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背景与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并将其放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八个着力点之首。可见，自主创新不仅是中华民族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强大动力，也是科学研究的永恒动力。因为，自主创新所涵盖的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制度、观念、理论、方法等，大部分属于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15世纪以来大国崛起的实践表明，民族国家的软实力至关重要，而创新性理论、观念乃是其“内核”。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在理论上不能站到时代的高峰，就无缘跻身于有影响的大国之列，也难以自主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此外，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表明，创新性理论往往生成于不同学科的边缘交界之处，跨学科研究业已成为理论创新的有效方法。有鉴于此，对于承担着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提供理论支撑重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自主创新是其进行科学研究的永恒动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需要是其进行自主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而跨学科研究则是其从事自主理论创新的现代手段。本文提出的“科学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就是我们数年来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粗浅尝试。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发展，社会转型期必然出现的诸多深层次矛盾日益彰显。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由此现实出发，若经济增长过慢，势必带来现实中就业困难、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综合国力增强步履维艰等方面的巨大压力，而若经济增长(根据工业化核心指标衡量)太快，则其可持续性堪忧，从而形成未来难以持久发展的巨大压力。因此，在诸多矛盾中，牵涉着发展目标和既定生产方式与制度之约束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尤为突出，或许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瓶颈”。“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之首，而人口爆炸、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也是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在石油价格猛涨、美元持续疲软、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今天，从根本上制约经济增长的能源短缺及其可能导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绝非盛世危言。该困境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制度、文化诸方面，其中蕴含的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或许包含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是否要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理念在既有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索更管用的新框架。这是源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实践需要的重大理论问题。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发现和阐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过程中，就曾深入研究过经济社会可持续地科学发展问题，其中弥足珍贵的，是他们关于人与自然(包括资源与环境)通过相互“异化”达到和谐一致和“化解矛盾”的思想。20世纪后期，国际学界曾提出持续增长与合理持久的发展(罗马俱乐部，1972年)，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1987年)，平衡发展(balanced development)^[2]和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3]，在相当程度上，这反映了西方学者从关注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这一演变趋势的持续深入。国内学者结合改革开放实践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取得诸多成果^[4]，这些成果结合转型期发展难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形态、基本假设、核心范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认真而扎实的探索。自“十五”计划纲要把改革与发展两大主题调整为“以发展为主题”以来，中国经济学正逐渐实现从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5]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均衡、可持续地科学发展”与斯蒂格利茨针对中国经济增长建言的“均衡、平等、可持续地发展”^[6]殊途同归、不谋而合。实践证明，“科学发展”是在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东西方市场整体理性形成的共识，其本身就是跨越学科的重大理论创新。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理念构建经济学分析框架，是针对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而采用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尝试，它能够为人们破解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难题提供新理念、新尺度，既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可为理论经济学这些“工具箱”增添新工具，并且不失为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在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化的认真探索，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