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研究的神性牛顿

圣经研究

科学世界绝非牛顿生活的全部。他坚守信仰，深深相信那位在历史和圣经中启示自己的宇宙创造者。牛顿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他参与主日崇拜，亦参加一些特别的事工，如集资购买圣经给穷苦教友，以及在伦敦教区兴建五十座教堂的筹建委员会中事奉。不过，这位科学家却绝少公开谈论他的基督教信仰，但他离世后不久，有一本小册子问世，搜集了他发表的全部宗教文章，全书共31页，可谓不足以道。^[17]

然而，纵观牛顿的一生，他用在神学上的时间远比用在科学的时间还多。实际上，他有长达一百三十万字的圣经论述，这些庞大的手稿遗产竟被湮没了足足两个世纪，直到1936年朴茨茅斯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才被展示出来。继而在以色列、美国和英国都有重要收藏，至此，散佚三处大批不涉及科学的手稿，才再度重新组合起来。

牛顿的信仰绝非其科学的附属品，不论他从事何种职业，他都会是个有神论者。他对上帝的认识主要来自圣经，而他每次研读圣经可达数日至数周。奇迹和预言是当时热门的讨论课题，牛顿也在这方面作出研究。他做了大量计算来勘正旧约书卷的不同日期，也对经文细加分析以确定其作者。他也热心讨论新约的预言，尤其注意《启示录》的各项启示。

与一般对圣经预言通行的解释不同，牛顿的目的和作法都是有启发性的。他评论《但以理书》时说:“就这个预言，释经者妄卜时间，预说事情，实属愚不可及”;上帝的意旨绝不是“仅为满足人的好奇心，而让他们预知事情”。反而，预言是用作见证上帝的道，“只有在它们应验之后才以事件加以解释……千百年前所预言的事情，将会成为有力的证据，引证宇宙是由上帝所管治的。”^[18]牛顿强调认识预言性质和释经原则的重要(见本书第八章)。“释经者往往将其玄想意念之所至者，饰以预言的形式和语句，结果却弄巧成拙。”^[19]

关于牛顿的神学对其科学活动的影响，我们将于下个段落讨论。此处我们来探讨一个甚少人问的问题:他采用的科学方法对圣经研究有何影响?牛顿有一篇手稿谈及解释预言的守则，他指出，科学家和预言解释者的目标颇为相似，他们对简明与贯通的探求是一致的。

真理一向在简明中寻求，而非见之于事物的繁复和紊乱。至于宇宙，肉眼所见各种不同的物体，在哲学(科学)的理解下，其内部结构却是非常简单……谈到(预言)构想，也是如此。上帝工作的完美，在于万物造得简单明确。上帝以秩序，而非以混乱统辖。^[20]

牛顿的释经原则，跟他在《原理》第三卷篇首所谈的原则颇为相似。牛顿的历史知识，包括对犹太风俗的研究，亦算广泛，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对宗教知识的重大补充。他亦着手研究早期教父的著作，而对三位一体教义的兴趣，使他进一步去研究阿塔那修(Athanasius)、格列高利(Gregory)和奥古斯丁的著作，这三人都提及三位一体论。阿塔那修更使牛顿着迷。4世纪时，阿塔那修与亚流(Arius)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原因是亚流否认三位一体说，亦否认基督的神性。牛顿相信，大骗局使早期教会的遗训和圣经的某些章节被歪曲，使他早在1675年以前便已采纳了亚流的立场。牛顿认为基督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但却是从属于创造他的父，基督以其顺服和死赢得了被崇拜的权利(虽然他不能与父同列)。^[21]

随着那些长期湮没的神学手稿问世，牛顿的亚流派立场才为人所知，然而，终其一生并没有人对他的国教徒身份的正统性加以诽谤。对圣经中上帝启示的委身和对自然界的科学研究，并未在牛顿的人生中产生冲突——如同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所经历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