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住房消费的都市空间重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整个空间景观呈现着与西方世界的象征性和实体性的联系。继而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的空间版图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翻新，其中体现的是更大范围的土地使用以及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转变。持续高涨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将这座城市从一个以棉纺、冶炼、化工、制造等工业为基础的城市转变为一个以服务业和金融业等行业为主的城市。伴随与此的是，对于既有厂房的改造利用(这尤其体现在了各类创意园、“1933老场坊”、世博会选址这样的地方)，逐渐成为景观、商业用地或是政府办公所在地(Chen＆Sun，2007)。与此同时，还有一幢幢崭新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不停刷新着城市的天际线。上海成为一个钢筋与水泥的海洋。

随着上海展开的空间重构和住所流动，以旧有的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空间秩序逐渐让位于日益增长的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空间秩序。在这一新的秩序下，首先，居住空间区隔更多的是由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背景、经济资源以及个体的品位等而被形塑，传统的体制性(如单位归属和职业特征)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则相对来说越来越小。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住房成为一个社会区隔的能指，标识着人们的阶层归属。上海城市居民获得住房的途径，经历了由单位或市政房产局拥有并分配公房到居民住房的商品化和私有化的转换。而在今天的上海，进入房地产市场进行“消费”，拥有自己的住房，已然成为人们追求中产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正如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克·弗莱舍(Fleischer，2007)指出的，在当下中国都市，住房不仅是生活标准的体现，而且相较于“单位”住房形式所产生的对于公、私域的监视，如今住房可以提供给人们私密、自由以及个体性。由此，某种程度上，住房成为“外在于”国家力量并抵御其入侵的一个领域。同时，人们通过住房消费这一社会实践活动以区别于其他个体，其所居住区域成为区分并维持某一社会群体的标识。住房，作为关于空间的私人性和商业性的载体，承载着多重意义。

其次，在市场为基础的空间秩序重组的过程中，人们被“归类”(sorting)到各种不同的居住社区中。不均衡的个体和住房资源的分配也在加速这一过程，其中特定的全球的联系促使着人们去找寻更好的居住社区(Sun＆Chen，2005)。人们所追寻的居住空间，虽然只是空间中的一个点，但它与其他的空间落点形成特定的结构性关联，共同构成了都市的空间。而这样的空间是人们在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它又构成了人们生活其中——受其制约或从中获取机会与资源——的环境，是“被建造的环境”(Low，2009)。都市的空间因此是具有社会和物质实体维度的文本。它的生产过程，就如同任何文本的生产，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而被编入其中的符码，即是权力与资本运作的规则。这样的规则，圈定了空间中的落点的型构(configuration)、用途和功能，并且，对都市空间作出了区隔，包括功能性的区隔(如商场、住宅小区、公园等)和阶层的区隔(高档小区、高档购物区等)。

也因此，如弗莱舍(2007)所指出的，住房的选择，深嵌于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空间重构当中，同时也提供了将杂芜的人们(个体)归于某一群体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根据。这一空间秩序的逻辑就体现在人们不同的消费模式以及资源享用的优先权中。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的住房及住房消费，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嵌入在当下中国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肌理中，标识其身份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并且支撑其现代都市人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伴随着住房消费所生成的居住空间重构，除了对于个体的、私域的期待和欲求之外，还有空间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space)，这个过程体现在譬如公园的私有化、封闭式社区里门卫、保安等的安排。一方面，这个过程经由了空间的商品化:市场价值的引入将空间进行了分隔和等级化;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不仅得力于商业的力量，如土地和房屋市场的开发和发展，而且也交织着历史的过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市场的自由化所带来的并不是国家力量干涉或渗透的减弱，而是转向了国家权力与私有资本的新形式的合作方式。在当下的上海，经由了都市空间的重构，都市中产阶层这一新的社会群体得以物质性地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