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

第三节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绸的国家，长沙马王堆西汉时期的古墓曾经出土了一件素纱禅衣，长三尺七寸重不到一两，令世界为之震惊。足见西汉时期中国制造丝绸的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中国因而也赢得了“丝国”的美誉。在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中，丝绸所占的比重很大，丝绸经过陆路或海路走向世界，这些贸易通道也被称为“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有学者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界定为“它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55]。然而当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之后，它们就不仅仅是经济贸易的通道，也成为中外政治、文化交流的通道，成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的枢纽。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北京大学陈炎教授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路持续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影响和贡献也更大”^[56]。

人们通常把张骞出使西域当成丝绸之路形成的开始，其实在此之前中国的丝绸已经被运向西域和欧洲了，而且与陆上丝绸之路几乎在相当的时间里，海上丝绸之路便存在了。陆上丝绸之路有其局限性，首先是它的扩展范围受到限制，需要穿越多个民族国家才能达到更远的区域，从而受到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贸易等关系的限制。其次陆上丝绸之路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只能向西传播，无法到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各国，同时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主要出口产品的生产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运输过程费时、费力。对于瓷器这样的易碎商品更不宜用骆驼通过陆路运输。此外，陆上丝绸之路需穿越自然环境恶劣的沙漠、戈壁和高山，路途遥远行程艰辛，一次不可能携带太多的货物。到唐代中叶，随着土耳其帝国向中亚的扩张和吐蕃势力向河西和陇右的扩张，唐朝逐渐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它在中外贸易、文化交流上的地位迅速衰落。

和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中国东南沿海有着长达18000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有着许多长年不冻的良港。陆路可以到达的国家，从海上也大多可以抵达，它还能通向许多陆路无法到达的国家，且不需受到中间国的牵制。海船运输相比于骆驼等陆地交通工具，具有运输量大、耗时少等优点。海上航行的危险在于海上风浪和航向的把握，但是随着海船质量的提高和指南针等科技的运用，它的风险也被降低到很小的范围内。所以，对照于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生机勃勃的景象，经过汉唐宋元等时代的发展，终于在明代达到了巅峰。

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民、渔民很早就运用舟楫作为交通工具。史书上记载了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去东海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寻找长生不老仙药的故事。日本不少地方也流传着徐福的故事，甚至建造有纪念徐福的神社，日本人民将其当做“蚕桑之神”来祭祀。据此判断徐福很可能到达过日本，而且把中国先进的蚕桑、种植、陶器、铁器等技术带到了这里。因而，有人把徐福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57]在日本和朝鲜都曾出土过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这说明早在那个时候，由山东半岛通往朝鲜、日本的航路已经存在了。

至两汉魏晋时期，在丝绸贸易的刺激之下，西南航线的海上丝绸之路被开辟出来，它连接到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许多国家。汉代造船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史记·平准书》记载了汉武帝乘坐的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58]。汉代以后发明了舵，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舵的国家，使得操纵航行方向更为容易。汉代同时还改进了风帆，创造出了活动帆，可以自由借助风力航行。不过，此时指南针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海上航行主要根据日月星象判断方位，这限制了远海航行，最远一般是到达印度。《汉书》上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59]

这里的“都元国”等国家都是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的古称，是中国的近邻，但由于航行技术尚不发达，到达那里需时很长。这条航线一般是从中国的雷州半岛起航，途经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等地，远航到印度，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存，东晋时期的僧侣法显的取经道路可以证明这一点。作为中国最早入天竺的人，法显去印度的道路走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回来时则选择了海上丝绸之路^[6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丝绸、皮货等商品到达印度后，从这里再被运往地中海地区。“在1世纪末以前，地中海地区所进口的大部分丝绸似乎都是通过海路而运输的，并不经由穿过波斯的陆路”^[61]。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国汉代的时期里，世界贸易中海路的重要性已经突显出来。

唐代前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至唐代中期开始衰落。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驻守西北边疆的军队被召回长安，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占领了河陇，回鹘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地区，西边的大食国加强了对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从此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断。以“安史之乱”为界，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由北方向南方转移。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唐代后期经济的主要来源地，南方在丝绸、瓷器、茶叶、造船等方面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也为唐代对外贸易提供了大量精美的出口商品。这些因素加上唐代造船业与航海业的进步，都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唐朝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唐代中期以后，中国扩大了与波斯湾之间的通航，并开辟了通向东非的航线。汉代从除闻、合浦至斯里兰卡约需一年时间，而唐代从广州至阿拉伯半岛的时间已经被缩减至80余天。此时，唐朝的海船已经频繁出没于波斯湾，在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也出现了大量侨居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唐代，日本的遣唐史多次到达长安，大食国(阿拉伯帝国)也派遣使者来中国多次，这都得益于海上交通的便利。在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62]，所以说唐代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迅速替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是必然性的结果。

宋代的领土较之唐代缩小不少，北宋时华北大部分区域被辽占领，西北甘肃、宁夏一带又为西夏所占据。南宋更是势力南移至黄河流域以南。这样，陆路通往西域的通道被隔绝了，对外贸易和交通不得不取道海上。指南针被发明出来并被应用到航海上，使得宋人在远航能力上有了质的飞跃。“在航海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的推动下，两宋时期的造船业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不少地方设有造船务、造船场和造船坊，特别是广州、泉州及杭州、明州等地，是建造海船的主要基地”。唐代即已出现的水密隔舱技术此时达到了成熟，这样即便船体受到损伤或漏水，也很容易进行修补，不会影响到整只船，可以继续航行。^[63]

海上贸易在宋元时代迎来了黄金时期，形成了以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港为中心的三大贸易枢纽。其中广州是通往南部邻国的主要港口，明州则是通往日本、高丽的主要港口。泉州港兴起的时间略晚，但是发展速度却很快，建立了与多个国家地区间的贸易关系。“综合比较它们在宋元时期发展东西方贸易与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南宋中期以前以广州最盛，明州次之；南宋至元时，则是泉州最盛，庆元(明州)次之”。通过这些主要港口城市，中国就与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相比于港口自身的条件，“朝廷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64]。宋代都城的南移，加速了南部地区的发展。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补贴财政，朝廷十分重视海外贸易，鼓励外商来华通商，专门设立了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并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市舶制度，用来管理对外贸易。南宋政府为了防止钱币外流，还下令以丝绸、瓷器等商品交换外国商品。市舶司自唐代即已设立，它标志着中国与外国贸易性质的转变，即在原有的“朝贡贸易”之外增加了市舶贸易。

贸易激活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反过来也刺激了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业的发展。以泉州为例，当时远自阿拉伯、波斯、叙利亚、印度、意大利、摩洛哥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各国使节都从泉州登陆，不少人还侨居于此，据资料记载，泉州城南的侨民数以万计。泉州精美的陶瓷也向外传播，促进了海外的陶瓷工艺发展。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宗教被带到中国，泉州也建起了风格各异的宗教建筑，其中不少同时融合了中国建筑的特点，至今在泉州仍可见其遗迹，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是中国南方重要的造船基地。1974年泉州发掘出一只宋船，长24米，宽9米多，尖底、三重壳板、多根桅杆、隔舱数多，具备了远海航行所需要的稳定性、抗风、坚固等特点，反映出当时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

元代海上贸易在宋代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政府奖励力度更大。元朝政府以低于常息一半的利息贷款给海商，鼓励海上贸易。同时采用官办方式，由政府配备船只、资金，选拔出海经商人员，所得利润政府与贸易商七三分成。元代维持前朝的设市舶司制度，同时形成了完整的市舶条法。唐代和宋代虽然都订立过一些市舶的规则，但不够系统，元朝廷则于1293年制定了市舶法则23条，后于1314年修订为22条，对中外商舶从事海外贸易作了细致的规定。元代的瓷器外销也高于唐和宋。自唐代中期以后，海上通道为体积大、易碎的瓷器贸易提供了保证，瓷器外销开始增多。至宋代，瓷器贸易的比重大大提升，而元又超过了宋。正因为瓷器在中外贸易中重要性的提高，有人也把“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丝瓷之路”，丝瓷并举是符合当时实情的。

元朝政府放宽海禁，私船出海贸易现象非常普遍。在这种种便利条件的刺激之下，非但元代的海上贸易达致鼎盛，也促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汪大渊。汪大渊在长达12年的航海生涯中，共有两次出行，足迹遍布亚非各地，后著有《岛夷志略》，记述了他远航旅行的见闻。汪大渊所到达的地方涉及东自澎湖、琉球，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之层拔罗(今桑给巴尔)，包括南洋诸岛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广大区域，证明元代的航线较前代又有所延伸。“元代近海航运为保证航行安全，在沿线设置了航标船、标旗、航标灯等指挥航行。这航标的设置是中国海运史上的重大成就”^[65]。

这一时期，历史上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乘坐中国的海船前往西亚，而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则自西亚来到了中国。他们都在游记中留下了对于当时中国的珍贵记载，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元代的造船技术较宋代又有了进步，最大能建造带有五六十船房、高四层、能容纳上千人的海船。马可·波罗记录了他所见到的中国海船是用松木制造，船室有5至60个，每船分隔成十余舱，互以厚板相隔，船身损坏时也不致沉船，有一舵，2至4根桅杆，无风时用橹，橹极大需4人操作。船上有水手200人，另有2只小船系其后，每只小船配备船员4至50人。由此可见元代海船之大、制作之精良。1975年，在韩国木浦附近打捞出来的元代海船，长约95英尺，宽25英尺，分12间船舱，载重量达400至500磅，也证明了这一点。

图45　马可·波罗

明太祖朱元璋实行海禁，海上贸易一度沉寂下来。朱元璋兼并群雄时，被击败的东南沿海张士诚、方国珍率领的两支队伍的残余部分逃至沿海岛屿或邻近海国，寻求支援，以图东山再起。直到永乐年间，这支反明力量仍然相当活跃。此外逃往海上的还有一部分蒙元的残余势力，他们在印度洋及南海一带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海上的另一威胁来自倭寇，元代曾两次对日本用兵，但都以失败告终，官方遂切断了与日本的往来。日本人为了得到中国货物，常常到中国沿海抢劫，到了明代则更加猖獗。永乐初年，明朝廷恢复了日本的朝贡贸易资格，直到永乐十七年，总兵刘荣在辽东望海埚取得了剿倭的胜利，倭患才有所减轻，但也未能根除^[66]。明代的海禁政策与这个危险因素即倭寇之患直接相关，私船出海贸易受到很大的限制，只允许特定的朝贡贸易体系存在。直到公元1567年，明朝才又重新开放海禁，并开辟了一条由南海经马尼拉通向美洲的新航道，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上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标志着美洲大陆加入到海上交通枢纽中来。

在实行海禁的政策下，民间商贸、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官方的贸易、交流就变得重要起来。1402年，在“靖难之变”后明成祖朱棣登基，这位被认为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实行积极的海外政策，向海外派遣使节。朱元璋在位时曾被废除的市舶司又被重新恢复，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又于京师创设四夷馆，隶属于翰林院，专门培养和储备翻译人才，这些都是积极与海外建立联系的信号。此时，海上丝绸之路才重新活跃起来，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郑和1404年即开始了下西洋的筹备工作，一年多之后，奉旨率领62艘宝船组成的船队出行，组成了27000余人构成的庞大使团。自福建五虎门出发，经二十昼夜抵达爪哇国，随后去了满剌加、阿鲁、苏门答腊、锡兰，最后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后返回。在明成祖在位时期，郑和共完成了六下西洋的任务。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五年，已是花甲之年的郑和奉旨第七次率师远航，规模巨大，历时两载半。郑和也在返航时逝世于古里，葬于爪哇三宝垄。郑和七下西洋，前三次的终点都是古里，第四次以后则越过印度半岛南端，到达波斯湾沿岸，并与阿拉伯半岛诸国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发生交往。

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航早半个多世纪，在船只和船队的规模方面也都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明史·郑和传》中对郑和下西洋所用一号船舶的记录是：“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67]换算成今天的长度，大约长138米、宽56米。相比之下，哥伦布探险所用旗舰“亚玛利亚号”长120英尺，宽25英尺，郑和的宝船不啻为一座座漂浮于海上的宫殿。在航海技术上，除了罗盘被用来导航外，还以海岸线、岛屿、礁石、山峰等物标进行导航定位；通过观察海水的颜色及海洋生物的分布确定船舶的位置，通过潮汐波浪的记载制定航区，通过“测深舵”避开礁石浅滩；在横渡大洋的远洋航行中采取“过洋牵星术”驾船。至于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则被人誉为“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远洋航海用图，而且是一部反映我国明初航海技术的百科全书”^[68]。实际上郑和船队是综合运用了天文、地理、数学等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或者说郑和下西洋荣耀背后的支撑力量，正是我国古代科技的积累与成熟。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航海业的巅峰，海上丝绸之路也因之呈现空前的繁荣，随后航海业和海上丝绸之路都开始衰落。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古代从强盛到衰弱的历史，是一个伟大文明古国的缩影。但凡是开放时期，也是中国国力强大和中外文明交流鼎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是商业和贸易之路，是中外人民的友谊之路，更是科技与文明之路。这与西方通过远洋探险发展海上霸权，实行海外扩张与掠夺，进而推行海外殖民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陈炎曾高度颂扬“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海上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使这些古代文明经过海上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69]。

首先，海上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了中国的种桑养蚕、织造丝绸和瓷器制造技术，改善和美化了各国人民的生活。中国的四大发明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其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在上节中已经作过详细的论述，这里主要谈谈丝绸、瓷器等商品及其生产技术的传播。中国的丝绸和丝绸生产技术就是经东海航线传至朝鲜和日本的。在南方，公元3世纪时古代东南亚最强盛的国家柬埔寨的男子还是赤身裸体的，在中国使者的建议下才开始用丝绸缝制筒裙，直到今天筒裙仍是该国人民喜欢的服装。缅甸人民也是直到今天还喜欢做丝绸帽子。丝绸在古罗马人那里则是一种神秘的奢侈品，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的金钱，以至于罗马元老院不得不多次通过禁穿丝绸的法令，但也无法遏制人民对丝绸的喜爱。中国的丝绸工人曾在阿拉伯传授丝绸生产技艺，三国时期吴国曾派人到日本传授丝织技术。不过，制造丝绸的秘密在5世纪时才向西传入土耳其斯坦，6世纪传入君士坦丁堡，直到7世纪才传入西西里。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问世，中国瓷器的传播历史也越来越清晰了。国内外考古发现，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东起朝鲜、日本，南至东南亚、南亚，西到西非、东非以及埃及的古代港口城市，都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古瓷，生产年代在唐宋至元明各代。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的《诸蕃志》提到了当时与中国进行瓷器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5个，如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坦桑尼亚等等。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记载的与中国进行瓷器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多至150多个。自明代万历年间，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将十万乃至数十万的中国瓷器运往西方，中国瓷器遂风靡欧洲上层社会。烧瓷技术同时也向外传播，朝鲜和日本都先后学会了烧制青花瓷的技术。15世纪中期，中国的制瓷技术又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到了欧洲。

中国的传统国粹中药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广泛地向世界传播。虽然早在秦汉时期，中药已经开始外传，但当唐中期陆上丝绸之路被阻之后，中药主要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东起朝鲜和日本、西至阿拉伯和北非的数十个国家。东南亚诸国充当了中药向阿拉伯地区传播的中介，中药通常是先传到这里，然后再传至印度和阿拉伯。唐代已开通中国到波斯湾的航路，即向南经南海、三佛齐(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后西行至印度故临，然后换乘小船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地区。“唐宋时期，大量中国药物沿此航路西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地区”^[70]。

其次，异域文化、技术也循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除了一些特产如香料、棉花、西红柿、玻璃、珍珠、象牙、犀角外，也带来国外的宗教、建筑、医学、数学等等。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海路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唐代时由于航海技术限制，佛教徒采用海上航行的方式尚不太普遍，著名的鉴真和尚曾七次东渡日本，但只有最后一次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唐代以后，中国僧人取道海路求经弘法的人数仍有显著增加，这在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当时半数以上的高僧是从交趾、广州两地乘船出发的。可见，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就已发展成为佛教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了”^[71]。在伊斯兰教东传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也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主要是由穆斯林商人完成的。宋元时期侨居广州、泉州和杭州等中国南方主要港口的穆斯林商人众多，他们扮演了中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16世纪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如利马窦、汤若望等也大都通过海路来到中国，传播西方的宗教和科学，同时将中国文化带回西方，在西方形成中国文化热。

宗教文化传播过程中也伴随着科技的传播，例如阿拉伯人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就有着巨大的贡献。在9至13世纪时期，阿拉伯的数学和天文学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宋代阿拉伯天文学家鲁穆来到中国，任职于钦天监，也带来了先进的阿拉伯天文学成就，对宋代历法的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天文学中少不了数学的应用，至元初的《授时历》中，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阿拉伯天文学家所发明的弧三角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回的阿拉伯药品也大大地丰富了我国中药的品种，如乳香、安息香、五味子、琥珀等。与此同时，回回医术、医书也传入中国，至今已经成为我国传统医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2]。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起点城市和一些重要的港口无疑是中外文明传播的枢纽和受惠者。实际上，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科技重心开始东迁南移。唐宋之际，我国的经济重心即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时间大概在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时间不谋而合。安史之乱使得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的破坏，战争激烈的河南一带尤其如此。唐末至五代时期，北方地区仍然战乱不断，而南方地区受损较小。北方社会环境的动荡和生产条件的破坏，相应地引起了人口的迁移，促进了南方农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至北宋统一国家后，国家的赋税已经大部分倚重于南方。北宋定都汴京，也是为了漕运之便，宋朝廷每年都漕运数百万石粮食到北方。

有的学者从天(文)地(理)生(物)综合的角度来解释中华文明向东南的迁移。在天文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大波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和北方人口南迁时期、中国内战最频繁的时期都是与寒冷期相对应的。“寒冷气候是造成中国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的自然原因，而中国历史时期的内战许多本身便是以北方民族的南下为始动力”^[73]。例如宋辽金夏时期在公元1200年至1300年左右就逢上了一个寒冷期，这一时期也是战火连连的时期；公元1500年的寒冷期正是满族南下的时期等等。气候的干冷使得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亚热带经济作物南退，特别是竹类和桑蚕分布的南退对北方经济影响甚深。这样，唐宋以前作为丝织业中心的北方黄河流域就被南方的长江流域所代替。经济中心的转移也导致了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由气候变化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所造成的破坏和威逼、历史气候的日趋干冷、人为因素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使我国北方经济地位丧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北方经济重心地位的丧失同时也表现为南方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南北大易位”。“中华文明东移南迁”在近代以来仍然清晰可见，它的出现具有“不可逆转性”^[74]。自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重心转移也遵循着这一规律，由陆地走向沿海走向了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