美经验，而普通文艺作品往往因为迎合时尚和大众口味、缺乏内在的审美价值而在历史上稍纵即逝，很快被淘汰或遗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典作品是精英文化在审美方面的代表；有的作品即使曾在一定时期属于大众或者通俗文化范围，但当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奉为或转化为“经典”文本时，它一定已经被另一时代的文化精英所认同，给予精英化的评判和处理^[16]。而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M.Shus-terman，1948—）则认为:在纯艺术品与通俗文化作品之间不存在任何本质和不可逾越的界线，历史清楚地表明，一种文化的通俗趣味（譬如古希腊甚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能够成为以后时代中的高尚经典；他觉得“纯艺术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阶层为确保其继续拥有凌驾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之上的社会优越性的一种发明”^[17]。由此可见，经典文化的形成中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客观标准，所谓的“最纯粹、最高尚”也是相对性的模糊概念；文学经典并不一定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的斗争。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被告知:灌注了意识形态或曰精英思想的经典文化是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才形成的，它是自然选择与文明进化的结果，是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文明的象征。同时，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并影响社会。当代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就明确指出:“所谓文学经典和不容置疑的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必须被看成是由某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在某一时间所作出的一种建构。”^[18]经典的确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德国的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英美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方面包容古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20世纪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19]。

现代经典的构建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祛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与天经地义。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威传统中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

实际上，经典文化的当代失势，不光是因为其内在的思想反正与文化反省，也包括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文化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转向，还包括文明成长的精英主义范式的日渐式微，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一起影响了经典文化的社会效力并导致其衰落。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人类文化的发展一直渗透着一种强烈的精英主义或曰贵族主义意识，尽管精英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来说，精英主义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认为人类社会始终是不平等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平等，社会中总有极少数人在财产、素质、知识、道德、文化等方面优于常人，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导致社会分为精英与群众两个阶层；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阶级，统治阶级是极少数，被统治阶级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文化领域也不例外。二是批判所有的民主理论，彻底否定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主权在民”或“实现人民的意愿”等民主理念，倡导一种民主精英政治，认为现代国家可以实行间接民主、民主是精英多元主义的输入方式，其实质就是民主的独裁或曰开明的领袖统治；而文化上的民主只是对此前绝对化的精英控制式等级阴谋的平衡。然而，二战以后文化发展中精英主义的式微却是无可挽回，就连一直存在较重精英主义倾向的英国文化也在迅速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