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运动和激进的无神论

二、法国启蒙运动和激进的无神论

英国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时，始终也对理性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并没有把理性推向极端。到了18世纪，英国人已经开始对理性的运用范围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了，他们发现理性并不是万能的，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休谟对理性的怀疑主义态度中。但是在同时代的法国，理性却被推向了至高无上的权力顶峰，成为审判一切的上帝;而上帝则被赶下神坛，成为遍体鳞伤的流亡者。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是伏尔泰，这位名满欧洲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早年在避难英国时接受了牛顿和洛克等人的自然神论思想。可以说，18世纪法国激进的启蒙运动，最初是从17世纪英国稳健的启蒙运动中吸取精神养料的，正如18世纪法国无神论是17世纪英国自然神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一样。^⑤伏尔泰以自然神论为幌子，对法国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进行了犀利无情的批判，但是他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机智圆滑的处世方式。他一方面认为，任何宗教都是愚昧、欺骗、狂热和偏执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道德的需要，必须假定一个上帝的存在。他一生中都在用辛辣尖刻的语言讥讽着天主教的教仪和圣事，但是他又煞有介事似的在他的菲尔奈庄园里建造了一座献词为“伏尔泰为上帝而建”的教堂，并且在临终之际按照天主教的仪式进行了忏悔。^⑥伏尔泰在骨子里或许根本就不信上帝，但是这位机智的思想家却没有像年轻一辈的法国“百科全书派”那样公开地打出无神论大旗，而是以一个自然神论者的姿态来进行他的宗教批判活动。在18世纪，受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许多启蒙思想家对基督教的批判往往是从圣经考据学入手的，这种用理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圣经内容的做法被称为“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伏尔泰的圣经考据学充满了嬉笑怒骂的调侃色彩，其笔调也颇为辛辣刻薄。在《五十人讲道书》中，伏尔泰对圣经中记载的亚当夏娃的创造、诺亚的方舟、耶稣的出身等问题进行了理性的考证，揭露了其中的矛盾。他认为这些矛盾连同整部圣经都是历史上那些别有用心的骗子们杜撰出来的，他的结论是:“但愿伟大的上帝，倾听我话语的上帝——肯定不可能由一个姑娘所生，不可能死在示众架上，不可能消蚀于一小堆稀泥中，不可能鼓励这本含有矛盾、蠢话和恐怖的书的上帝——但愿这位上帝可怜那些亵渎他的基督徒的教派!”^⑦至于耶稣，伏尔泰坚持索齐尼主义(Socinianism)的观点，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长相难看的凡人，死后才被人们神化的:“起初，照他们说来，人们只是把耶稣视如由神启示的人，随后又把他当做一个比其他的人更为完善的人。又过了若干时代，正如圣保罗所说的，人们又把他列为天使以上的神。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最后他又成了上帝在时间中的显示。这还不够，人们又把他说成是先于时间本身而生的。最后，人们就把他当做与上帝同体的上帝了。”^⑧

晚年的伏尔泰对基督教的批判越来越猛烈，他那名满欧洲的巨大威望使他可以一面与西欧各国的统治者们礼尚往来，一面肆无忌惮地讥讽嘲弄着教会、教义和神职人员。在启蒙思想家中的精神领袖地位则使他狂妄不羁地对一切“卑鄙无耻的东西”(l'inf°me)进行最猛烈无情的针砭，并因此而使得全欧洲的文明人士对他倍加崇拜和敬仰。正如他借用圣父的权威来反对圣子、圣母和圣经一样，他也通过向法国君主专制政府暗送秋波的方式来换取后者对他攻击天主教会的容忍。他对道成肉身、救赎、三位一体、圣餐等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义都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他对耶稣基督充满了仇恨，坚持称其为“坏蛋”、“骗子”，但是他却始终宣称自己是信仰上帝的。事实上，上帝在伏尔泰那里无非就是理性本身。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以理性的名义宣布了迷信时代的结束:“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⑨

伏尔泰本人虽然一生坚持认为自己是自然神论者，但是他依据理性主义对基督教信仰所进行的猛烈批判，却为“百科全书派”的无神论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主力阵容是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他们把法国启蒙运动推向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们一方面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另一方面则用无神论的立场来批判宗教信仰。在此以前，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这两样东西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都是不名誉的，而喜欢标新立异的法国人却在18世纪公然地打出了这两面旗帜，在整个欧洲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如果说英国自然神论把上帝赶出了自然界，却在自然之外为上帝保留了一块超越的领域，那么法国无神论者则把上帝同时从自然之中和自然之外驱赶出去，彻底剥夺了上帝的立锥之地。如果说英国自然神论还强调耶稣神迹的道德内涵，力图把基督教信仰作为道德实践活动的根据，那么法国无神论者则完全否定了耶稣在道德方面的楷模意义，并且把基督教信仰与欺骗、愚昧、堕落、虚伪等一系列恶行联系在一起，认为宗教恰恰构成了道德的敌人。爱尔维修公然主张利己主义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普遍基础，追求感官快乐和现世幸福是人生的正当权利，人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国理想而放弃此生的物质享乐。在宗教批判方面，“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们也比伏尔泰更加激进和猛烈，尤其是被其同伴们戏称为“上帝的私敌”的霍尔巴赫，更是把对教会实践的抨击发展为对基督教思想根源的批判，把对耶稣的讽刺发展为对上帝本身的挖苦，从而把自然神论推向了无神论的极端。

法国启蒙运动的特点就是把理性推向极端，它的口号就是“把一切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理性可以批判一切，却唯独对理性自身缺乏批判。就此而言，法国启蒙运动的特点恰恰是非理性地对待理性。如果说在英国自然神论那里理性还只是与上帝联合起来进行统治，那么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理性则被公然地提高到唯一的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而上帝则被踩在了理性的脚下。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进行了嘻笑怒骂的讥讽嘲弄，然而这种花哨的批判仅仅是停留在感性和表象的层面，停留在文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水平上，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哲学思维。无论是伏尔泰的“犹抱瑟琶半遮面”的法国式自然神论，还是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的矫枉过正的无神论，在对于宗教的批判方面，其深刻程度并没有超过薄伽丘和拉伯雷多少。法国启蒙运动的这种浅薄性归根结底还是由理性本身的片面性所决定的。因此18世纪的法国无神论并没有成为宗教信仰的真正终结，而只是成为从17世纪英国的自然神论向18世纪德国的道德神学转化的一个过渡形态，成为两种宗教信仰形式之间的一个自我否定的中介环节。它的理论后果并不是启蒙理性的最终凯旋，而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和扬弃。而这种理性的批判和扬弃工作，则是由深刻而晦涩的德国思想家们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