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决定理论的应用研究

9.3　自我决定理论的应用研究

所谓“自我决定”理论，是指一个基于社会情境下探索人格特征和发展的动机宏理论，解释人类意志行为和自我决定的程度。也就是说，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对自己的行为认同，以及对自己行为选择的能力理解程度。该理论由Deci Edward L.和Ryan Richard M.等于1985年提出，主要包括了生物二元变化论（organismic-dialectical meta-theory）、认知评估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生物综合理论（organismic integration theory）、因果朝向理论（causality orientations theory）和基本需求理论（basic needs theory）。综合起来，主要解释个体持续地参与某项运动是因为个体的自我动机的延续。例如，对于有规律的体育活动参与行为来说，自我决定的形式引发是内部动机，即个体是为了从体育活动本身得到愉悦感和满足感而参与。与之相反的是缺乏动机，表现为缺乏意图和动机。介于内部动机和缺乏动机之间的是外部动机，它包括因为机械性的原因而参与，或者只是把参与当做一种手段。

从实践的观点看，人们因为诸多原因而参与自发性的体育活动，其中包括内在和外在原因，或者两者的结合。但是，自我决定动机倾向的程度在行为发生中显得尤为重要。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的解释，动机倾向程度的大小与个体的认知能力、情感表达能力和行为的有效性有关。例如，当缺乏外部激励和增援时，行为者往往不再会高欲望地选择参与活动，并付出努力。但是，当他们体验到成功带来的喜悦时，活动参与动机就会变得更倾向于自我决定，此时就会表现出极高的参与积极性。所以，自我决定的理论实际上是要解释内在动机倾向的程度，有关的研究着重关注能促进和发展自我决定动机倾向的相关因素。目前该理论已广泛地应用到教育、健康、管理和体育等研究领域。

在体育相关的研究中，运用自我决定理论探索运动员在面临运动生涯是否继续的问题上，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在实践中，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激励动机的强化。也就是说，当满足运动员需求的奖励、反馈、期望、竞争，以及人际交往风格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事件成为动机来源时，自我决定会促使行为动机的延续。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教练员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相关研究认为，运动员对教练员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很容易成为运动员自我决定的依据。这是因为教练员的行为影响运动员对自己竞技能力的认知，进而影响运动员的动机。在训练的背景下，Mageau和Vallerand认为来自教练员的主动支持行为能够很好地激励运动员的训练决策动机。虽然在相关的研究中建议，教练员的支持影响着运动员的动机，但不幸的是，较少研究关注教练员支持行为对运动员能力认知的效应判断，特别是教练员训练风格对运动员能力认同的效力等一些问题还有待解决。运用自我决定理论，有助于我们考察运动员对教练员主动支持行为的认知与参与动机之间的关系，考察运动员对教练员支持的需求与运动员动机倾向之间的联系，以及考察运动员对教练员训练行为认知能力与决策动机的关系模式。通过这些问题的探索，可以对运动员的动机倾向进行积极的预测，即运动员越感觉到有能力认知教练员的激励，他们坚持体育生涯的自我决定倾向就越大。具体地讲就是，当运动员明显感觉到教练员的支持行为时，就预示着对自己竞技能力的认知，进而强化决策动机倾向。

另外，在竞技体育中，运动员损伤往往是其终止运动生涯的主要原因之一。最近的运动心理学相关研究建议，损伤康复后的运动员在重返竞技场时，其身体和心理的准备程度是不一致的。这导致运动心理学家相信，许多重返比赛和训练的运动员虽然身体上的损伤已康复，但重返比赛的心理准备可能并不充分，致使损伤事件重复发生。《运动与锻炼心理学》杂志2007年第4期发表了Podlog等的一篇综述文章。在文章中，Podlong等通过Medline，SportDiscus和Psycinfo等运动心理学类主要电子文献数据库，对关键词“重返运动”（return to sport）、“运动损伤心理学”（psychology of athletic injury）、“运动损伤”（sport injury）等关键词进行了检索，文献发表期限锁定在1970年至2006年之间，共获取192篇论文，并对其中80篇相关主题的文献进行了分析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伤病康复运动员重返比赛的解释机制，着重运用了“自我决定”理论，分析运动员重返赛场的社会动机。在该文中，Podlog提到许多有关运动损伤的社会心理解释模型。其中有Andersen等在1988年提出的压力作为损伤的前因模式；Kubler-Ross等在1969年提出的悲伤阶段反应模式；W iese-Bjornstal等在1998年提出的运动损伤综合反应模式。但是，Podlong等认为，这些研究对伤后康复运动员重返赛场问题的关注不够。只有Taylor等在1997年曾提出过一个重返模式，把运动员重返赛场作为一个过程，在身体和心理方面划分了五个阶段：初步重返阶段、康复确认阶段、体质与技术能力恢复阶段、高强度训练阶段和重返比赛阶段（见图9-1）。Taylor等认为，在前四个阶段中，由于运动员期盼早日返回赛场，对自己的健康和运动能力恢复不会产生太大的焦虑。但在最后阶段，由于不能肯定损伤和运动能力的恢复情况，运动员通常会体验到增加的焦虑。同时，运动员可能害怕过去受伤的情景再次出现。这样，根据Taylor的运动员重返赛场模式，教练员和心理学家可以实施相应的心理干预，帮助运动员在心理上进行重返赛场的准备。但是，研究人员也提出了质疑：首先，阶段的界定难以操作。例如，初步重返阶段的起始分界怎样确定；其次，忽略了个体的差异，以及运动员在阶段转化过程中的体验。最后，由于模式表现为单路径方式移动，它并不能解释很多实际事例。例如，运动员可能没有得到康复确认，就进入了体质与技术恢复阶段，等等。

图9-1　Taylor等的阶段重返比赛模式（1997）

Andersen在2001年提出了一个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来解释运动员伤后恢复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强调运动员康复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影响过程（见图9-2）。

该模式描述了损伤的特征和社会人类学特征会影响生物、心理和社会的因素。心理因素在生物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最终会中介地影响生物心理结果，同时，心理的因素通过中介生物心理结果影响运动损伤康复的结果。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为测试运动损伤康复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包括相对全面的变量和分级的相互关系。Andersen（2001）认为，运动员损伤的特征（如伤势的严重性、受伤位置、受伤史等）对于了解运动员返回赛场的反应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例如，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撕裂的足球运动员可能要比前臂受伤的运动员更害怕再次受伤。这是因为腿部对于足球运动来说更为重要。与前臂受伤的运动员相比，腿部受伤的运动员可能会更担心再次受伤。但是，Todlog等认为，该模式还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所以不能清楚地解释变量间怎样相互作用产生不同的重返比赛的结果。另外，该模式也很难测试一个从康复到训练再到比赛的过程。

图9-2　Andersen的运动员返回赛场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基于现有模式解释的局限，Podlog等运用自我决定理论，考察运动员在重返赛场时的研究。从社会认知的观点，解释环境如何作用于运动员的体验、动机和重返赛场的结果。他们认为自我决定理论为解释运动员康复后重返赛场的过程和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框架。运动员重返赛场自我决定的情感动机表现为对运动能力的担心，体验到不能满足期望成绩的挫折感。这种担心和挫折感会降低运动员的自我效能。同时，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运动员返回赛场的自主性水平是不一样的。虽然，重返赛场的内部动机和运动认同会有助重返行为，但也会面对来自教练、队友和体育迷的压力。研究表明，受伤后的运动员希望返回赛场，但表现出对外部的压力更加敏感。这样的情感矛盾成为自主性认知的主要资源，影响重返决定的动机。另外，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社会支持是一个决定动机的主要来源。研究发现，教练、队友提供了情感的社会支持，这不仅会形成有利于提高心理效应的环境氛围，而且会增强自我决定的动机。基于自我决定动机的讨论，Podlog等还建议了未来相关研究的方向。他们认为，一是探索重返赛场动机的自主性形式的潜在益处；二是探索年龄、性别、运动员级别、教练员风格、运动员的评估、情绪和重返结构方式等方面的问题；三是探索“成功”与“不成功”重返的特征；四是研究心理干预的设计；五是探索有利于运动员成功返赛的机制。他们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关注运动员的急性损伤，建议今后应考虑急性损伤与长期损伤的重返赛场特征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