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渐多的清代桂林

十一、人才渐多的清代桂林

1650年，孔有德攻克桂林，被清王朝任命为定南王。他在叠彩山南麓建立了一座定粤寺，将王城作为定南王府，在桂林过了几年藩王的生活。1652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起义军包围了桂林，孔有德火烧王城，自刎而死。其女儿孔四贞被王府中的保姆背着逃到城外留得性命。后来孔四贞被顺治帝的母亲收养宫中，享受公主待遇，成为清廷唯一赐封的汉族公主“和硕格格”，与顺治帝以兄妹相称。之后，孔四贞嫁给广西镇守将军孙延龄为妻，并奉诏“掌定南王事”。清初，云南平西王吴三桂、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继茂发动叛乱，史称“三藩之乱”。广西镇守将军孙延龄一度参与叛乱，占据桂林，并与广西提督马雄发生冲突。马雄屯兵桂林城外，孙延龄坚守桂林城内，战火连绵三个月。孙延龄在妻子孔四贞的说服感召下，意欲脱离叛军，但被吴三桂发现。吴三桂设计杀了孙延龄，占领了桂林。桂林陷落，清廷震动。康熙皇帝任命傅宏烈为“抚蛮灭寇将军兼广西巡抚”，康熙十八年（1679），收复了桂林。

清代桂林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圩镇的繁荣、会馆的建立和街道的完善。《桂林简史》较详细地介绍了这几方面的情况：

据道光年间的统计，桂林城外六七十里内，农村集市的圩镇达三十多个，桂林西城和北门外还有专作粮食交易的“米圩”。东乡的圩市有大圩（芦田）、草坪、海洋、熊村等；西乡的圩市有庙头、秧塘、四塘、两江、苏桥等；南乡的圩市有窑头、良丰、会仙、六塘等。

据记载和实地调查所得，明清以来桂林先后成立的会馆大小共有十四个之多，其中属于省级大会馆的有江西会馆、广东会馆、湖南会馆、福建会馆、四川会馆和浙江会馆等，其他地方性会馆有江西的卢陵（石阳）会馆和建昌会馆等，有浙江的新安会馆和江南会馆，还有云贵会馆、两湖会馆和八旗会馆等，反映桂林至迟在清乾隆年间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有人到此经商和从事手工业生产。

据清光绪三十年编纂的《临桂县志》中所列街巷的名称，在城中心区就有二十八条大小街巷，东门内有二十四条街巷和坊塘，东门外有五条街，东江有十五条街和里，南门内外有十七条街巷和店口，西门内外有三十条街巷，北门内外有二十三条街巷，其他丽泽门内外和文昌门内外，还有不少的街巷。市区的主要街道有鼓楼上下大街、东门大街、东门外大街、南门外大街、南门大街、西门外大街、北门大街、北门外大街、文昌门大街、文昌门外大街等。可见到光绪年间桂林市区已包括有今老市区的范围了。当时的中心街即今十字街一带，已设有电报局、邮政、厘金局和官银钱总号等，标志着桂林这个城市已有了相当的规模。

桂北民居多为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小青瓦坡屋顶，木楼两端一般有偏房，形成中间高、两边低的立面效果，通常为两三层，个别也有四层。第一层架空，为贮放农具和饲养家禽、牲畜用。第二层是主层，多为三开间，主立面设长廊和美人靠，是休息、观景和家务的场所。中间堂屋开敞，与外廊空间融为一体，两厢为卧室。第三层部分做卧室，部分做仓库和放杂物、晾衣等。

桂北民居建筑多设有火塘，家人或客人围着火塘就餐、歌唱、聊天。火是侗、壮等民族的崇拜物，终年不灭。以火塘为中心的内聚空间，在民居建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火塘是民居家庭的社交中心，也是民居的食文化中心。

桂北民居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利用木头易于加工的特点，民居的屋面和墙身都做得十分精致：悬山、披檐、挑廊、挑台、挑柜，层层出挑，使民居立面的造型自由多变、丰富美观。挑廊、垂花柱与花窗等木雕，花纹简洁流畅、朴素大方，构成桂北民居建筑的朴素美、丰富美和环境美。

清康熙二十年（1681），清政府将靖江王府改作了广西贡院，即举办乡试的地方。原来的正阳三门的东西两侧门被封闭，仅留下主门——正阳门。

据庞铁坚《桂林贡院》一文，靖江王府改建的广西贡院是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其最具规模的时候，有考舍五千五百间，可供五千五百名广西学子同时参加乡试。从清初顺治十四年（1657）广西恢复科举算起，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止，在这座贡院里，一共举行了一百场乡试。从广西贡院走出来的士人中，出了状元四人，进士五百八十五人，解元一百人，举人五千零七十五人。

1852年，太平军永安突围北向围攻桂林。4月19日兵临桂林城下。据《桂林史话》记载，当年洪秀全亲自视察桂林形势，决定集中兵力攻城破敌，将主力部署在东起象鼻山、西至牯牛山、隐山一带，形成一个弧形包围圈。并在南面将军桥附近设下伏军，伏击了跟踪而来的清军追兵乌兰泰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太平军多次向文昌门、南门、西门发起猛攻，并利用象鼻山这一制高点不断向城内炮击。攻城战之外，外围战也异常激烈。外围战主要发生在城西牯牛山、睦邻村、甲山口、狮子山、巫山脚和城北的桥头村一带，东面的苗儿山也是重要的战场。

据钟文典《广西通史》，太平军进攻桂林，一月之间，“历水陆二十四战”，由于兵力不足，装备粗劣，形成围困桂林之势既不可能，加以桂林三面临水，而且“城根多坚石”，掘地道袭取亦有困难，最后太平军终于没能攻入桂林，主动撤离，绕道北上。

由于太平军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对桂林城周边的宗教寺庙破坏较大。《桂林史话》的作者张益桂、张家璠转述了《临桂县志》的记载，从咸丰末年到光绪年间，桂林修复的庙宇有四十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当年太平军占领过的地方。南溪山刘仙岩、西外街尊神庙、月牙山地藏庵、普陀山栖霞寺、文外街护国寺、六塘禹皇庙，都有重修庙宇的碑文，明确记载寺院庙宇被太平军捣毁后的情况。有的“馆宇燎于一炬，化成焦土”，有的“寺宇遭焚，满目蓬蒿”。可见，太平军的围城战使桂林的宗教文化遭受了一次空前的重创。

光绪二十年（1894），桂林人龙泽厚受业于康有为门下，与康有为谈到桂林的山水人物，康有为对桂林唐景崧等人物也有仰慕之意，表示了游桂讲学、延揽人才的愿望，龙泽厚表示欢迎，促成了康有为的桂林之行。

在桂林，康有为住在叠彩山风洞左侧的景风阁，堂前大厅做讲堂，阁后小屋做住室，一切教学及生活所需，皆由龙泽厚供应。此次讲学时间约四十天。当时的门人龙应中回忆这次讲学时说：

吾桂当年唯知科举之学，于天下大势，国家关系，注意者少。加以清廷守旧，每以祖宗成法，不容妄议，不计变更。于是南海乃有孔子改制之作，春秋、公羊，条条皆改革之义，细看便知。……南海举上列诸学以告门弟子，桂人思想大变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之后，以进士身份重游桂林，仍在景风阁开堂讲学。此次讲学时间长达五个月。

康有为这次桂林讲学，得到了桂林著名官绅唐景崧、岑春煊和蔡希邠的大力支持，除讲学外，还做了不少意义深远的事情。

一是在西华门两粤仁善堂开办圣学会，当时的广西巡抚史念祖、布政使游智开分别给予拨款和捐款。二是创办《广仁报》，报社设在圣学会内，唐景崧、岑春煊等为办报经费捐助最多。三是设立广仁学堂，招收学生，课程为经学、中西历史、中西地理等，蔡希邠对此有专门拨款。

廖中翼在《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中认为：

桂区边远，消息不灵，国内外形势诸多隔膜，社会风俗，泄沓如故。有为到桂讲学，于学科课程外，常讲世界大势，尤以近来列强侵入，将招瓜分。清廷守旧，日形危殆，非全国振奋图强，不足以自存，言之痛切。桂人闻之，惊心动魄，互相告语，士气民风，渐次改变，有心人士认为有为此次来桂讲学，对桂区社会实有启聩发聋之力，应志不忘。

康有为讲学桂林，对桂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帮助桂林人建构了国际视野，明白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强调了解世界对于强大本国的重要：

圣道既明，中国古今既通，则外国亦宜通知。譬人之有家，必有邻舍，问其家事，谱系田园，固宜熟悉，邻舍某某乃全不知，可乎？况乎迫而来，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尤非立国练才之道。（康有为《桂学答问》，载《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下同。）

二是给桂林引进了现代知识体系，他介绍其桂林门人读的书包括了世界地理、国际律法、国际政治、西方科学以及国际关系诸方面：

地志宜先读。《瀛寰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书皆本焉……《万国通鉴》《万国史记》《四裔年表》可一涉。《日本图经》《日本新政考》，日事亦略见矣。

律法：《万国公法》，外国所公用。

政俗：《列国岁计政要》，西国近事汇编最详。《西国学校论略》《德国议院章程》《西事类编》《西俗杂志》《普法战纪》《铁轨道里表》……《使西记程》《曾侯日记》《环游地球日记》《四述奇书》《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使东述略》，皆可观。

西学：谈天、地理浅识、天文图说、动物学、植物学、光学、声学、电学、重学、化学，有《西学大成》辑之。……《格致汇编》最佳，农桑百学皆有。

交涉：《夷艘冠海记》《中西纪事》《中西关系略论》《各国和约》。

三是康有为为桂林培养了一批有现代观念、世界眼光的人才，其中以马君武最为著名。

可以说，康有为讲学桂林是桂林走向世界、进入现代的开端，桂林在晚清以及民国时期的杰出表现显然与康有为的两次讲学有内在关联。

据蒙荫昭、梁全进主编的《广西教育史》，光绪二十四年（1898），广西巡抚黄槐森在文昌门外设立广西体用学堂，聘请唐景崧主办堂务。体用学堂改变了传统书院式教学，加入西学课程，增加了政治、数学、英文等科，按照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致六个方面进行教学。体用学堂是广西近代第一所中西学相结合的新型学堂，它培养了马君武、邓家彦、何锡龄等著名人物，标志着广西新学的开端。

1902年，广西巡抚丁振铎奏改广西体用学堂为广西大学堂，地址在文昌门外南环路，由广西体用学堂的原址旧机械局扩充，兼并桂山、秀峰、宣成、榕湖四大书院及逊业堂资财人员建成，这是广西最早的大学堂。大学堂按照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分为正斋（举贡生员）和备斋（童生）两部分，各设学长一人。学堂开设的课程有经学、史学、算学、英文四科。每天教师上堂讲授两小时，称为堂课。

1903年，广西大学堂改为广西高等学堂，学制四年。后改组为省城简易师范学堂。1910年重办广西高等学堂。广西高等学堂分两类：第一类为经学、文学、政法、商科，属大学预科，修业为一年；第二类为工、农、格致科，亦属大学预科，修业为一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停办。

1905年，广西巡抚林绍年在叠彩路秀峰书院地址上开办广西法政讲习所。1907年，广西巡抚张鸣歧将法政讲习所、桂桓书局、秀峰书院、定粤禅林等合并为广西法政学堂。1914年，广西法政学堂更名为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分为法律、政治、经济等科。据曾国民《桂林享有声誉的高等学府——法政学堂》记载，法专为广西培养了一千多名毕业生，李征凤、李文钊、王公度、帅础坚、韦拔群都出自这所学校。法专于1933年停办。

清代桂林文化达到鼎盛时期，杉湖十子、岭西五大家、临桂词派等文学群体在全国享有盛誉，山水画家层出不穷，文人世家、科举世家不胜枚举。

朱依真（生卒年不详），字小岑。生于临桂县。乾隆时期人。布衣出身，饱读诗书，深受父亲朱若桐和哥哥朱依程的影响，自幼嗜声律，熟研史书，工诗善词，不求功名富贵，唯求诗文有成。《临桂县志》说他写诗“脱弃凡近，以唐宋人为法”。古体长诗《西厂叹》被收入《清诗铎》。此诗文采丰富，古雅幽深，笔触遒劲，把强烈的政治见解寓于巧妙的语言艺术之中。才子诗人袁枚游历桂林时钦佩其诗才，又因其对广西诗歌倡导甚力，称之为“粤西诗人之冠”。朱依真有《九芝草堂诗存》八卷，李秉礼为之作序，称其“著作甚丰，兼工词曲，其《纪年词》及《分绿窗》《人间世杂剧》，皆可传身后”。他主修的《临桂县志》是一部考证周详、史料丰富的方志。《三管英灵集》收其诗四十二首。今人韦湘秋认为他是清代广西诗歌的振兴者，词学的中兴名家。在创作之外，朱依真还有《论词绝句》二十八首，从李后主、苏东坡、周清真到广西的谢良琦、况祥麟都加以论述，涉猎广博，见解不俗，是清代早期的词论家。其诗词创作对后来广西的诗词创作特别是临桂词派均有较大影响，况周颐曾说“复念吾广右词学，朱小岑（依真）倡之于前，吾师（王拯）与翰臣、虚谷继起而振兴之”。表明朱依真是广西词坛的开创性人物。

杉湖十子。清道光年间，时任广西学政的池春生重视人才，曾在浔州府考试生员发现彭昱尧，将其带回桂林，专门培养，龙启瑞、朱琦、王拯也出其门下。池春生重视教育与人才的做法客观上为广西文人创造了相互交流的条件和注重相互学习的风气。当时，朱琦、汪运、商书浚、杨继荣、曾克敏、李宗瀛、赵德湘、黄锡祖、彭昱尧、龙启瑞十位诗人经常聚集在桂林杉湖北岸的补杉楼吟咏酬唱，成为广西在乾隆朱依真、李宪乔之后一个影响颇大、诗风相近的文人团体，称“杉湖十子”。编有《杉湖十子诗钞》传世。

岭西五大家。活跃于清朝道光年间，以永福吕璜为首，加上临桂朱琦、马平（柳州）王拯、平南彭昱尧、临桂龙启瑞共五位古文家。他们崇奉桐城派为文学正宗。吕璜在杭州得到当时著名古文家、深受桐城派影响的吴德旋的指导，寻找到了古文创作的门径，将桐城薪火传到了广西。他将吴德旋的古文理论整理成《古文绪论》，回乡后在书院讲学中使“五大家”在理论上全面接触到桐城古文义法。之后，朱、王、彭、龙四人进京向梅曾亮学习古文，他们的古文创作得到了桐城派代表人物的直接指导。梅曾亮曾发出“文章其萃于岭西乎”，此言确立了广西桐城派的地位。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记述了桐城派流衍于广西的情况，对吕、朱、龙、王等人与桐城派的渊源关系有清楚的交待。王先谦编纂的《续古文辞类纂》中选录了五大家的作品。1898年，侯绍瀛编纂成《粤西五家文钞》，是为广西古文家文集汇编中最早出现的“五家”之说。但这里的“五家”没有收录彭昱尧的作品。1935年，黄蓟在《涵通楼师友文钞》中发现了彭昱尧的《致翼堂诗文钞本》，发起刊刻《岭西五家诗文集》，并专门写跋语说明岭西五大家的名称由来，岭西五大家这一概念得以定型。

吕璜（1777—1839），号月沧，永福县锦桥里尚永村人。童年即喜爱读唐宋大家文。嘉庆六年（1801）中乡试第二名，嘉兴十六（1811）中进士，以知县分发浙江，先后辗转于庆元、奉化、镇海、山阴、钱塘等县，为官清廉，有循吏之称。道光五年（1825）获罪罢官，从此滞留杭州潜心于学问。道光八年（1828），以文就质于宜兴吴德旋，畅谈古文义法，整理成《古文绪论》，其中反映了桐城派领袖姚鼐的古文理论。从此，埋头研究桐城派的文论，道光十二年（1832）挟书数万卷以归，寓桂林城南，先后受聘主讲于榕湖、秀峰书院，将此理论传播粤西，直接导致了桐城派古文创作在广西的兴起。从其学者有龙启瑞、朱琦、王拯、彭昱尧等人。彭昱尧曾指出，在吕璜之前，“五岭之外，潇湘之南，数千里间未有以古文倡之者”，“先生既殁，粤人之治古文者，崭然杰出矣。而其源则自先生始，启迪之功岂浅显哉？”其古文著作有《粤西五家文集·月沧文集》六卷，收入八十八篇文章，另有《月沧诗集》，收诗一百六十多首。郑献甫认为其古文“遒练而无冗语，淳厚而无鄙词，实得古文家正法”。去世后葬于临桂西关外招隐山之阳。

朱琦（1803—1861），字伯韩、号濂甫，临桂人，从小在父亲朱凤森的教导下读书，道光十一年（1831）参加乡试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举，之后师从“深得桐城嫡派”的吕璜。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升给事中，道光十九年（1839），到京师，与梅曾亮游，居京数年间，与乡人彭昱尧、龙启瑞、王拯、唐岳等常聚在一起讨论古文，并向梅曾亮请教。道光二十二年（1842），官至监察御史。因敢于谏言、不畏权贵而被官场冷落。道光二十八年（1848）辞官回桂林，钦慕陈宏谋的为人，潜心著书立说，思以学术励当世。道光三十年（1850）任秀峰书院山长。咸丰二年（1852），在太平军进攻桂林时，因守城有功，重返仕途。咸丰三年（1853），与龙启瑞、唐岳整理师友文，汇刻成《涵通楼师友文钞》。咸丰六年（1856），与龙启瑞、王拯在京重逢日夜论诗。咸丰八年（1858），以道员身份守杭州，总理杭州团练局。咸丰十一年（1861），死于太平军攻破杭州清波门的混战中。古文著作有《怡志堂文集》，诗歌有《怡志堂诗集》，时人评其文“盖学昌黎韩子之文而不袭其貌”，“扩方姚所未至”。其在岭西五大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文“与永福吕璜齐名”，在吕璜去世后，成为五大家其他成员进一步学习的领路人，是“岭西五大家”最终形成的关键人物。

龙启瑞（1814—1858），字翰臣，又字辑五，临桂县人。祖父与父亲皆为举人。十一岁中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中举。道光二十一年（1841）中进士，随后在殿试点中状元，授为翰林院修撰。曾任湖北学政等职。道光三十年（1850）返桂林，办团练，在太平军攻打桂林城时守城有功。后在江西布政使任上病故。虽然早逝，但著作甚丰，有《古韵通说》、《尔雅经注集证》《经籍举要》《经德堂文集》《浣月山房诗集》《汉南春柳词》《是君是臣录》《班书识小录》《小学高注补正》《通鉴识小录》《诸子精言》《庄子学诂》《字学举隅》等数十种。在岭西五大家中，他经学造诣最深，《清史稿》将其列入“儒林传”，其文学观点强调“以学充文”，文章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属于学者型文章。钱基博称其文“条达疏畅，意尽则言止，词足而理明，与王拯《龙壁山房文集》伯仲之间，而不同桐城之含茹吞吐，有余不敢尽”。（以上关于岭西五大家的介绍材料主要来源于张维、梁扬著《岭西五大家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临桂词派。以词学大师王鹏运、况周颐为首，代表人物还有当时的临桂词人刘福姚、邓鸿荃、阳、龙继栋、张琮、秦致祜等人，以及附近同临桂词人有文学交往和戚友关系如永福的韦业祥等，相互形成的群体文学流派。既有权威的词学界的领导，又有相应成形的组织实体；既有明确系统的词论，也有大量有质量的词作。在全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公认的词派。创作了《半塘词》《蕙风词》等重要作品，留下了《蕙风词话》这样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掀起了词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高峰，王鹏运、况周颐也因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重要词人。在词学理论上，王鹏运提出的“重、拙、大”三字真经影响很大。据况周颐解释，“重者，沉着之谓”，与“轻”相反，指作家创作时必须有深厚沉重的思想感情。“拙”与“巧”相反，指的是表现方法恰到好处，不要做作，不要过于雕琢。“大”与“纤”相反，指的是思想境界要高远。这一词学理论对当时词坛的轻靡空灵之风起了矫正作用。临桂有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石安民、张仲宇等词人。清代乾隆时期又出现了朱依程、朱依真两位兄弟词人，特别是朱依真成为一方词坛之主，对广西词坛影响很大。清中叶“粤西五大家”以及“杉湖十子”中的朱琦、龙启瑞也是临桂人。此外，临桂人在仕途和科举方面的成就，如陈宏谋官至宰辅，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相继中状元，这些都对临桂文风有很大的鞭策作用。加上清代词学蔚然成风，清初朱彜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清中叶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都成为临桂词派的引导。临桂词派被认为是常州词派的后继，是晚清全国词坛最重要的词派，也是广西历史上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

王鹏运（1849—1904），字幼霞，又字鹜翁，晚号半塘僧鹜，时称半塘老人。生于临桂县，先祖为浙江绍兴人，同治九年（1870）中乡试举人。之后数次赴京考进士均落第。光绪十三年（1887）任内阁行走、中书和侍读等职。光绪十九年（1893）先后任江西道和江南道监察御使，后升礼部给事中。其从政期间，正是西太后慈禧掌权，列强环伺中国，康梁变法维新的时候。曾上书进谏西太后不要修颐和园而险遭祸害。支持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参加了康有为在京组织的强学会和保国会的活动，为康有为代写并上送奏折，争取光绪皇帝变法图强。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南下，到开封、扬州、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游学，逝世于苏州。王鹏运自幼喜爱诗词，少年时代就有赶超苏东坡的志向。从桂林到北京后参加了广西同乡创办、王拯负责的文学团体觅句堂。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始专攻填词和词学研究，著有《袖墨集》《虫秋集》《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庚子秋词》《春蛰集》和《南潜集》等，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二卷和《剩稿》一卷。其词博采五代、两宋以来众多词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多忧时愤世之作，流露真情实感，被列为“晚清四大词人”之首。时人认为“清嘉道以后词人蔚兴，溯源两宋体格始自鹜翁……厥绪奇出，眇于沉郁，融情景于比兴，奇音振响，卓尔名家”；叶恭绰称“半塘气势宠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他还以三十年的时间，收集、校勘历代词作，做了细致的正误、校异、补脱和删复工作，刊为《宋元三十一家词》《南宋四名臣词》和《四印斋所刻词》等，后者集南唐、宋、元、金五十余家词，以“搜集富、版本佳、校勘精、补缺勤、订伪真、附注慎”之特点见称于世，又与朱祖谋合作编校《梦窗词》，成为中国词集精本。从此“词家开始有校勘之学，词集开始有可读之本”。在词学理论上，提出“重、拙、大”三字论，“重”即格调上“纯任自然，不假锤炼”；“拙”即写作中雕琢“毋太过，毋不及”，以“恰到好处”为胜；“大”即词作应达到博大精深的境界。此词论对当时词坛中存在的轻靡空灵之风起了矫弊作用。其词作、词学以及其对后辈词人奖掖有加、育培不倦的词学活动，为临桂词派奠立了创作和理论基础，是临桂词派的开创者和盟主。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孙，别号玉楼词人，晚号蕙风词隐，人称蕙风老人。生于临桂县，远祖来自江西靖安。有深邃的家学渊源，祖父况祥麟是举人，著有《六书管见》二十卷。祖母朱镇是知名诗人，号称“临桂女史”。父亲况洵进士出身。自幼受其伯父况澍所著《杂体诗钞》的影响，养成爱好诗词的习惯，后受广西三大中兴词人影响，词学词作日渐成熟。二十一岁中举，光绪十四年（1888）进京担任内阁中书，历任会典馆总纂修、江楚编译局总纂、安徽宁国府监厘督办等职。后曾受聘于两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端方，作为幕僚为之效力。辛亥革命后，定居上海，生活拮据，卖文度日，时任《新申报》副刊《小申报》编辑，辞职后每天写一篇《餐樱庑笔记》登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时常与诗朋词友如朱祖谋、沈曾植、张祥麟等按谱填词，宴饮酬唱以自娱。自中举之年出第一本词集《存悔词》起，著有《新莺词》《菱景词》《玉梅词》《锦钱词》《餐樱词》《梦菊词》《二云词》等词集和《修梅清课》各一卷、《第一生修梅花馆词》三卷，后删定为《蕙风词》二卷，还有《香海棠馆词话》五卷以及《词话外编》一卷，现坊间流行有《蕙风词话》一卷。编辑成集的有《薇省词钞》十一卷，《粤西词抄》三卷，《联句》和《珠玉词》一卷，还有《圆圆事辑》等文学作品。其词初师承王拯，并常与王半塘和朱祖谋一起研究词学，内心倾向同乡词学先驱朱依真，兼收并蓄，取各家之长，汇各派之词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王国维《人间词话》称“蕙风词小词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将其词与宋代晏几道、周邦彦、史达祖相提并论。被列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和临桂词派的核心代表人物。在词学方面，发挥了王鹏运关于词的“重”、“拙”、“大”的观点，认为“重者轻之反，拙者巧之反，大者纤之反”，提出词心、词首、词尾等论点，既有理论的探索，又有具体的填词要领的概括。词论代表作《蕙风词话》被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祖谋称为“千年之绝作”，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合称为“清末三大词话”。其内容的丰富多彩，立论的警辟、精当，词学创作方法的缜密、独到，对历代词人及其词品评论的广泛、识见，以及知识之渊博方面，确实有卓越表现，形成了自成一家的词学理论体系。（以上关于临桂词派和王鹏运、况周颐的介绍材料主要来源于韦湘秋著《广西历代词选》，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石涛（1630—1707），明代靖江王朱亨嘉之子，名若极。其父朱亨嘉曾自称监国，被瞿式耜杀害。当时石涛年幼，随母亲避难于全州湘山寺，落发为僧，法名元济，号苦瓜和尚。早年屡游安徽敬亭山、黄山，中年遍游国内名山大川，住南京，迁扬州，还去过北京，晚年定居扬州，以卖画为生。石涛擅长山水画，长于体察大自然景物，主张画山水者应脱胎于山川，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反对宋元以来仿古临摹的风气，提倡自用我法，不仅要师古人之迹，更要师古人之心，强调推陈出新，不落俗套。石涛的绘画理论和作品都独创一格，自成境界，在当时对扬州画派产生了巨大影响，是中国绘画史上别具风格的一派宗师，当时人称“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石涛的绘画和绘画理论在国外也享有盛誉，日本出版有他的画论专著多种。他的绘画理论专著《石涛画语录》被认为是“空诸依傍，自出神解，为从来丹青家所未道”。石涛对近现代中国画有极大的影响，张大千临摹石涛，黄宾虹苦学石涛，齐白石认为石涛是大江南北真正独一无二的具有独创性的大艺术家。

周位庚，乾隆年间进士，曾任山西泽州太守。他除了宗法石涛之外，还能融合四王和巨然诸家笔意，注意从古代画家中吸收营养，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山水画技巧，用笔苍劲，气韵浑厚，无论画的丘壑或林木丛野，都使人无繁杂琐碎之感，被誉为广西山水画家之冠。

李熙垣，永福人，字星门，号东屏。他是周位庚的女婿，继承周位庚的传统，一生致力于山水画。他壮年时曾周游各地，到过蓟门、居庸关、潼关和太行山等地，观赏大自然景象以丰富创作生活。他收藏甚富，兼融各家所长，人们评价其山水画“冰清玉润”。道光十七年（1837）他溯漓江经灵渠下湘江，著有《江行图》，对漓江、灵渠风光多有描绘。

罗辰，字星桥，从小喜爱绘画山水，在榕湖西岸建有“芙蓉池馆”，在此隐居作画，著有《芙蓉池馆诗画稿》和《桂林山水画稿》，其父是著名画家罗存理，妻子查瑶溪和女儿罗杏初也工诗画，有“罗氏一门三代风雅”的美誉。（以上周位庚、李熙垣、罗辰三人的介绍均据曾度洪等著《桂林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

此外，桂林还出现了许多名门望族，其中，李宜民家族以文艺著名，陈宏谋家族以科举著名。

先说李氏家族。

李宜民（1704—1798），家境贫寒，于康熙末年以笔一支、伞一柄来到桂林，初靠代写文书信件维持生计。后往来于太平府贩运物产，转运军饷、官盐，并承担经销。不到二十年，致富百万成为桂林首屈一指的富商。富裕起来后，李宜民热心公益事业，出资维修、兴建桥梁、寺院、府学及文物。他重新修复被大水冲垮的雉山太平桥，更名长宁桥；他修复隐山僧舍，更名华盖庵，并刻《金刚经》《十六尊者像》供奉寺中；他还修复了开元寺和虞山舜庙，并对桂林府学的维修作了捐助。李宜民富甲一方，对教育、交通、宗教、文物做了大量捐助，但他自己却以俭淡终其身。其子孙多有作为，在清代享有“临川李氏”的赞誉。其子李秉礼的诗、李秉绶的画、其孙李宗瀚的书法，称“李氏三绝”。

李秉礼（1748—1830），字敬之，一字松圃，号韦庐。江西临川杨溪村人，其父李宜民于雍正年间到广西经商，其后定居桂林。早年出仕，官至刑部江苏司郎中。三十岁辞官归隐，寄情山水之间，专事诗歌创作。与山东高密诗人李宪乔友谊最深，写有关李宪乔的诗就有六十余首。其第一本诗集也由李宪乔编定。时人将其友谊比作汉之苏李、唐之李杜。作诗以中唐诗人韦应物为宗，根柢于陶渊明，所谓“出陶入韦”，故以韦庐为号，又将园中奇石命名为韦石。其诗多为吟咏山水及闲适生活之作，亦有教谕子侄，怀念故人及哀悼亡妻亡友的作品，被认为“至情语，伤心语，不忍卒读”，风格清和淡远，格调高旷，能从性灵上写出桂林山水及田园生活的逸致。袁枚评其诗“各体具佳，尤陶、谢、王、孟、韦、柳诸家。性之所近，又能独出心裁，不袭陈迹，选声必脆，下字必工”。朱依真称其诗“格清而味腴，天骨独高，造语不求新而自新，冲和平易”。有《韦庐诗集》九卷，古近体诗刊一千一百多首传世。《峤西诗钞》收其诗一百一十八首，《三管英灵集》收其诗五十九首。

李秉绶，李宜民之子。擅长绘画，而以兰竹梅石尤其出名。叠彩山风洞、伏波山还珠洞、虞山韶音洞、普陀山七星岩口，各刻有他的兰竹两幅，是桂林石刻画中之精品。他与朱鹤年、汤贻芬等人齐名，有“乾嘉十六画人”的说法。

李宗瀚，号春湖，李秉礼之子，精书法。乾隆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主浙江学政。癖嗜金石，工诗，书法尤推重一时。曾国藩曾说作家之法时贤可为师资者唯一石两水：一石指刘石庵，两水指李春湖、程春海。近人马宗霍《岳楼笔谈》说他“书品之深，并世无偶”。著作有《静娱室诗文集》《杉湖酬唱诗略》。其书法作品为故宫博物院珍藏。

再说陈氏家族。

陈宏谋（1696—1771），本名弘谋，字汝咨，号榕门。生于临桂县西乡横山村。二十岁入临桂县学，补邑庠生。雍正元年（1723）春，应恩科乡试，中式第一，为解元。同年秋，入京会试，成进士。入庶常馆，为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散馆，授职检讨。两年后，改授吏部郎中。雍正七年（1729），考选浙江道御史，授扬州知府。从此外放任职，由知府、布政使而至巡抚、总督等官。历任甘肃、江西、陕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苏等省的巡抚及两江、陕甘、两广、湖广等地的总督，所谓“外任三十余年，历行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在各个位置均有较突出政绩。乾隆二十八年（1763），回京入长吏部，晋太子太保衔。第二年，命协办大学士。乾隆三十二年（1767），授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乾隆三十六年（1771），因年老多病，回籍调养，加太子太傅衔，食俸如故。同年途经山东兖州，病逝于韩庄舟次，享年七十六岁。在世七十多年，为官五十年，是公认的乾隆时代最杰出的封疆大吏。“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他每到一地，为官一方，都深入实际，了解地情、民情、吏情，而后根据事之轻重缓急，详为规划，次第执行。举凡整治河道、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开发矿产、疏通运输、创立社仓、兴办义学、清理讼狱等，事事在心，皆从根本做起。他著述甚丰，辑古今嘉言懿行，编成《养正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教女遗规》《学仕遗规》五种遗规，还著有《培远堂偶存文稿》《近思录》《大学衍义》《在官法戒录》《官箴》《四书考辑要》等重要著作。他崇尚宋儒理学，重经世致用，有“岭南大儒”之誉。其诗文汇编成《培远堂全集》。他认为诗歌的“根柢”在社会，在诗人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诗歌创作要“寄意遥深”、“有关风教”，表现了现实主义的诗学思想。

陈宏谋不仅从政济世利民，著书传播后世，而且治家有方，其子孙连连中举及第，有“五代连科”之称。（以上关于陈宏谋的介绍主要来源于钟文典《利在人民，功垂青史》一文，此文载朱方主编《陈宏谋研究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陈莹英，陈宏谋的女儿。从小得到文学修养，能诗善文。其作品富文采，讲格律，写家庭生活，多伤感情调。如《遗恨词》六首之二写道：“守身执玉廿余年，立志甘同金石坚。不是红颜仍薄命，断肠心事有谁怜？”写出了自己为丈夫守节二十多年幽怨伤痛的心理。《三管英灵集》卷五十一收其诗十八首。

陈继昌，原名守睿，字莲史，生于临桂县横山，陈宏谋的玄孙。嘉庆十八年（1813）参加乡试中解元，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会元，接着参加殿试中状元，成为广西第二、中国第十三名三元及第。当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原靖江王城）端礼门上建“三元及第”坊以示颂扬。中三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在京任职三年，后派任外官，先典试陕、甘、京、察一等；中间一度南归广州讲学。道光十年（1830）北上任直隶保定知府、山东兖州知府、通永河道巡察，继任江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一度游宦广州，不久又历任甘肃、江宁布政使，最后晋升江苏巡抚。后因年老多病，告老归田，在家卧病三年多，不到六十岁去世。有《如话斋诗存》传世。此书曾作为《陈榕门先生遗书》的附录于1943年由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编印发行。《如话斋诗存》收录其诗一百一十八首，多为题赠书示和唱酬、感赋以及忆念纪恩之类的诗。他用字典雅、蕴藉，感情深挚。他擅长写五七古诗和乐府体长诗，但形象思维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