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在塑造非洲形象时的具体适用

二、种族主义在塑造非洲形象时的具体适用

西方部分人炮制的种族主义尽管被现代科学证实为荒谬，尽管出于有色人种的不懈努力和斗争，种族歧视在西方社会基本上被视为一种政治错误，尽管美国人声称“种族主义终结”，种族主义再也没有能力矮化黑人或其他族裔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声望，但种族主义依然为西方媒体以及接受种族优越论熏陶的部分新闻记者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抹黑非洲的集体潜意识之一，成为他们选择有关非洲新闻的标准之一，并被他们用来反证自己种族的优越和道德的优越。

美国媒体新闻报道体现种族主义歧视的报道俯拾皆是。美国NBC《晚间新闻》执行制片人杰弗（Jeff Gralnick）视索马里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艾迪德为“受过教育的热带丛林中的松鼠”（educated jungle bunny），说“其他热带丛林中的松鼠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受过教育，他们都是文盲”(Washington Post, 10/16/1993)。《旧金山观察家报》试图“解释”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发生的斗争时说：“卢旺达是三个物种的自然栖息地，第一个是胡图，第二个是图西，第三个是山上的大猩猩。”根据该报，这两个“人种”，“能够彼此区分，胡图人更矮，而图西人更高。因此他们自相残杀。”^[35]2005年5月2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了Abraham McLaughlin一篇标题为《非洲人问：“为什么没有人报道好消息？”》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前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现在波士顿大学执教的Charles Stith认为，阻碍西方人更全面地认知非洲进步的一个原因也许是隐而不露的种族主义。他说，“有一个历史框架，通过这个确定的框架，西方人把非洲和非洲人看得更为低等和负面，”并且使得关于非洲的大多数新闻都是负面的。通过对比，他说，“中国也有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和听到关于中国的其他事情。俄罗斯有问题，然而我们也看到和读到关于俄罗斯的其他事情。”他说，同样的标准应该适用到非洲。

美国学者米尔顿（Milton Allimadi）^[36]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分析了《纽约时报》是如何塑造非洲种族主义形象的。作者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有理有据地说明了《纽约时报》曾经有过出于种族主义的偏见而捏造有关非洲报道的历史。他分析《纽约时报》有关非洲的报道发现，在某些时候，《纽约时报》外国新闻编辑和记者一起串通伪造一些场景，这些场景符合美国读者在阅读来自非洲的报道时已经存在的种族主义刻板偏见。

当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席卷非洲时，《纽约时报》派遣记者霍默·比伽特^[37]去报道这种转变。在加纳，比伽特对独立英雄没有什么印象，正如他1960年在一封给外国新闻编辑伊曼纽尔·弗里德曼的信中所揭示的：“那些新涌现出来的共和党人恐怕不能激发我的任何激情。这些政客要么是骗子，要么是神秘主义者。我更喜欢那些生活在丛林中的原始人民。毕竟，同类相食相残（cannibalism）也许是符合逻辑的解决正在讨论中的人口爆炸问题的矫正办法。”比伽特在提到非洲人时最喜欢用的词包括“野蛮”（barbaric）、“恐怖”（macabre）、“怪诞”（grotesque）和“原始”（savage）。当他没有找到俾格米人^[38]时，比伽特做了下面一件最精彩的事：他捏造了他们，这点可以从他刊登在1960年6月5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看出，其文章可笑的标题为“自由的魔力附身刚果人”。文章是这样开始的：“当来自比利时统治的自由结束时，‘独立’被刚果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施与魔法，甚至被那些生活在森林里的俾格米人施与魔法。”“独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易为刚果人理解，因此他们寻求具体的解释，”在继续贬低俾格米人之前，比伽特补充道。“对那些生活在森林中的俾格米人来说，独立意味着更多一点点盐，更多一点点啤酒（independence means a little more salt, a little more beer）。”

这仅仅是比伽特和弗里德曼之间一段越轨的插曲吗？不是的。米尔顿发现《纽约时报》容忍了只要它能够推脱的类似捏造和虚构。甚至当《纽约时报》一线的记者抱怨时，编辑们继续插入这些捏造的场景，并且用在他们的文章里。米尔顿认为编辑在《纽约时报》的报道插入刻板和捏造的场景，这种行为至少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2003年2月，他将他的硕士论文扩充为一本专著《黑暗的心：白人记者怎样制造非洲的种族主义形象》出版。^[39]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西方报纸妖魔化非洲人的历史，包括《纽约时报》的种族主义虚构手法。

有时西方媒体也会借怕被贴上种族主义标签而回避对非洲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英国《观察家报》2006年6月11日文章《为什么西方的媒体要掩盖实情》借用黑人记者索里厄斯·萨姆拉的话说“西方媒体本应真实地报道非洲，然而‘政治正确性’却阻碍它们如实地报道。他们不希望被打上种族主义的标签，或者被别人骂：‘该死的他们到底是谁？这是新殖民主义。他们在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该如何发展。’而这是我所拥有的优势，因为我可以说那些他们不能说的事情。”黑人记者索里厄斯·萨姆拉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与艾滋病人共处》揭示了男性滥交是导致非洲艾滋病病毒蔓延的罪魁祸首，他因此获得了“一个世界媒体奖”的本年度最佳主持人奖。萨姆拉说，没有一个白人敢这么做。他说：“我认为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是失败的。媒体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来帮助变革，但它们一直不敢报道一些它们有能力反映的非洲问题。而新闻的精髓就是揭示事实。”^[40]

那么出于政治的正确，西方的媒体记者是不是抛弃了种族主义呢？他们在非洲军事政变、非洲内战上怎么蜂拥而上、连篇累赘，这时候怎么没有“政治正确性”的约束和被贴上种族主义标签的担心？事实上，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几乎都有一种隐而不露的种族主义倾向，在这种倾向作用下，西方媒体过多关注非洲的黑暗面也就成为必然：只有非洲的黑暗才能反证自己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