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圣经》

《易经》的主题就是“易”，就是“求变”。变能使人远避灾祸，变能带来和平与安宁，变能带来成功与吉祥。一句话，变能使恩福从天而降。有感于此，孔子在《系辞·下传》上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古今对《易》的注疏讲解，可谓汗牛充栋。梁启超在论及易之根本时说：“学易的人，最要紧却在一个悔字。悔必思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虽遇凶咎，结果可以无咎。所以孔子说，假年学易，可以无大过。”

可见变是悔的结果。有所思而有所悔，有所悔而有所变。通过变而与天合一，得天之佑。天人合一，“悔”是关键。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成千的以色列人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当如何行才能与上帝合一？当五旬节时，那位在耶稣被捉受审时三次不认他的主，性情仿佛孔子弟子中的子路的彼得，在基督复活后第一次冒着危险，公开向众人传讲耶稣是救主的信息。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信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上帝所召来的。 ”

《易经》与《圣经》在领人与天合一的道路上所指示的第一步都是一致的：变革与悔改。

悔是内心的感触，而改是这种感触的必然结果。 彼得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奉耶稣的命受洗，无论是对于犹太人，还是对于中国人都是一道新的真理之光，因为这光必等到耶稣降世之后才可能发出。 罪人在受洗时就与基督一同死，从水中上来时，就象征着与他一同复活。 受洗乃是对救主复活的一个纪念，用真正的新的生命来纪念复活的救主的大能。

在耶稣受难之前， 犹太人是以宰杀羊羔等动物牺牲来表达自己相信那将来的“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的血，能洗除罪人的罪。 中国古代所举行的向神献祭的郊祭也是流牺牲的血。各种献祭的规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摩西的律法”和“上帝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而被献上时，影子就与实体相遇，影子就在实体中实现了其象征的意义，也就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因此“摩西的律法”或称之为“仪文的律法”便随着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再对基督徒具有约束力了。

《易经》开篇就论及天，可是今天许多学《易》之人，竟将自然的天体与其创造主混为一团，岂不可惜？如此的读《易》又哪能“无大过”，哪能寻到真正天意呢？

《圣经》将天意表达得清清楚楚，使人不会有半点的模糊认识。可是上帝的旨意体现在哪里呢？

在大卫王所写的一首诗歌里记载了耶稣的话：“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

保罗在写给罗马的书信中说那些犹太人“既从律法中领到了教训，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

《圣经》中的这两段经文都清楚地说明，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旨意的表现，正如宪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党章是各党的意志的体现一样。上帝所亲自制定，基督在西奈山亲自宣布又用手刻在石板上的十诫道德律法，就是上帝对人的旨意的体现，是义与罪、善与恶、是与非的标准。

在人类文化史上对后世真正具有深远影响的两本书一是《易经》，二是《圣经》。

《易经》、《圣经》对各自接受者的行为方式包括思想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

《圣经》里的语言非常美妙，其核心问题是上帝；《易经》的核心问题是阴阳。

许多人讲，《易经》是东方中国的圣经，这是有根据的。 《易经》哲学文化和中国哲学文化中的许多经典互融，在中国哲学体系中，儒家哲学有《易经》，道家体系中有《易经》，佛家的悲悯与庄严中也有《易经》。 在中国实用科学中，医学、建筑、农业、军事等领域也有《易经》。

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人，面对《圣经》的第一个反应是“上帝”。什么是上帝？他来自哪里？他是谁？为什么我们人类都是他创造的？这一系列的问题看似幼稚，却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差异。

《圣经》成书在五千年前。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是其宗教信仰的最高权威，是其教义、神学、教规、礼仪等的依据。 它的信仰者认为，《圣经》各卷在长达1600多年的时间中，是由不同作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环境中陆续记录下来的，其信仰者将上帝的启示奉为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准则。

圣经在辑录成书过程中，起初是犹太教徒，后来是基督徒，他们把这些“上帝的启示”一一汇编，称之为《标准书》(Canon)。 其中把耶稣降生之前成典的各卷称为《旧约标准书》(后称《旧约全书》)，把耶稣降生之后成典的各卷称为《新约标准书》(即《新约全书》)。

中国文化的源头在“河洛文化”，是从燧人、伏羲、神农、轩辕黄帝、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帝尧、帝舜三皇五帝开始的，伏羲八卦是这一时期人类文化的魂，因其指天说地的开创意义，对后世人文的影响具有奠基性。据当今《易经》研究者考据，《连山》和《归藏》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两部产生于史前时代的伏羲氏八卦的延续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据考，《连山》和《归藏》记录成型并作为文字典籍出现在夏商时期，在此影响下，周文王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推演为《周易》，其功不可没。 以老子、孔子为代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在周易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易经》又融儒道哲学，从而使得《易经》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脉络。

老子著名的《道德经》中有易理发微，有阴阳宇宙，有认知世界的大辩证。 相传孔子五十始学《周易》，“韦编三绝”（并写下《周易》十翼），从而形成了《易经》。

从伏羲时代形成的“卦符”，到周代时期形成“周易”卦符文解，到春秋战国时期，由诸子百家加注释说的《易经》推广，可谓波澜壮阔。《易经》在由秦以来的两千多年里，经历朝历代儒、道名流的阐释，在中国乃至世界形成了它独有的一大文化奇观。

世界上可与《易经》媲美的只有《圣经》。

在《圣经》的蓝本下，西方形成了各种宗教教派。

宗教立国，政教合一，是《圣经》在西方不同国度得以传承的活土。

《圣经》是宗教的大经，信奉天主教者奉圣母玛利亚，他们认为耶稣的母亲最纯洁神圣；而基督新教信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派来拯救地球的代表，是我们人类与上帝沟通的媒介，其他人都不能代表上帝；还有直接信奉上帝耶和华的，认为其他人传递上帝的旨意都会有偏差，都不准确。

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占统治地位，曾对后来的新教(基督教)排挤阻杀，造成新教集体大逃亡，来到了北美拓荒。

在《易经》出现后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把《易经》奉为处世之本。在这种特有的文化传袭中，他们认为一个人若不懂《易经》，即为文化的无知。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人把《易经》看作终极而神圣的学问。

从修齐治平的孔圣到算命看风水的百姓，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历代学者效法孔丘韦编三绝而皓首穷经著述，使《易经》各种讲义达到三千余种，还不包括一些搞不清作者的著作。

由此可见，《易经》 在中国早期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它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它涵盖了医学、化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乃至政治学、伦理学、未来学等“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易经》无不囊括，真可谓百科全书。

《易经》是东方中国远祖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在八卦图符和相应爻卜的变易过程中，仰观星象宇宙，俯察地理及万物之际，对地球和人类之外不约而同的神秘感受，使他们觉得“上天”神秘力量在支配着生命。在这种对造物主是“上天”的认知之下，由于“上天”不可穷尽，通过其“道”来达到人与天地的和谐 ——理便成为万物万事的根本。由此可见，一切建立在其“理”上，凡事讲求“道理”，似乎天经地义。

《易经》不是现代实验科学，反而它更接近抽象的思辨科学，这种抽象源于宇宙自然本身。

八卦的八个属性，以及由八纯卦互相交错而产生的六十四卦，恰恰与西方化学家认为构成物质的六十四元素吻合；这与神话和宗教不同，这种朴实的世界观并非唯心，因为它首先建立在唯象的基础上。

所谓科学，在于观察、描述和总结现象世界；而哲学的重点无非是揭示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的异同；但宗教，其信仰的重点即在于本质世界，所以，在“观察、描述和总结现象世界”的功能上，最清楚地体现了《易经》的科学性质的当推象辞。

顾名思义，象辞就是对现象世界的观察、描述和总结。

《圣经》里讲亚当和夏娃听了蛇的谗言，偷吃禁果，被上帝贬罚，繁衍后代。

人一出生就“罪孽深重”，就要在一生中不断地向上帝“忏悔”，否则，就不能回到上帝那里，升不了“天堂”，只能“罪孽深重”。 因此，代表是西方人的罪感文化。

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这里的“罪”指的是人与上帝的隔绝，就是人类在始祖背叛上帝后，与上帝不再有生命的双向交流了。

圣经体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献祭，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作为祭物，担当了人类的过错，重新打通已经隔绝了的神人关系。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 (新约《希伯来书》九章11—12节)

上帝是高不可攀的，想与上帝沟通，必须通过“耶稣”这个媒介，必须通过“宗教”。

《圣经》深富哲理，蕴含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下，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彼此是兄弟姐妹，人人都在为上帝“效劳”。“平等”孕育了“自由”。

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晓，叫人无可推诿。”(新约《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也就是说，上帝虽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但是人从世界上万物的奇妙中可以直觉到上帝的存在和上帝伟大的权能。基督教神学也认为，上帝对人类有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就是这个大自然，人们从中可以直觉到上帝的存在，这种普遍启示是给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

《易经》是宇宙的变动规律的概括，即宇宙的日月“阴阳二重性”与物质变化的“周期流变性”、“五行生克制化”和“天人感应”关系，这便是中国所独有的“天人合一”论。《易经》包含了中国人的长期实践经验和世界观。

后世将《易经》的宇宙图式推演到中国政体上，则形成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王朝更替，争权逐利者穷追“天道”，为争得“上天”即天子的话语权，刀兵相见。

《易经》是中国人的宇宙坐标系统和思维源泉。它具有“系统性”和“全息性”。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它“穷究宇宙奥秘”又涉及社会、科技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易经》里的语言非常美妙，如能读懂，则中国文字可一通百通。

孔子以《周易》为背景，阐释易的规律。对后世的影响在社会科学方面，老子更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神。“儒教”和“道教”代表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两个主干。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而优则仕”，“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 历朝历代，为官从政者，必是这条线上的蚂蚱。

“隐遁飘逸”，“救民疾苦”。 “道济天下”，“穷究宇宙大道”。 顺从 “宇宙的德行”，“顺其自然”，“师法自然”等等。

《易经》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历算、冶炼、地理、医药、城市、建筑乃至绘画、诗词歌赋、武术、气功等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无人出其左右。中国人不懂得《易》就很难理解自己本土所有科学的门类。 比如中医，也称“易医”；中国自己的城市规划和建筑，也称“易理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