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近代,随着西方体育的传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抵御外来文化的武器之一,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正是我国处于外强侵略的民族危急关头,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受到了倡导。自30年代以后,土洋体育之争逐渐平息,传统体育和外来体育都被视为近代中国的体育活动并加以整理和改造。

辛亥革命后,以精武体育会、北京体育研究社等为代表的一些组织和个人,提倡传统体育(主要是武术),唤起了人们对传统体育活动的关注，把武术作为中国式的体操、对传统游戏进行整理研究的活动逐渐多起来。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规定:“收集民间旧有之体育活动,改良之,推广之。”同年11月,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调查乡村体育活动教材，训令说:“我国各地方乡村民众之团体活动,如北方之双石头会、南方之划龙船等；个人活动,如踢毽子、耍石锁等;乡土游戏,如捉迷藏、指星玩月等,均有体育价值,惜未能应用科学方法、教育原理加以改良,致为学者所忽视。”

这一期间,有关民间游戏的调查及论著明显增多,采用经过整理、改编的民间游戏作为中小学体育教材的案例有所增加。如金兆钧所著《中国游戏》、沙涛的《踢毽术》、王怀琪的《正反游戏法》等。还有不少人对民间踢毽、滑冰、跳房、打花棍、跳绳、空竹、石锁等传统游戏活动进行了整理并撰文公之于报刊。但这些主要还是停留在收集整理和对项目进行改编上,大多由个人零碎地进行,还没有从总体上就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开始注意民族体育,并于1953年在天津召开了民间体育运动会以展现传统项目,但过后却陷入了长达30年之久的沉寂。在民族体育整体受到西方体育文化压抑的这30年中,仅有改编的武术套路一花独放。1956—1958年,政府组织有关专家编写整理了《简化太极拳》、《青年拳》、《长拳》及刀、剑、棍、枪等多种拳术器械套路,向社会推广,同时,也出版了不少不同流派的武术著作,如各家各式的《太极拳》、《青年拳》、《绵拳》、《华拳》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武术遗产的挖掘整理工作被重新提到了重要位置。1979年1月,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拉开了挖掘整理形态文化遗产的序幕。1984年6月在河北承德举行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汇报会上,进行了成果展览。据统计,这次挖掘整理工作查明全国除台湾省外,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达129个,并使许多濒于湮没鲜为人知的拳种得以抢救。全国各省(市、区)共编写相关文字记录达651万字,录制了394.5小时的录像带,征集文献资料482本、古兵器392件、珍贵实物29种。这次挖掘整理工作不仅调动了老拳师们的积极性,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这期间,各级体委和民委还设立机构,开展民族体育的挖掘整理工作,组织专门队伍对民族民间体育进行广泛调查，在各地体育史志中都列有“民族体育”部类，在各省(市)体育志基础上,汇编了《中华民族体育志》,收录的民族体育项目达977项。人民体育出版社还组织编写了大型武术丛书“中华武术文库”,一些成果又形成了新的武术论著,在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另外还建立了“武术研究院”等机构和社团,兴办杂志期刊,就民族体育的学术问题开展研讨、交流。

2004年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标志着中国将保护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全面纳入正轨。2006年国务院公布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吴桥杂技、聊城杂技、北京天桥中幡、维吾尔族达瓦孜、宁德霍童线狮、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武术、沧州回族武术、杨式太极拳、陈式太极拳、邢台梅花拳、沙河藤牌阵、朝鲜族跳板和秋千、达斡尔族民族传统曲棍球竞技、蒙古族博克、蹴鞠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收录其中。

回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某种外部因素的促使下,有些手忙脚乱地进行挖掘、保护。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缺少组织和支持,研究水平参差不齐,挖掘保护工作的方法、手段单一,整个内容平淡琐碎,缺乏文化内涵,没有一个系统的持续的计划,导致断层现象十分严重。在挖掘保护中只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关注保护的形式和结果,而很少甚至没有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传承、存在的根本动力等至为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