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对场所缺失的影响

2.2.1.1　城市化的不同理解

“城市化”是由urbanization转译过来的，根据英文的词源来解释即为都市化、市镇化，其表达的是一个过程。对于城市化的定义而言，很难对其进行唯一的、准确的界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比如：“马克斯认为城市化就是城乡的二元对立，城市化也就是乡村的城市化；沃思认为城市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沃纳认为城市化是指从以人口稀疏并相当均匀遍布空间，劳动强度很大且人口分散为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变为具有基本对立特征的城市经济的变化过程；歌德伯戈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这种转变引起人口数量的变化；矶村英一认为城市化可分为动态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城市化。”^[9]在对城市化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学派，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界定：“社会生态学派，从生物学的角度认为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农业社会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从人口低密度区趋向高密度区；互动学派从人们参与不同经济活动建立起来的关系入手，认为城市化是由主属关系为主体的乡村社群网络结构向次属关系为主体的城市社群网络结构的转变过程；规范学派从不同社区的人参与不同社会活动所建立起来的共同规范角度，认为城市化是城市社会的各种规范和生活方式向农村地区的传播或扩散的过程；区位学派从研究人口活动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入手，强调由于经济报酬的差异可以导致区位差异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区位转向非农生产活动区位而集中群居的过程；综合学派则侧重从综合的观点研究人口活动、人口特征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活动的协调和互补关系，认为城市化就是整个社会的变迁，即由原始社会、不发达社会、工业化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过渡的过程。”^[10]

以上不同学派的理论范式对中国学术界的城市化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然而与国外研究相似的是，我国对城市化的界定也是与学者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角度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家侧重于从产业革命引起的人口在城市集中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认为城市化是由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社会学家侧重于城市扩展过程中引起的人际关系性质转换的角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即城市的生产和交往方式、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向农村的扩散和推广；人类学家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地理学家则从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的角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的质变过程。此外，也出现了广义和狭义城市化的概念，广义城市化包括：“① 原有市区的重新组织与城市的自我更新；② 城市地域的扩大；③ 城市关系圈的形成和变化；④ 大城市地域的形成。这些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人口的减少，第二、第三产业人口及其比率的增加；农田、山林减少，建设用地增加；城市功能要素趋于复杂化，交通量增加；地价上涨，农户农田减少，兼业农户增加，农户分化，人口外流；通勤形态、购物场所、居民往来时间变化；权威与平等观念，个人与集体观念、传统观念与合理观念的变化。”^[11]

综上所述，城市化一般是指“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12]它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城市的经济关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普及和扩散，非城市性地域逐步转化为高密度的、集聚的城市性地域，人的社会关系和人格心理的转变。

2.2.1.2 城市化本质的误读

城市化的过程是在多方因素潜移默化影响下逐渐积累和完成的，它是一个极为漫长和复杂的演变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城市化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形式，更是关系到民众的一种心理状态或精神现象，所以对城市化本质的理解应该包含了将其看作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思想的转变过程。现如今在城市化的推行过程中，更多呈现出的是从表面上城市化了的物质空间，而很少去关注人的思想感情的城市化。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很高的城市化程度，社会、经济、环境、城市建设和人都同步地实现城市化了，这个过程是在艰难漫长的过程中完成的。但在中国，正是因为人们的思想没有同步地进入城市化轨道，才导致了炫富的暴发户心理，追求最大、最高、独一无二的城市建筑、景观。这种片面短视的做法是对城市化的误读。

一个国家可以从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移植卓越的工程管理方法、政策法规、教育机构、城市规划模式等各种制度，进行这种移植的国家天真地认为把外来的先进技术播种到自己的国土之中，就能拥有像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一样的成果。然而殊不知，所谓先进的制度、政策和指导方法其实是一些没有实质作用的空壳，如果引进这些制度的国家不能赋予其真实的生命力，执行这些制度的公民自身的心理、思想和行为上无法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无论多么完美的管理方式和政策法规，也会在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人手中变得毫无意义，最后呈现出的必然是畸形的、失败的悲剧结局。

如今我国的现实问题就是在大众还没有完成心理蜕变之前一味地引进各种先进的技术、方法、制度，这致使两种结果的出现：一方面，大众同那些被移植的制度、方法等不相适应而出现脱节，进而开始怀念传统的社会秩序、经济体制和生活方式，对眼前的现代制度出现排斥、怨恨的态度，这又导致了大众认同感缺失，迷茫、困惑、失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大众在没有实现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同步的城市化的同时，对于它的特征毫无怀疑地全盘接受，而仍然继续重蹈覆辙、继续走西方走过的老路。

综上所述，作为主体的人，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是最基本也应是最受关注的重要因素，所谓的城市化，并不仅仅是指经济、政治和实体建设等物质方面城市化，同时也是人的心理、思想、行为城市化的过程。只有这个国家中的人民从心理、态度、价值观、思维和行为上，都能同各种现代形式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样的城市化才是真正的城市化。

速度与质量的角逐

我国目前出现了用城市化率作为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现象，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指标作为参照模式，呼吁国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城市化率一再提高。然而这种人为手段推动下的城市化正以一种“超速度”的病态模式发展。1949—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0.6%提高到17.9%，年均仅提高0.25个百分点；1978—1996年，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30.5%，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1996—2008年，城市化率从30.5%快速提高到45.7%，年均提高达到1.2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3.73亿增长到6.06亿。1996—200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连续12年以1.27个百分点高速增长，据悉超过0.8个百分点就属于高速的，多年连续超过1个百分点显然是虚假的。而我国为了赶超欧美国家，却采用行政手段催生城市化的进程，这是不健康的，也是极不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两院院士周干峙指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不在“珠三角”，也不在“长三角”，而是在内蒙古地区，那里的自治旗城市化率达到87.5%，大量的人口聚居在旗镇，从而使城市化率升高，然而人口转移的原因是土地沙漠化，致使牧民不得不退到城镇里生活，而这些都是不能通过城市化数据显示出来的。显然，盲目追求城市化指标的做法是不符合城市发展自然规律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化是通过下指标来达到的，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以像中国这样的速度来推进城市化。

实体建设与市民生活的抉择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近年来我国城市的建设出现冒进态势。各大城市竞相建造奇特怪诞的建筑以示城市化率的增长。许多城市中心地段建筑之恢宏气势不逊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然而这些大型设施前期的投资和后期的维护费用之高并不是所有城市乃至发展中国家所能承受的。许多城市在进行城市扩张中所建的新区、卫星城等很少进行周密的前期论证，建设上不惜成本、不重视经济效益，同时也忽略了后期的维护问题。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耗资50多亿元、历时5年建成的新城康巴什，建好后却成了少有人居住的一座空城。很难想象3万左右的人群散落在一个32平方千米的钢筋水泥丛林里是什么景象。显然，这是由盲目进行城市建设、一味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而缺乏前期周密的论证所致。

当城市化率不断攀升，GDP不断刷新奇迹时，百姓是否更幸福呢？城市化率的增长会带动百姓心灵归属感的同步上升吗？那么人的心理情感又在什么程度上城市化了呢？例如巴西，虽然很多人住在城市，却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内。他们没有合适的工作，城市中的各种待遇也与他们无关，虽然农民进了城，但是并没有过上高质量的生活，这样的劣质的城市化又有何意义呢？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将幸福指数作为国家最高的发展目标，他们的城市没有疯狂的物质建设，他们关注的是环境保护，关注的是社会的文化内涵，更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这样经济发展程度不算高的小国，全民却感到自己是幸福快乐的。

一个国家城市化程度的高低并不一定标志着该国生活水平的高低，城市的发展除了经济效益这种可计价的增长外，还有社会、文化、环境、市民心理等多方面不可计价的得失，比如居民居住的舒适度、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对不同环境的认同程度等精神上的得失是没有办法指标化的，但这些却深深地影响着居民的基本生活。诚然，百姓生活重于城市化指标，主体精神上的体验是无法通过“造城”而同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